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川北大事缉录

1950年

2月   任中共川北区委第一书记。任职到一九五二年七月。

2月   任中共川北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任职到一九五二年七月。

2月18日   率十八兵团部分干部由成都出发赴南充。

2月20日   傍晚到达南充市，途中遇土匪袭击。

2月20日   晚上，召开临时工委会议。副书记赵林等汇报当地情况和近期工作，特别强调土匪猖獗，严重危害百姓。胡耀邦要求部队和干部有所警惕，准备打击土匪。胡耀邦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要正式组建川北区党委和川北行署，这是头等大事，要求马上发通知，第二天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2月21日至24日   主持川北地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工作会议，宣布川北区党、行政公署、军区成立，胡耀邦任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军区政委，赵林任区党委副书记，秦仲方（后又补刘聚奎、裴昌会）任行署副主任，韦杰任军区司令员。川北区为省级建制。

2月25日   出席南充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发表《团结起来，建设新南充建设新川北》的讲话。他分析形势，指出国民党已绝无“反攻”的可能，希望大家要坚定信心，不要轻信谣言，要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的政策。他指出，当前困难重重，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很多，不能停步不前，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脚踏实地，稳步前进。要建立、发展和加强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他说，就数量而言，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党外的广大群众是一支极其重要的建设大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各项工作。他激情高呼：“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散会以后，胡耀邦走到代表当中，同大家交谈。

2月28日   出席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成立大会。

3月17日   政务院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他为川北行署主任，副主任为秦仲方。

春    南充市许多缝纫工人因货源缺少而停机歇业，生活困难。胡耀邦听说后，专门到缝纫工人家里访贫问苦，同他们探讨出路。在同有关部门协商后，他决定将原由重庆加工的川北军区军服和川北区党政干部的制服包给南充市缝纫合作社，同时指示粮食部门用粮食支持丝绸公司购茧，支持贸易公司收购土布。这些措施使濒临倒闭的中小缝纫工业复苏过来。

3月   参加由邓小平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西南土地改革会议。由于西南地区刚刚解放，还有二十七万土匪遍布各地，另有九十万投诚或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等待安置，形势很不稳定。邓小平采取灵活的政策，暂时不搞土改，实行减租退押。在会议上，胡参与起草《西南地区减租退押条例》。

3月   准备赴川北时，着手筹办《川北日报》。他从十八兵团商调新华社驻兵团分社社长袁玉明负责筹办工作，在兵团政治部办新闻训练班，培养三十多名学员。本月，《川北日报》出版。

3月   区党委建立统战部，兼任部长。他对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说，统战部是党委领导下的重要工作部门之一，是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参谋部和办事机构，是党外干部的政治部。在他的具体指导之下，各地市的统战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大部分县委设立统战委员。他又从组织上对各级统战工作人员的编制、职责分工、政治面貌等等作了明确规定。

4月15日   主持川北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川北区剿匪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任主任委员，韦杰任副主任委员。部署各地、县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

