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慰忠魂

——胡耀邦同志为我平反冤案始末

敬爱的耀邦同志离我们远去已有17个春秋了，但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和彪炳千秋的伟大精神，却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想起当年耀邦同志为我平反冤案的情景，每每心如潮涌。
沉冤似海
提起耀邦同志对我的恩德，事情还要从四十多年前的“社教”运动说起。
1964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运动”），并决定在陕西省长安县先行一步进行试点。我的老家长安县细柳公社南三角村进驻了“社教”工作队。我和我家的冤案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我的哥哥当年参军，复员转业后曾在村里任村干部。由于工作方法欠当，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便怀恨在心，趁“四清”运动之机，利用职权向“社教”工作队进行“汇报”，借机打击报复。如竟把村上照顾军属（因我哥参军）的劳动，说成是“剥削行为”。更有甚者，他们竟无中生有，捏造假材料，说我家“解放前三年雇过长工”，并以此将我家的贫农成分补定为“地主”，把我哥打得死去活来，逼得我哥竟要自杀。1965年元月，我哥在西安见到我，诉说冤情，声泪俱下地告诉我：“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男孩子养大成人！”绝望到了这种地步！
我想，解放前，我家不但未雇任何长工，还以给别人打短工为生。土改时，我家定为贫农成分，并分有胜利果实——地主家的土地三亩七分。翻身后，我们弟兄们参军的参军，上学的上学，我哥在部队立功受奖，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人民助学金到毕业，工作后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社教”前，我家有党员两名，团员一名，革命军人两名，实可谓一个革命家庭。现在怎么竟然成了什么“地主”，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底要革什么人的命？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于是我决定通过所在的咸阳机校党委，写了一封反映我们村社教工作情况的信，希望能纠正运动中的偏差。谁知这封信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使他们变本加厉，打击报复进一步升级。
当时在极“左”路线下，咸阳机校党组织不分青红皂白，竟相信了社教工作队的一面之词，于1965年8月开除了我的党籍。对这样的处分我当然不服，便向上级党委写材料申诉，学校党委知识后，竟然开除了我的公职，并打成“反革命”，送回老家监督劳动。
三次进京
蒙受了这天大的冤枉，我仍然坚信，这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共产党的立党原则，这其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出于以上想法，我决定进京告状。
第一次进京是1966年元月。结果是刚回到家，就被人打了一顿，并警告我不许再找省委告状。出于无奈我只好再次进京。
第二次进京是在1966年7月。这次是中央办公厅一位秘书接待我。我痛哭着向他陈述，他劝我不要哭，并说：“你的申诉材料已看了，我们要求陕西省委重视你这一问题，并要求省委将调查处理结果报告中央。”省委办公厅接到中央批示后，要求咸阳市委和咸阳机校调查处理。后因下面各级党组织瘫痪而仍无结果。而这时，村里知道后对我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又是开会批判斗争，又是严刑拷打，我实在无法在家里待下去，于1967年7月份第三次进京反映情况。
这次进京，接待我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该站接我的申诉后，批文给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再下转咸阳军分区，再转咸阳机校大联委。经逐级批转，学校有关组织才派人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并于1968年向咸阳军分区上报了材料，要求给我彻底平反。后来驻咸阳机校工宣队认为“社教工作团”属路线错误，早已撤出各地方，便写了介绍信，让我暂时回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并答应待校革委会工作安排就绪后，立即复查有关材料。
但事情并不像上级要求得那样顺利。在我这次回乡后，又被打得死去活来，为了逃条活命，我只好请求长安军管组将我拘留了起来。
遗憾的是，在当时情境下，长安军管组也不问青红皂白，竟根据那些无中生有的假材料，更加错误地认定我上中央告状为“大搞翻案活动”，给我判刑七年，先后在西安砖瓦厂和南泥湾姚家坡农场“服刑”劳改，直到1977年刑满释放。
冤狱昭雪
1977年10月，我满怀信心进京，直奔中央党校要求谒见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由于我刚从监狱出来，任何证件也没有，便拿出当年（1958年）耀邦同志接见学生团干部时给我的题词，题词是写在一个笔记本上。传达室的同志随即拨通电话（后来得知，耀邦同志曾叮咛传达室的同志，“凡点名要见我谈问题的人，一律热情接待，不许阻拦”），耀邦同志的秘书陈唯仁接待了我。我向陈秘书出示了当年军管会给我的所谓“判决书”，陈唯仁同志当下就拍案而起，气愤地说：“反映问题，怎么判刑；根据这纸判决书，就可平反！”当即受理了我的申诉。正巧在这时，胡耀邦同志急急忙忙进了门，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好！我正忙着，有什么事给唯仁同志说，他会给我汇报的。”
我的申诉材料是1977年10月23日交给陈唯仁秘书的，1977年10月24日，也就是第二天，就有了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全文如下：“此件可不转华主席和各副主席，直送李瑞山、于明涛同志阅处。”
10月30日，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接到批示，在饭桌上即在中央批示的原件上写道：“由省法院派人牵头查，咸阳地委和长安县委查清处理。”在场的政法委书记于明涛同志也说：“赶快查。”
这时，我仍从北京回到南泥湾姚家坡农场。有一天接到妻子的来信，才得知专案组已调查了十多天，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后来专案组派人去农场接我，问我和胡耀邦啥关系，去告状竟然坐飞机被送回。我当时回来还未敢进村，暂住在亲戚家。专案组同志说：“你回去，看谁敢动你一根毫毛！”
1978年3月1日，长安县革委会正式作出为我和我家平反的决定：恢复家庭贫农成分；撤销原判，恢复我的公职和党籍。
可以说我的新生，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耀邦同志给的。为了表达我的感戴之情，1978年在我平反不久，便背上陕北的大红枣和核桃进京，虽未见到耀邦同志，却由秘书处得知：胡校长知道你平反了，激动地说，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呢？他最近感冒，仍一天看60封信，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又一次受到了教育和感动，决定把补发的工资剩余部分全交党费。
2001年，我曾携夫人、女儿、孙女专程去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拜谒吊唁他老人家，见到他像一般老百姓的坟而又像一座山的陵墓，我感慨万千，热泪盈眶，告诫我的儿孙辈要牢记他的恩德，学习他的伟大精神和崇高人格，全家人恭敬地将一把黄土撒在他老人家的墓上，遥祝他永远安息，永垂不朽。我还特意为他的陵园捐款一万元，以资扩建他的陈列纪念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