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

7 月 4 日 对中央党校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关于江流问题的复查意见作出批示：“我个人同意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共运支部对江流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但是，凡属有关党员的政治历史和组织问题的处理，按照我们党历来的做法，都应该是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不应由个人审批。现在，鉴于校党委还没有成立，因此，提议由冯文彬等同志和我共同审阅决定。”

11 月 10 日 对一位曾批斗过自己，想当面道歉农民育种专家说：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过了，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纠缠它干什么？（注：这位农民育种专家所在的县领导不肯原谅他，一九八一年取消了他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权利。胡耀邦从《内部参考》上看到这则消息，亲笔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同河南同志做点核实工作，然后按实际情况给予实事求是的处理。”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王若林处长专程去偃师县做调查，不仅恢复了那位小麦专家的党籍，还将他调回县科研站工作）

12 月下旬收到署名原对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来信。来信说：“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了解到中央国家机关有六千多干部等待分配工作，当即批示：“中组部干部组立即派人前去了解待分配干部情况并看望同志们。国务院政工组也派人，成立一个工作组，由组织部牵头。”他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注：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他们这二百零五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12 月收到薄一波来信，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薄家听取薄一波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作出数页批语（注：后来他说：中央专案组不给材料，我们找当事人调查！我们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不宜声张，必须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请大家鼓足干劲，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中央召开三中全会时拿出来。他说，如果我们不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抓得紧紧的、搞得好好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现在很多同志都知道我们这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登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跑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