5月7日   夜，行署大院职员宿舍被人纵火。在重庆开会的胡耀邦连夜赶回南充，主持紧急会议部署破案。经过缜密侦察，查清是“国民党救民义军川北总司令”胡伯洲策动。

5月16日   在团级以上军队干部参加的总结剿匪斗争经验的会议上，针对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要对付国民党特务分子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对付他们所散布的谣言和暴行，对付他们的种种诡计：四处流窜，巧妙伪装……渗透我们的组织团体，挑拨离间，使用美人计……我们必须把勇敢、坚决的斗争与灵活、机动的策略紧密结合起来。党、政、军与群众必须联合在一起。机关团体组织干部必须与农村干部团结起来。军事进攻应配合对敌人的政治瓦解。战斗队应与工作队协调行动。既要动员群众，也要把地主与控制村庄的自卫队分开。要消灭国民党特务，就必须挖掉土匪根子。否则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我们一走拢；他们就开跑；我们一离开，他们就回来。要拔掉土匪根子，就必须捉住那些幕后操纵者，土匪帮及其同伙的首领、那些给他们钱并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尤其重要的是，要发动群众，组织农协会，实行减租退押，开展土地改革。如果群众动员起来了，争取到我们这一边了，匪帮就会被迅速消灭，在九月以前彻底消灭川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和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上半年  就新干部的教育学习致信区党委赵林、李登瀛等，提出要对干部进行思想作风方面“深刻的教育”。信中说，由于我们的干部这么新，小资产阶级这么多（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工作这么忙，“反”的空气这么高（指各项政治运动），我认为我们必须经常地、仔细地留神下面这些现象：
一、不严格遵守政策，乱撞乱碰，把事情弄糟弄烂。
二、不调查，不研究，主观主义，粗枝大叶，是非良莠不分。
三、强迫命令，急躁从事，脱离群众。
四、到处惩办，不以教育为主来解决绝大多数的干部的缺点、毛病、错误问题。
五、闹宗派，互相报复，不求进步，不努力学习。
六、说假话，把缺点与问题掩饰起来。
我感到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用极大的力量准备一个极大的学习运动，学一些理论，学一些政策，学一些思想方法，大大宣传一番正确的作风问题，以便使这么广泛的新干部，对正确的思想作风从而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6月23日至7月1日   川北行政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在会上作关于该区解放以来的工作报告。他指出：川北区在解放半年来，基本上肃清了境内的大股土匪，适当地处理了国民党溃散官兵和整编了起义部队，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秩序；在经济工作上，人民政府贷款扶持了公营企业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厂商，同时整顿了财政收支，稳定了物价。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川北行署的施政方针是彻底肃清土匪特务，进一步地巩固革命秩序；建立和加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反恶霸、减租运动，准备在明年秋后进行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文化教育事业；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提交大会。《公约》共十条：包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只能站在人民之中，不能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人民的代表，要密切和群众联系，要坚决和敌人作斗争。”“我们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政府各种法令的积极宣传者和组织者。”以及随时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等。胡耀邦指出：公约条条都是为人民着想，条条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条条都可以办到。毫无疑义，实现这些条文，就是人民代表的本色，就是人民代表应具备的品质。经过民主协商，产生川北区协商委员会，胡耀邦任主席、赵林等任副主席。协商委员会在各界人民代表会闭会期间，代表各界群众参与政府讨论、协商川北各项重大政策，执行统一战线组织的任务。

6月   川北行署成立成渝铁路筑路委员会，兼任主任委员，动员数万人参加铁路修建工程。

6月   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川北行署组建，率领行署组成人员举行宣誓就职典礼，朗读誓词：“我们以至诚向川北人民宣誓：我们要奉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各种政策法令，厉行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作风，随时随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和建设人民的新的川北而努力奋斗。”

6月   鉴于有各种思想作风方面问题的干部相当普遍，有些地方相当严重，个别人个别地方很严重。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和贪污腐化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1950年7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共川北区首届代表大会，作《提高自己，依靠人民，稳步前进》的报告。

8月底   领导剿匪斗争。共歼灭股匪七万三千多人，其中政治瓦解两万四千多人，粉碎了匪特企图在营山、江油、盐亭、射洪、蓬安、南充等地发动暴动的计划，提前一个月消灭股匪。

8月   出席军区党代会并讲话。他说：川北八个月的工作，要数军队功劳最大，大家为人民办了好事，川北人民永远记得。我们共产党员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吃苦，别人享福，所以才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八个月来军区部队有一个缺点是纪律不好，这是不能原谅的，一切理由都不能减轻纪律不好所造成的损失。纪律不好，首先是犯纪律的同志自己要负责，居功自傲、享乐腐化，觉悟不高。其次，才是领导的责任，各级党委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坚强，个别地方有官僚主义，熟视无睹。纠正的办法是，坚决进行整纪整风。坏思想、坏作风像“孙悟空”，整纪整风，就是给他加一道紧箍咒。

