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比较研究

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华国锋同志仍是党中央主席，耀邦同志被选为中共中央常委和总书记。这一年新成立的书记处，夜以继日地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如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刘少奇等党内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平反；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政治局通过了以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在党内首先提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禁止个人崇拜的宣传等等。一系列崭新的政策方针陆续问世，亿万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迫切要求得到尊重，全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十分喜人。时年为公元1980年，阴历的庚申年，故有人称这一年为“庚申新政”。现在很多人已不知这一称谓，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这一年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岁月年轮。

耀邦同志作为中央书记处集体中的一员，又担任着这一集体中的班长角色，他这时的思想准备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无需文学的描绘，不用感情的猜想，他对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有话留给家人：

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我们学主席。工作精神，我们学总理。研究大问题，不搞繁琐哲学，我们学小平。过一段时期，你们也会谅解我们，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我们没办好，或者没有办，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历史的局限。（胡德平《个人日记》，1980年3月9日）

耀邦同志的学习榜样，也是书记处同志们的学习榜样。他不认为职务高了，就会有超人神奇的力量和智慧，他承认每个人都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局限。他说，在书记处中，只有宋任穷、他和胡乔木是八大的中央委员。他这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很多过去的中央委员都是党内出类拔萃、独当一面的人才、奇才，但剩得不多了，一些有才干、能服众的老同志，相继离世，告别了党的事业，如罗瑞卿。他认为如果罗在世，参加书记处的工作，那么这一集体可能更有活力。像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装满他的头脑，逼迫他思考，他说：

有时，夜晚两点我醒来，都要抽一支烟，想些问题。（同上）

植树造林是胡耀邦一贯热心倡导、身体力行的。这是他于1982年3月14日在北京郊区顺义植树时 小憩。 （胡德平/图）
他担任总书记后，或许就在五中全会期间，曾对中央党校一位同志说：

我做过军队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现在想专心研究一点经济问题，从县一级研究起。中国幅员辽阔，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用解剖一个麻雀，树立一个典型，像大庆、大寨，全国都来照搬的那个办法搞现代化建设，看来不行。我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进行比较研究。（《胡耀邦思想年谱》第483页）

让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耀邦同志立愿要走遍全国各县，是游山玩水，还是工作上的蜻蜓点水满天飞？原来他要做全国各地的比较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指导革命的工作方法，从具体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并且不断反复提高。毛泽东的《实践论》、《论持久战》对他的思维方法影响很大。当时，“比较研究”还是一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他把这种方法也吸收过来，为他的工作服务。

当时全国29个省市，2500个县，从何处入手呢？沿海不是西部，南方不比三北，各地情况大不一样。除去沿海特区之外，他从差别最明显的北京和西藏开始“比较研究”。“文革”期间的1973 年，我曾在西藏待过三个月，翻过喜马拉雅山，直达麦克马洪线。因此，1980年耀邦同志去西藏时，我也要求同行。5月30日在拉萨，他对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的同志讲：
请你们搞个“西藏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直送我和万里同志。29个省都等中央规划不行。我们要抓一个首都，抓一个西藏，内地省份抓一个省就可以了。（胡德平《个人日记》）

北京，中国的首都，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自从北平一解放，我就在这里生活，以后去了四川，1953年又回到北京学习、工作、生活。是呀，北京应该怎样规划，怎样建设，在中国以至世界应该是个什么形象。我一直没有这个意识，更谈不上有何思考。

为对首都北京长远的建设发展情况有更多的感性认识，耀邦同志于1980年4月，集中若干天时间考察了北京，包括：地铁设施，平谷的许家务村，密云水库，昌平、延庆与河北怀来地区和官厅水库。一路上他和北京市4位领导、各县同志边看边议，交换意见。当时重、轻、农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计划指令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大家看到，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经济模式有着巨大的矛盾，对于过去体制的弊病，有了更深刻地了解。这次调研使耀邦同志受益匪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