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于光远先生的一件小事

  我只是在随父亲参加他们那帮“老哥们儿”的聚会上，见到过几次于光远先生。虽然有时就坐在他的近侧，并一起合影，但从未和他有过什么较深的接触和交谈。最可记忆的一次不过是他告诉我在河南出版的一本名叫《南腔北调》的杂志上看到了我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我告诉他不知道有这么一本杂志，也不知道他们转载了我的那篇文章。他立即说：“我找来送你一本。”过了不几天，父亲交给我一本《南腔北调》，说：“光远送来给你的。”这令我十分感动。这种感动和二十六年前我经历过的另一件与于光远先生有关的事情很类似。

那是件关乎杨小凯命运的事。我保存了于光远先生写在1980年6月30日的一封信，是给我父亲李锐和我的。英年的杨小凯是以知名经济学家于2004年辞世的，而1980年的他，还是被困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的一名校对工。

杨小凯的大妹杨晖在纪念他的哥哥去世一周年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新印二厂时，哥哥仍不放弃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他在监狱中开始钻研的经济学理论，准备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考试。谁知仍不发给准考证。这时在父亲挚友、老干部李锐的帮助下，请著名改革派学者于光远过问了小凯的处境。八零年于光远筹建「技术经济研究会」时把小凯借调到了北京，并参加了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考试，结果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而被录取。”这段叙述不太准确。杨小凯是投考过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的，但是没有被录取。杨小凯到我家来谈，说是他的专业考卷被打了零分。考官的批语是：“看不懂。”他走后，父亲问我：“你对杨小凯印象如何？这个人到底怎样？” 我说，我不很了解他。他给我的“数理经济”的论文，我完全看不懂。但是一个人能够在监狱里自学大学课程，且有了这样高深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以“看不懂”为理由打零分，无论如何是太霸道了。父亲说：“你给于光远写一封信，将情况说明，我帮你批转给光远。”我说：“我写？行吗？于光远知道我是谁呀？”父亲说：“你写就是了，我给你附上几个字转去。”于是，我这个以工代干的小技术员，老老实实地给大人物于光远写了一封信，将杨小凯的“滑铁卢”如实相告，请他帮助。于光远竟然很快认真地回了信，信是这样写的：

“李锐、李南央同志：我准备让杨小凯到我创设成立的技术经济研究会或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工作。到明年研究生招考时候，我将根据其一年的工作推荐他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有两点需你们帮助解决：一、我们可以用全国科协名义发函到杨所在单位借调，但能否借调出来，我们恐无能为力。第二他来北京后住宿问题很难解决，他能否到什么人家里借住一年？

他六七年写的文章已丢失，他本人能否把此文中心意思告诉我们一下？ 这一点虽不重要，但我们了解了，也比较好。

如何？ 即复。

                                             于光远   六月卅日”

显然，我信里谈的那些杨小凯的“反总理问题”，他的牢狱之灾，他的“零分”考卷，在于光远先生那里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那篇曾被康生亲自点名的“反动透顶”的《中国向何处去》，在他看来是“不重要”的，只需“了解”一下。他迅速决定了如何帮助杨小凯的途径，还要我父亲即复。这样肯担待的肩膀，这样不拘一格地录用人才，这样干脆利落的办事风格，不要说在浩劫刚刚过去，秋风依然瑟瑟的198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了廿年的今天，又有哪个大人物会给一个“政治犯”，一个“零分”考生打开进取的大门呢？

是金子总要发光。没有于光远先生的帮助，杨小凯的道路可能会曲折些，但他终归是要成功的。只是世间是没有假设的。发生过的事实是，于光远先生在杨小凯趴在岩壁上艰难向上攀爬，脚下无处蹬踩时拉了他一把。这一来自“上边”大人物的有力之手，助杨小凯早早摆脱了那个死死缠住他“反总理”罪行不放，“左风”盛行的湖南的禁锢，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和全无条条框框的于光远的麾下，得到步入人生坦途的契机。

如今很少有这种惜才、怜才的故事了。越来越多的大人物更愿意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金钱和女人，一封没有夹带支票或现金的小人物的来信，也许连被拆开的幸运都不会有就被扔进了纸篓。“钱”几乎成了打开“进取”之门的唯一敲门砖，官场、学术、演艺……盖莫如此。于光远先生的这件小事因此有了更多令人的感动和更富足的精神价值，我愿以此短文留下一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