1950年10月3日   就《川北日报》印刷质量差等问题致信报社领导，阐述了党报的作用、地位和报纸工作人员应有的责任感与光荣感，详细地提出问题，并指出解决的方法。信中说：我们的错字、倒字、歪字往往比别的报纸多，往往还排得零乱；我们的拼版，很少端正过，线条往往是歪的，特别是这两天的报，歪的不像样了；我们有些新添的字体很难看；我们的油墨常常没有调好，多半太浓，有时则是漆黑一块；我们的报，常常是把字印得凹进报纸里去，常常有些字又没有印出来。我们的报纸十张总有好几张没有弄平而印重叠了的。信中还写道：我这样提出问题来，根本不是想批评你们，而是想和你们大家一起商讨，能否把报纸（书籍、刊物也一样）印得更好？要如何才能印得更好？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具体困难要解决？这些，我都希望你们一件一件地告诉我，我愿意和你们一道来解决这些问题。

10月23日   布置召开川北工商会议，各县、市工商界代表和工商科长参加。会期从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六日。会议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工商界现状，听取代表们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反映和意见，调查在公私、劳资、城乡关系上的问题，同时在代表中发现积极分子，经过培养以作为今后工作中的骨干。每次开会，胡耀邦都来听取意见，认真记录，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11月6日   出席川北工商会议闭幕会并发表讲话。讲了二十七个问题，告诉大家不要听谣言，不要怕国营，谈到政府方面的方针举措。讲话表现了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期望，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

12月30日   以行署主任名义，在《川北日报》上致信全川北文教工作者，表示慰问。信中说：“由于诸位先生的努力，使我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展开。切盼继续奋斗，俾使一九五一年的学校教育、工农教育及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更向前迈进一步。”

下半年   区党委和行署整风进入总结检查阶段，在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前段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有缺点，重大的缺点”，例如，对任务从整个过程看还抓得不紧；征粮工作中间紧，两头松，具体指导不够；在发动群众上具体办法少，督促不够，等等。在胡耀邦带动下，各级各部门从上而下总结工作，听取下面的意见和批评，一再告诫不可简单粗暴，不可轻易处分人，干部们情绪稳定，对缺点、错误不掩饰、不护短，实事求是地作好个人总结，收获很大。

1950年   签署《关于成立生产供销社各项决定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供销社的经营方针是：“扩大本区的土产和手工业品的流通范围，结合救灾，调剂本区副产品及手工业产品的供求，扶助手工业产品与合作事业的发展，配合巩固物价稳定及人民币下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1950年   提出筹办一所全区性大学。行署文教厅根据他的指示，将三台县私立川北大学迁到南充市，与南充市原川北文学院合并，建成川北大学。胡耀邦提出：一、要亲密地紧紧地团结起来；二、不看牌子只看货色；三、对两校师生同等看待，学生一律参加甄别考试。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担任学校领导，使学校很快进入正轨。

1951年 

1月6日至10日   主持川北区党委召开的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川北土改工作总团成立，任总团长。

1月19日    南充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出席会议并讲话。川北各县工商界税收已完成并超过西南局下达任务的百分之三十，在支援抗美援朝、参与市政建设方面也作出贡献。胡耀邦首先对工商界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把今后各级政府在工商业工作中执行的六条政策通报大家：一、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不能因片面强调维护工人利益而妨害了劳资两利原则；二、关于税收问题，仍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三、工商界的人身要有保障。发生劳资纠纷，决不应采取农村斗地主那样的方式，应运用协商、调解、评议、仲裁的方法；四、工商界的经营方式，提倡“联营”，但政府不能强制组织“联营”，“联营”与“单营”完全取决于自愿原则，政府一视同仁；五、销路问题。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商品以内销为主；六、要认真听取工商界反映的意见和困难。

2月13日   主持川北行署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首次联席扩大会议，代表行署作《关于我区今年工作任务》的报告。

2月24日   发布川北行署《认真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布告》，镇反运动全面展开。

3月中旬   川北区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巴中县恩阳乡展开。恩阳乡是巴中县城的门户，在这里试点，较有普遍意义。胡耀邦专程来到恩阳乡，召开工作团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汇报和了解工作详情。他说：“恩阳乡土改试点工作，是川北人民最关心的一件大事，你们要尽一切力量，一定要搞好，搞彻底，川北人民正在等待着你们，注视着你们。”他提出打开局面必须抓好的几个环节。巴中县委、县政府同土改工作团密切配合，展开土改工作。

