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荻晔：“他用智慧和胆识去传递思想主张”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去世近4 年后，他的首部文集《向太阳向光明——朱厚泽文存》出版。本书自朱厚泽1949-2010 年间的文章、讲话、访谈等中选取40 万字，按时间顺序编排，展现了其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方面工作及问题的持续思考。
朱泽厚卸任中宣部部长时，曾道“我这一年多干得怎么样，让历史去评论吧”；而此次《朱厚泽文存》的出版，朱厚泽的老部下郑仲兵认为：“将来的历史可能会证明，这本书出版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仅对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有特殊意义，而且对于现实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三宽部长的第一本文集
去年于光远去世时，郑仲兵曾作《哭伯伯》，诗云：“相知相识一甲子，亦友亦师最伤情。东风未暖西风劲，知己纷纷作古人。泰斗宗师何所用，金钱权势最光灵。圆睁怒目应向谁?我以长歌哭先生。”
郑仲兵说，当时他一面哭于光远，一面想念朱厚泽：“厚泽走了，光远伯伯也走了。我的往年知己纷纷都作了古人，我顿觉寂寞和悲凉。”
回忆刚识朱厚泽，郑仲兵在电梯里遇见一个土里土气穿着半新不旧蓝布紧袖工作服的人，他判断这就是新来的部长。新部长客气地帮他按电梯，问他楼层，郑仲兵答“12 楼”，朱厚泽说：“高高在上啊。”又说，“你是理论局的啊。”郑仲兵说：“我发现他的眼睛，好像能把人看穿似的，但永远微微笑着，非常慈祥善良。”
一般而言，新官上任往往会烧三把火，但新来的这个部长1985 年只听不说。1986 年，朱厚泽终于开口，讲的是对不同意见要宽容、对异议人士要宽厚、要营造宽松的环境。“三宽”使郑仲兵发现这个部长难得，也让这个当了1 年半的部长为人铭记。
朱厚泽离休赋闲之后反而更忙。他将原来的艺术兴趣转向摄影，拿着相机走遍全国，一年最多有200 多天在路上，不仅留下了万余张照片，也实地踏访、亲身考察了各地现状。郑仲兵认为，朱厚泽是他最敬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在赋闲后最为精彩，最精彩的不在报告讲话里，在他平日的闲聊中间。”
在郑仲兵看来，朱厚泽是为数不多的全才：上世纪70 年代，朱厚泽买了零件组装了台黑白电视机；90 年代开始自学电脑；作为摄影爱好者，他擅用电脑修图，很早就在家里攒了一个局域网，到2005 年还开通了博客，第一篇文章仅百余字。
在这篇名为《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的博文中，朱厚泽清醒地指出：“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检验。是重返由以出生的那个自然家园前的最后飘泊与游玩。不会有太长的日月，我将获得永久的安眠!”
他最终因口腔癌安眠于2010 年5 月9 日凌晨，遵其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归葬家乡贵州。有近千人自发到医院送别。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报道朱厚泽逝世消息。
报道称，“朱厚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王兆国、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罗干和倪志福、胡启立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为了纪念朱厚泽，亲友自其生前的文章、讲话及访谈近百万字中择取40 万字，编辑成《朱厚泽文存》。这是朱厚泽的首部文集。此前的2006 年，朱厚泽出版过摄影集《东张西望》，收录摄影作品百余张，仅有影像，不立文字，不附图说。如将功过交予历史评论一样，他也将作品的评说交给了读者。在《朱厚泽文存》的后记中，朱厚泽女儿朱玫表示：“我们秉承父亲一贯的原则：保持记忆，留存信史。对他生前的文章、讲话等尽量保持原貌，以在历史中留下一个真实的父亲。”
去世前仍忧思中国模式
《朱厚泽文存》按时间顺序编排，全书分为贵州时期、北京时期及离休后三部分。所选文章严格依据发表或留档的原貌，除明显错字外，未作任何改动。
郑仲兵认为，在“贵州时期”的选文中，可以看到年轻的朱厚泽对具体工作的了解、知识面的广博及思考的深度。因为从事过具体的经济工作，朱厚泽的思考从未脱离实际。在1960 年代时，30 岁的贵阳市宣传部长朱厚泽就作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形式》、《社会主义还保留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有积极作用》的报告。他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指出：“对于劳动者是既不能随意剥夺，也不能随意强迫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个的，这是工人阶级与他们的联盟问题，否则要犯罪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得保留商品生产、机制规律还有积极作用”，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为忽视这个客观规律的存在，我们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
这两个报告让他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等到再度恢复工作时，他已近知天命的年纪。艰苦的日月里，朱厚泽不曾停止读书、观察与思考，在重新被起用时，得以更全面地提出主张。1984 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的朱厚泽在省委全会上作《自觉推进全面改革发展》报告，提出“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的贵州省改革开放方略。
1985 年7 月，已是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赴京就任中宣部部长，1 年半卸任，之后几易其职，直至离休。本书中涉及朱厚泽在京时期的选文，以任中宣部部长时为主，颇可还原其当时的思想脉络。一直不大关注政治的朱玫表示，通过编辑此书，她理解了“在上世纪80 年代前后的政治、社会环境状态下，父亲在他所处的位置上，如何运用他的真诚、智慧和胆识去传递他的思想和主张，尽最大努力去为社会、为民族、为百姓做点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上世纪90 年代后，朱厚泽开始“东游西逛、东张西望”的赋闲生活。他的足迹踏遍全国，留下的不仅是一万多张摄影作品，更有对实际问题的考察与思考。朱厚泽曾表示将至死不休地思考下去。去世前三个月，他仍未放弃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如何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找出既有差别，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进道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即使从他深深的忧思中，也仍然能够看到和体会到他对光明思想的不懈追求，对这片土地、对生活和对百姓的深切的情感和热爱。”女儿朱玫说。
“生活不像长安街笔直”
