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怀念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 抗战八年，我有七年多是在耀邦同志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学习或工作的，加上八十年代整党的三年多，一共超过十年。回忆往事，耀邦同志的确是言传身教的良师益友。

( 一 )1938 年 4 月我第二次进抗大学习 ( 注 1) 编入第一大队，驻瓦窑堡，毕业后任学员队副指导员、一大队党总支委秘书，耀邦同志因善于处理学员间的思想争论等问题，在学员与干部中享有盛誉。 1939 年初耀邦同志回延安前，一大队学员送给他的锦旗上写有 “ 青年领袖 ” 等。

1939 年春耀邦同志奉命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先任组织部副部长，不久任组织部部长，年仅二十四岁。

与此同时，我奉命调至延安，先后任总政组织部干事秘书、股长。 抗战开始，八路军总司令部与总政治部都设在山西前方，总政主任是任弼时同志；副主任是邓小平同志。到 1939 年初由于游击战争范围扩大，中央决定总政治部改设在延安，由王稼祥任主任，谭政任副主任，前方成立野战军政治部，由罗瑞卿任主任。任弼时同志返回延安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同志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耀邦同志就任后忙于调配军队干部、派出单位从华北各解放区，扩大到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曾派遣一批军队干部至广东东江纵队，另一批至广东海南岛琼崖纵队。干部来源多来自抗大三分校及后方军队机关部队、医院、工厂、兵站等，曾有一次接受一批来自新疆的原四方面军西路军失散部队 ( 注 2) 约 400 人左右，经培训后于 1939 年来到延安，全部由总政组织部分配工作。

1939 年党中央成立了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同志任主任，耀邦同志是委员，还有些委员分布在总政内外，每两周开一次会，分别听取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作报告，并为中央准备有关指示的意见。

( 二 )1939 年夏，毛泽东同志处收到八路军拐茆医院 ( 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 一封人民来信，反映这个医院管理上的问题，要求领导机关调查处理，信中提到这个医院对印度援华医疗队所提意见和建议不重视等。毛泽东同志处将这信批交总政处理，总政副主任谭政要胡耀邦前往处理。耀邦同志要我与他同行，连同警卫员分乘三匹马从延安北门外西侧总政驻地出发行至东郊飞机场时，耀邦同志回转头来问我，“你的英文讲得怎么样 ?” 我回答说： “ 可以讲几句 ” ，耀邦同志说： “ 和印度医疗队见面时就由你做翻译吧 ” ，他知道 1937 年毛主席会见美国新闻记者海伦．斯诺三次谈话是由我当翻译的情况。

走过东郊飞机场很快就到了拐茆医院，当时该院院长是鲁子俊，政委是汪东兴。了解医院基本情况及印度援华医疗队工作状况后，当晚耀邦同志和我同住在汪东兴办公室内。

印度援华医疗队是 1939 年 2 月 18 日 从重庆乘汽车到达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会见过他们并同在窑洞前合影。不久由八路军卫生部与医疗队协商后分配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三位大夫在拐茆医院工作。耀邦同志到该院后第二天会见了他们，在友好叙谈后征求他们对改进拐茆医院管理的意见，他们提到过一件简单易记的建议。说当时该院每天查病房的时间是安排在下午，因为夜晚时间长，病情变化多在晚上发生，所以查病房时间最好安排在每天上午。耀邦同志表示待与医院商量后由医院再告诉他们。不久以后获悉该院查病房时间已改在每天上午。

总政及时将该院人民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及处理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 三 ) 在日常繁忙工作中，耀邦同志仍勤奋学习，密切联系群众。他胸襟开阔，观察问题高瞻远瞩。 1940 年总政组织部由我经手接受并审查一位来自抗大三分校的青年学员王伯惠同志，据介绍是山西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反动分子，见面时泪流满面，年仅 15 岁。初步审查后，耀邦同志会同总政锄奸部长吴溉之等重新研究了这个涉及几十个人的冤假错案并且亲自找王伯惠谈话，鼓励他要永远做一个革命好青年，不要因受了一点挫折就悲观失望。稍后王伯惠同志被分配至军委后勤部所属经济建设部总务科任文书，几年后因思想认识及工作表现均好，基层党组织发展他为中共党员。到 1960 年耀邦同志再次与王伯惠见面，这时王伯惠己任陕西省政府农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任陕西省委农业部副部长，后调任陕西省委党校校长。到 2007 年他写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挽救我政治生命的领导人——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这时王伯惠已是 82 岁，耀邦同志已经去世多年了。这篇文章说：耀邦同志真是一个大功不显色，大德不言谢的高尚的人。这说明耀邦同志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就重视解决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在干部队伍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是这样。

1941 年前后总政治部曾开办敌军工作训练班及民运工作训练班，耀邦同志先后要我到这两个训练班兼讲政治课。当时总政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资料作教材，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 四 )1942 年延安整风开始，军委直属队的整风由王稼祥同志领导，整风开始后不久，王稼祥病了，中央分工陈云同志代替。陈云告诉总政副主任谭政，要总政派一人到他身边帮助他了解军委直属队整风学习的情况，这时耀邦同志已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谭政与耀邦商量后共同确定派我去做这项工作，这样我就在陈云同志身边由他指定我去何部门参加整风会议，将情况直接向他汇报，主要是讨论整风文件时大家提过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在哪里，整风学习要注意解决什么认识问题等等。

按照陈云同志的要求，我先后参加了军委直属队几个单位包括军委直属政治部和军委供给部的整风学习讨论会，了解到当时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事物的性质，评论干部的工作和行为时主要应该看做事的动机还是应主要看效果。另一个问题是干部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学习 ? 是连续在学校里学习好 ? 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习好 ? 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意见，有的小组讨论时，争论得很热烈。

这些情况我直接向陈云同志汇报过，陈云同志也谈过他的看法和意见 ( 注 3) 。由于大家对整风学习情况都很关心，耀邦同志通过军委直属政治部与各单位联系，让各部门与各单位的学习委员都知道。后来稼祥同志身体逐渐康复，我这项工作任务就结束了。

这些往事虽过去多年，对耀邦同志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我是不会忘怀的。

注 1 ：我第一次进抗大是在 1937 年 8 月，进入抗大第二期四大队十四队学习，不久因美国新闻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准备随八路军部队赴山西前方采访，我任翻译，中央组织部调我出来，因单独行军不便，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同行。后海伦．斯诺改变行程回北平去了。

注 2 ：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一部因分散进行游击战争从甘肃进入新疆时在 1936 年冬，当时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在特殊情况下同意设立新兵营，将分散的战士与干部约 400 人左右集中起来由我方加以训练。

注 3 ：详见余建亭《经济工作文集》下卷 683 页《回忆向陈云同志汇报整风学习情况》 1997 年 8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