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一秒都是宝——父亲胡耀邦注重工作效率的故事

《秘书工作》杂志社的同志约我写一篇文章，向读者讲讲我父亲胡耀邦注重工作效率的故事。写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因为父亲的一生是讲究效率的一生，与时间赛跑的一生，也是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一生。他惜时如金、科学合理、不拘一格、高效快捷的工作方法，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学习：争分夺秒 博览群书

父亲是一个特别好学、特别惜时的人。他的这个习惯是在战争年代养成的。通古博今的毛泽东在延安把父亲介绍给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曾称赞父亲是“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这一夸奖父亲不但终生牢记，更成为他后来孜孜不倦学习的无尽动力。枪林弹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没有整块的时间读书，父亲就利用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和部队出发前的几分钟看书学习。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南北常常没有吃饭和睡觉的时间，父亲找不到书，就看皇历。每打下一个地方，就找当地的县志看。
改革开放之初，父亲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虽然每天文件堆积如山，大小会议不断，但他始终坚持每天读书半小时，他说只要这样坚持数十年，就能读完上亿字的书。在长期的实践中，他还总结出一套速读速记的读书方法。
父亲每次外出视察回来，案头的文件、报告、内参、人民来信，老是堆得大堆小摞的，他总是立刻坐到办公桌前，头也不抬地一连批阅几个小时，批阅完毕早已夜深人静。我常埋怨父亲不会休息，他却一脸天真地笑着，还不无得意地说：“脑子这个东西真好！我现在每天工作大约16个小时，除了三顿饭一共用去1个小时之外，散步1个小时，读报看新闻看书需要1个小时，再睡5个小时的觉。嘿，脑子它照样转，而且越用越好。”
从1978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到1987年辞职，父亲始终住在勤政殿那套两间房子的办公室里，一住就是8年。其实我们家离他的办公地点并不远，单程步行也就十来分钟。但在父亲看来，这点时间也不能浪费，自己住在哪儿都一样，日积月累就能省出很多时间来工作和学习。

调研：充分准备 轻车简从

父亲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也非常善于调查研究。在调研工作中，他特别注重提高工作效率，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结合已有的资料，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不足都先了解一番，做到心中有数。
父亲外出考察常常坐火车。在车上他总是一边听有关部委领导和省市领导的汇报，一边谈工作，没到目的地就已经交换了意见。到了目的地，父亲的习惯是与当地的领导坐在一辆面包车上，既了解干部，又能发现和讨论问题。他轻车简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不打扰群众，也是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父亲一有空就深入基层，尤其注意到那些偏远、贫困的地方去。许多荒漠边陲、严寒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全国2000多个县，他去过1500多个。在调研途中，父亲总是抓紧时间走访调查，勤跑多看，不允许把时间浪费在吃饭上，他明令跟他出去不许观光。父亲吃饭非常快，经常是刚上两三个菜，他就已经三下五除二地吃完饭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不敢接着吃，只好放下筷子跟着走。1983年2月16日，父亲到广东调研，第一站是韶关。可当地下大雨，飞机起飞时间不得不从8点推迟到10点。由于临时改变计划，飞机上没有准备午饭，只有一些饼干，分到每个人手里不过几块。下飞机换乘汽车到达目的地时，已经下午2点多钟。父亲走下车，对接待的同志说：“不吃饭了，飞机上吃过了。我们开会吧。”虽然大家都没吃什么东西，又冷又饿，但是父亲不吃饭，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去吃。结果都陪着父亲挨了一顿饿。
1984年1月，父亲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已经比较晚了。父亲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大家都主张第二天天亮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12点钟，车开到贵州望谟县，天黑得辨不清方向，只好临时找地方住下来。夜里，父亲就在望谟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只能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接着赶路。经常跟父亲下去的同志都知道，跟他出差，不光要有长途跋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还要具有适应挨饿和随时行动的能力。
1985年4月，父亲出访南太平洋诸国，12天跑了5个国家，外事活动全都安排得满满的，会谈接着会谈，忙得无暇他顾。回来后，跟他出访的工作人员打趣地说：“跟着总书记去了一趟澳大利亚，连袋鼠是什么样儿都没看见就回来了。”

    工作：废寝忘食 运筹自如

父亲的工作效率之高，有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1983年10月，彼此尚无一面之交的剧作家梁信将他刚刚完稿、打印得相当模糊的14万字剧作《赤壁之战》寄给父亲看。梁信回忆道：“使我感动的不是他在日理万机的岗位上看一个素昧平生的作家的未定稿作品，倒是那批阅之速，回信之快，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一般人难以理解。因为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就连一位制片厂的副厂长，或哪位文化部副部长看一部剧本，也需要半个月到20天，甚至几个月。这一次，我寄稿的时间是1983年10月7日上午9时，通过广州军区收发室寄出。估计寄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时间是10月11日，最快也得10月10日寄到。但是在10月15日，耀邦同志会见法共代表团时，就对陪同会见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同志谈及‘梁信的新作’，并说他已经写了回信⋯⋯算起来他是稿子到手的当天或第二天就看完了7万字的上集，并在第二天（13日晨）写了回信。多年来每念至此，我心中时时不安。”
1977年，父亲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工作，正值“四人帮”为害10年冤假错案积案如山之际。中组部接收重大专案材料共391363件；涉及的高级干部就有669人。平均每天收到人民来信500多封，其中70%都是控诉“四人帮”和申诉自己冤情的。父亲规定凡是信封写着他名字的信，都要及时送给他本人看。父亲总是在吃饭和休息的时间看信，据中组部统计，父亲在任的13个月里平均每天批阅副厅（局、地）以上级别干部的来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了200封。对此，有人开玩笑地说：“比起《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当耒阳令时处理积案的效率要高得多。”
经父亲之手处理的信件，有的他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随着来信的不断增多，秘书只好把申诉信的主要内容摘成一两页纸的摘要，以方便父亲阅读。凡经父亲批处的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处理情况，以确保落实。
父亲忙得常常夜里一两点钟才睡觉，有些不认识的上访人员早上不到7点钟就来堵我们家的门，父亲都是亲自接待，从不厌烦。有时屋子里一下子坐着五六个互不相识的人，父亲经常顾不上吃饭、休息，与他们逐个交谈，直到他们一一离去。
在主持中组部工作一年多和后来主持中央工作约3年的时间里，父亲在有关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有6000多名中高级干部重新分配了工作，有300多万件冤假错案被平了反，55万名“右派”摘下了压在他们头上多年的沉重帽子，上百万知识分子被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80年，父亲担任中宣部部长时，社会上的各种报纸和刊物迅速增多起来，他忙得无暇翻阅，就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帮他收集和阅读尽可能多的报刊，并将反映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代表性观点的重要报道和理论文章画下来，供他抽空阅读，为他领导宣传工作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