3月   集中土改干部数万名，从中央和西南局来的土改工作团近千人。成立川北土改工作总团，胡耀邦兼任总团长。他向全体土改工作队员强调：在学好土改总路线总方针和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将土改的目的、任务、步骤、方法、依靠谁、团结谁，具体切实地传达给群众，做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对地主富农，也要让他们懂得政策，要守法不要违法。必须依靠贫雇农。 “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真正发动起来了，地主阶级真正打倒了，是土改好坏的基本标准。”“依靠和发动贫雇农是土改斗争的关键。”以区党委名义发出指导土改的一、二、三号指示。

3月   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

4月   看到川北公安厅一份简报，简报说：单是放毒者，就查出一百二十六名。胡耀邦作出批示：“这其中的许多情况，我不相信，特别是所谓一百二十六名放毒者，我敢肯定有错，通报如不实事求是弄清楚再发，有害无利，只有造成下面惊慌失措。现在已有此现象，望注意。切勿因此造成夸大敌情，盲目从事之危险。”

5月19日   主持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和公安厅局长会议，总结前一段镇反的经验教训。会上对一系列政策界限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在指出 “肃清反革命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不容许在获得重大胜利之后就产生新的轻敌麻痹思想”之后，胡耀邦说，“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反革命的界限，决不可把普通有劣迹的分子、一般反动党团分子、一般封建会道门分子、落后分子、一般违法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相混淆；对于这些分子，虽然也应以适当方法施行争取教育改造，但与对待反革命分子是有原则区别的。这个界限，我们历来就是划清了的，今后要更加审慎，务求不错捉和错办一个人。”在量刑问题上，胡耀邦指出，“必须分别其罪恶之大小，对人民危害程度，分别治以应得之罪。对其中罪大恶极，人人痛恨者，应处以极刑；对罪不至死或可以不杀的分子，则处无期或有期徒刑，这也是必须坚持的；至于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立功赎罪分子，或被反革命胁迫欺骗非自愿之分子，或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而解放后又确已悔过、与反革命组织断绝关系者，均应结合着宽大，分别不同情况从轻处刑、减轻刑罚或免予处刑，给予政治上重新做人的出路。”对于批捕程序，他指出：“为了更加审慎地镇压反革命，手续应更加严格。除了对现行反革命凶犯（放火、放毒、杀害、叛乱等）人人皆有权及时予以逮捕送交人民政府审讯外，捕人权属县以上人民政府。区以下的人民团体（包括农民协会），除有权收集罪证，向政府控告或告密外，均无擅自捕人之权。对于反革命分子徒刑的判决，应经由专署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死刑的判决，应由本署主任批准，务须防止一切无纪律现象的发生。”

5月   针对工商界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对工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要防止“冒险主义”倾向。岳池县是工商联工作典型实验县，区党委统战部派出一批干部到岳池县蹲点。胡耀邦每期审看《岳池县工商联典型实验通讯》。《通讯》介绍经验说，工商业者在爱国公约学习中，自上而下层层检讨，并有十二个人在一千二百人的大会上作检讨，“典型示范”，会场“情绪紧张热烈”。胡耀邦批示：“这一套不好，实际把大家弄得精神很紧张……大概想把工商业者当作布尔什维克来培养教育了。”《通讯》写道：“岳池工商业者运用自我批评，坦白自己的错误、毛病和怪花样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惊奇。”胡耀邦批示：“当然惊奇，幼稚的同志啊，这样他们是害怕的。”《通讯》还反映有个别人对这种做法不满，胡耀邦批示：“绝不是个别，只是个别人说出来了，多数人虽没有说，内心一定担忧！”胡耀邦最后批示：“这些办法请大家用心思考，究竟为什么不对，然后才能提高思想水平。”就此事对区党委统战部作出批示：“紧接着工商业的经济冒险政策之后，现在又出现了政治上的冒险政策。这份材料，实可作为代表，请你们考虑用什么方法求得最迅速有效的纠正和防止，否则演变下去，又会变成荒谬绝伦！”

