完成《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

1964年12月24日，胡耀邦完成《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在这份九千多字的报告里，胡耀邦一方面按照会议的主题，阐述了他对社教运动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观点，这些观点当然都离不开毛泽东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总体框架，但在联系到陕西的运动情况时，他就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在《陕西社教要特别注意什么》这部分中，他说：“全省已经清洗了（即双开）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性急了就难免出差错”。他说，“如果否认他们（干部）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条件下，可以进步，可能变好，因而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对于补划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问题，他说：“土改时确系地富成份，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底已经一般，本人表现老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

 

 

除此之外，他还以不小的篇幅谈到“怎样把生产搞上去”和“一个特殊问题——陕北问题。”他说，“从去西安第一天起到现在，脑子几乎每天都在盘算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这几年陕西省的农业相当地落后了。第一，整个生产力上升很慢。第二集体经济很脆弱。”他说：“生产为什么掉队了？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因为陕西两条道路斗争特别严重。但是有同志认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同志对组织和领导集体生产有保守思想。……在生产斗争上是小手小脚，慢慢腾腾。……我赞成这种看法。”他特别提出了“肥料问题”，对“多年来陕西有个争论，是水第一呢，还是肥第一？”讲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陕北问题”，他说，“要把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黄土高原根本改造过来，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许多同志认为，如果若干年前，树起雄图，抓住要领，拿出措施，埋头苦干，则可断定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因此，大家认为再不能蹉跎岁月，务必急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