年中   对川北公安厅作出批示：从广元、蓬安、南充市三处我最近所阅看的材料中，我确认为我们现在在彻底镇反中出现一种过左情绪。似乎有些同志是为了彻底而用彻底的办法搞彻底，有些同志似乎并没有了解我们是为了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而镇反，还有些同志对特务界限并不明确，还有些同志对中央清理中内层的捕杀原则并没有真正了解。还有一些同志量刑时又忘记了某些罪犯是否立了功。我相当担心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及时了解情况，严防偏差，如果一出偏差，那我们就无法挽救了。

7月7日   召开行署紧急行政会议，安排全面抗灾工作。会议决定，灾区无论是已土改区、正土改区或未土改区，都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抗灾为最中心任务。土改因此不能按期完成的，可以推迟。会议强调要发动男女老少一起动手，树立人定胜天的信念。行署拨出专款和救济粮，赈济受灾严重的农民。

8月7日   致信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青。十四日，该信在《川北日报》刊出，题为《表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信中说：我区的文艺工作者，骨干虽然不多，但一年多来，他们做了不少工作。建立了三万人的群众性的文艺队伍，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与各种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创作了一些作品，在川北人民的各种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可喜的现象。可是，综观已发表的作品，能够完满地表现新社会、新人物面貌的实在很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十分警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漠视川北人民斗争的新情况，这就是，一年多以来，我区千余万人民，在一个紧接着一个的翻天覆地的翻身斗争中，必然会涌现并已经涌现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必然会产生并已经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信中写道：这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也许有些还是朴素的，但无疑地，由于他们大无畏气概和英雄精神的出现，才掀起了空前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才急剧地深刻地改造着社会面貌，改造着一切人们，也改造着他们自己。他们不愧为新川北的主人，是真正的新人，也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事迹，是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事迹。因此，表现他们，歌颂他们，刻画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以他们的崇高品质作榜样，鼓舞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指明人民群众的斗争方向，并通过这些英雄的事迹反映出正确的政策思想，就不能不是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美术工作者、舞蹈工作者、曲艺工作者乃至新闻记者的基本任务。我认为：这是我们新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只有首先充分地表现这些朴素的新英雄人物，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而集中加工，才能创造出更为集中的典型人物；如果我们不首先面向这些新人物，而企图一下子就凭自己的“灵感”创造出所谓的典型，那就是脱离现实的创作方法。
信中指出：可惜的是，这一重要问题在我们的创作思想中还没有根本解决，因而还没有认真去表现这些新英雄人物，甚至没有认识表现他们的重要。我们有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虽然有十分的热情，他们也许熟读过了和拥护毛主席的文艺政策，他们也说拥护“面向工农兵”的方向，但实际上，他们却不自觉地存留着有害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他们不去寻找、调查、访问、捉摸这些活生生的新英雄人物，而是坐在屋子里以自己的性格、思想臆造出一些莫须有的人物和故事；或者，以想当然的思想感情来代替那些真挚的动人的新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或者，拼命地去堆砌许多美丽的词藻来代替有血有肉和有声有色的事实；或者，即使是下到工厂或乡村，对于这些新英雄人物也是熟视无睹，认为他们平淡无奇，而仍然写不出作品来。这样，他们就永远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永远是“门外汉”。这样，他们也就把被他们认为是“平凡”的人物故事和“平凡”的历史无情地推在“后台”，打入“冷宫”。而他们自己也将永远徘徊于现实的边缘，变为“流浪儿”，无“家”可归。
从这个观点出发，还可以有力地打破另一种错误思想。这个思想是：我区之所以没有成功的文艺作品，乃是由于我区没有“有名的”、“优秀的”作家。如果把这个思想用另一句话来解释，那就是：我区要产生成功的文艺作品，就得攀请一些名作家来。诚然，我区现时没有优秀的作家，这给予我们文艺创作某种困难，但优秀的作家，从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出来的，更不是被一些固定的人物所“垄断”的，而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如果我区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能脚踏实地地本着毛主席所指出的创作方向去下苦功夫，那么，可以断言，我区将逐渐地一批又一批地成长出优秀作家来。
为此，我认为必须立即着手改变我们的文艺创作与现实斗争脱节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应采取如下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讲明方向，组织力量，树立榜样和坚持下去……

8月    任中共川北区行政公署党组干事会书记。任职到一九五二年七月。

10月  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进行讨论部署。胡耀邦在会上详细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长期的，“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不要了呢？大概是共产党不要了那一天，统一战线就不要了。”

下半年   指导区党委作出《正确开展惩治不法地主斗争的几项规定》，明确斗争的性质。《规定》指出斗争不能单纯从经济上着眼，更应着重于政治。对斗争的范围、界线、做法，作出具体规定，反违法只惩治违法者，守法地主不加惩罚；赔偿面要宽些，但要符合实际，判罚面要窄些，要经过法庭判决；赔偿量要留下一定比例，使他们有生活出路；那种“要钱无底”，“越交得快，越罚得多”的做法，是不对的。胡耀邦特别指出，对历史上虽有罪恶，但解放前后有出力立功表现的头面人物，要“保护过关”，已移居城里的地主，不允许农民进城抓人，由领导出面调节并对农民说服。对于任行署委员或协商委员会委员的，则实行硬性保护，或由行署借钱给他们向农民退赔。

下半年   向川北各级党政领导提出“有计划、有预见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方针。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全国政权，有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原料的需求，有了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个重大情况的变化，一方面给我区农业潜藏力以充分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配合着整个情况的需要，更有计划更有预见的领导。”提出发展农业的“四大”口号，即：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地植树造林，多种桐树，多种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喂猪，多养牛羊，多喂鸡鸭。

寒假   区党委组织“川北区教育工作者寒假学习会”，担任学习会主任委员。两千多名大中学教师集中到南充“学习”，进行组织清理和思想改造。他提出“和风细雨”的口号，避免精神紧张和粗暴斗争。进入思想检查时，他要求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对历史问题，他要求“坦白从宽、既往不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仁至义尽、帮助到底”。关心教师的生活，多次到食堂查看伙食，到教师住地问寒问暖，并嘱咐要特别关照年老体弱的教师。学习会结束时，胡耀邦为大家题词送行：“敬祝诸位平安返校！敬祝诸位为人民、为后辈服务中获得更大的功绩！”

12月   任川北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   部署运动时，引导干部从长远考虑。他说：“‘三反’运动不单是清经济问题，它的目的是改造社会，移风易俗，教育干部为政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一点。”“‘五反’运动主要是揭露资产阶级向党和政府猖獗进攻的各种阴谋，配合‘三反’运动，肃清经济内奸和坐探分子，提高干部的阶级斗争觉悟，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这一运动中，划清劳资界限，进一步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所以，‘五反’运动实际上是城市的民主改革运动。”

1月8日   经过南充市城西北市政府办公楼和工人俱乐部工地，胡耀邦下车察看，市府楼修建了华丽的围墙，当即提出批评。附近居民纷纷上前反映拆迁中的不合理情况。胡耀邦认真听取意见后，提出要结束俱乐部工程，不许继续拆除民房。

1月10日   八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将信在本日召开的南充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以唤起普遍的注意。信中说，一年多来，国家修建房屋，浪费很大，而且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国家财产和政府威望遭到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公开检讨。为了补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尚未发现的问题，请你们立即检查：
1．搬迁户有无不满的，如有，请以我的名义向他们道歉。
2．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有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取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有完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
据说现在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
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
2．指定专人负责，统一协调一下公家住房。在十五天内，腾出一百五十间左右的公家住房，以稍低于市上的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请即再减低一点。
信里还指示要改革一些有关群众生活及利益的事情：
——学习班、识字班、夜校、业余学校，必须实行自愿原则，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实施；
——除国家正当税收和人民团体的会费以及国家统一的捐献外，所有一切机关团体，均不得借口举办什么事情向群众募捐，违者以贪污论处。
——请全体代表发挥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在会议期中，广泛收集人民群众正当的合理的意见与要求，并提交大会切实讨论，务使我们每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真正能够为人民办出许许多多的好事来。

2月6日至9日   四天内连续三次审定、签发川北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中要严格执行政策的指示，指出证据是降“虎”的有力武器，要求各地重证据而不单纯重口供。

2月   在一份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目前‘三反’的基本情况的特点是，两种情况同时并存：一是老虎还打得不彻底，一是已有一批假老虎（而不是一两只）。目前我们的指导方针就一定要注意两方面，否则不利。”他还指出，“我们相信数字，又不能轻信数字，要对情况作深入分析，掌握运动事实情况。”

1952年春   深入一些县市考察，发现小学教师学习任务繁重，且常常被任意抽调去参加临时任务，各级行政部门在小学教师的任免、调用、待遇等方面问题不少。经与行署有关部门研究，作出三点指示：一、小学一律不进行“三反”。教师政治学习，完小和中心小学每周讨论会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两小时；村小每周举行一次讨论会。星期日为教师休息时间，均不应召开会议。二、小学教员任免，必须依照人事制度，务必防止混乱现象。三、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小学教师关心爱护，照顾其实际困难，严禁一切轻视、侮辱小学教师的事情发生。

3月1日至6日  “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高潮。五次向各地领导干部打招呼：“每一个新问题、新步骤，要精细地思考成熟，不要过于慌忙。”“凡属社会上，干部群众中实际上不赞同的事就不可做，这里不可完全听信勇敢分子的话。”如果有打错的，“在的确错了之后，平反得早好不好？好！可以使好同志不受委屈，使大家心服。”要求各地党委书记要亲自领导，精心指导运动。

1952年4月   到蓬安县视察工作，在蓬安中学初中部礼堂就“三反”、“五反”和抗旱斗争作报告，并与蓬中校师生分别座谈，当场解决具体问题。

4月   川北地区土改运动完成，全区共没收征收土地九百六十四万亩，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占全区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广大农民的政治、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四万多翻身青年农民踊跃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对川北地区的土改，西南局给予肯定的评价。西南局在接到川北区党委关于土改情况的报告后复电说：“你区土改发展正常，甚慰。你们的各项处置均属妥当。”

端午节   上午,“五反”运动接近尾声。召集工商联委员到行署开会。只差南充市工商联主任林全久和一副主任因交待问题未到。胡耀邦指示，“运动都基本上结束了，他还有哪些大不了的问题要交代呢？快去叫他来开会。”林全久和副主任相继赶到后，胡耀邦说：“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给大家散散心。今天下午大家到嘉陵江去看划龙舟，热闹一下，庆祝‘五反’取得的胜利，让‘五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他强调说，“‘五反’运动虽然胜利结束了，但有些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还需要澄清。”对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讲清道理、交代政策后，要求大家“严格守法，大胆经营”。他说，“毛主席说过，凡是对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们也是一样，只要对国家作出了贡献，政府就不会忘记，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1952年6月7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转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七月底抵京。”

6月   川北政协副主席卢子鹤和南充市各界人士筹备给胡耀邦送一堂德政碑式八幅锦屏。胡耀邦表示婉谢。他说，“坚决不能做这个东西。若真要送，就送我五个字好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毛主席说的，叫我们每个革命工作者，时刻用这五个字检查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事做得如何了。”他又说，“你们送我这‘五字箴言’，不用缎子，不用金字，只须口头嘱咐我、告诫我就行了。‘良友之言，金石之贵’嘛！”卢子鹤老先生黯然神伤地说：“知己已去，我将安归？”

6月底   川北党委和行署在办公楼前广场举行欢送会。大家依依不舍他的离任。他十分动情。最后说：“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到了那里，就把那里的工作做好。”

1952年6月31日   离南充赴北京。轻车简装，与长子胡德平、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悄然离开川北。在西南局办理调任手续，同战友话别。乘船过三峡到武汉，乘火车往北京。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在川北两年半的工作，评价说：“有主见，不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