从 1948 年参加革命到2010 年去世，朱厚泽在这62 年里下放赋闲占去39 年，工作23 年中担任中宣部部长只有1 年半。但他最为人熟知的，仍是“三宽部长”的身份。
“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语出朱厚泽1986 年7 月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
2008 年3 月，朱厚泽在与友人谈话中表示：“‘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员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但朱厚泽的“打招呼”也审时度势，循序渐进。
调任中宣部部长时，朱厚泽称自己“是来跳火坑的”。朱厚泽最后采用的办法，则是在开讨论会时，就具体问题“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作为个人意见传达，不作为文件下发。从1986 年披露，反响强烈，有赞有批。朱厚泽称，“后来我干脆就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把三个‘宽’一起抛出来。”
“三宽”讲话被《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人民日报》等转载，引起热议。但到了1987年1 月28 日，任职一年半的朱厚泽被免去部长职务，改任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仲兵介绍，朱厚泽并没有抱怨，而是感谢此地使他开阔眼界、发展思想，还结识了一批优秀的思想家。
在 1986 年7 月的“三宽”讲话里，朱厚泽做了很长铺垫：“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 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 周年，‘文革’结束10 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
朱厚泽认为，这样的曲折，为我们提供了信心，“真实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赵威：我的忘年之交朱厚泽
这是一篇从二零一零年五月到现在历时四年，一直没有动笔书写的文章，从二零零七年以朱厚泽老人相识，也整整七年了，明天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在世之前，贵州籍在京影响比较大的有三老，他们是思想家朱厚泽，经济学家冯兰瑞，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鼻祖乐黛云。并且三老之间彼此相识，相互往来都比较多。他们都是我祖父辈的人，年龄与我之间相差都比较大，他们之间年龄最大者是冯兰瑞老人1920年9月出生，而朱老和乐老同年同月，都出生于1931年1月。其中我比较熟悉的是朱厚泽！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出身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
第一次听到朱厚泽的名字是在我上大学期间，学校在北京申请福特基金的项目，学校负责申请福特基金的领导吴晓萍在组织学生开会时，介绍说：福特基金是专门针对贫困学生在校加强技能培训的专项基金，在申请过程中多次得到贵州在北京的老领导朱厚泽的帮助和支持，并且朱厚泽亲自参与找相关部门的领导协调。这样我就记住了朱厚泽的名字。真正了解和接触他，是在大学毕业后，因爱好诗歌，从而开始写作。在机缘巧合之下，我认识了居住在贵州贵阳，三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是安毅夫、赵西林、刘学洙。在多次与三位长者的接触中，他们经常的对我谈到朱厚泽，谈到他的人品、才识以及他们曾在一起的经历。因此，在还没有见到朱厚泽前对朱老的印象和了解也就在心中更加的丰富和厚实起来。
安毅夫、赵西林、刘学洙三位老人都是比较好的朋友，安老和赵老在他们还是青年时就在一起参加了革命工作，其中安老与朱老都是解放前贵阳地下党特别支部负责人，贵阳地下党特别支部又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贵阳市领导小组。入党时间最早的是安毅夫，安老也是贵阳地下党特别支部现在还在的年龄最大的长者，安毅夫，1923年11月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46年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曾在抗州浙赣铁路局当实习员，在上海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当实习工程师。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派遣由上海回贵州。1949年2月，去香港接受党的指示，在离开贵阳前，在党旗下带着朱厚泽庄严宣誓，是朱厚泽的入党介绍人。1949年9月到广东东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教导团工作。1950年6月在广州华南财经委员会任秘书，其后又任过工厂军代表、土改工作队队长等职。1951年3月，调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先后任干训班主任、马列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4年春被评为讲师。 1958年12月至1978年12月，安毅夫因“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无辜之罪名而判刑20年，送到贵阳王五砖瓦厂等单位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3月平反并恢复党籍和工作，任贵州省委统战部业务处副处长。1981年3月，经国务院和贵州省委批准，到贵州民族学院任院长，现为贵州省民族学院名名誉院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赵西林，1930年生，贵州省贵阳市人。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曾任中学、大学校长、报社主编，文化局长，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退休后，酷爱书法艺术的他，其作品曾集册出版。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市长书画研究院院士，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顾问，贵州省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诗词学会会长。刘学洙，生于1929年，福州市人。解放前就读于贵州大学。1950年调青年团机关工作。1956年后，历任《贵州日报》记者、编辑、总编辑、在朱厚泽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任社长。1990年从工作岗位退下，喜爱写些随笔、杂文、新闻札记。曾有《拾碎集》、《热肠冷语》杂文散文随笔集出版。
一次刘学洙老人和我谈到《山之骨》，我说这篇文章很好，我看了启发性很大，他说：你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历不？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于是刘老在他的书房耐心的告诉我。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陪同的毕节专员禄智明是威宁人，彝族，自称“乌蒙汉子”；地委书记刘也强，北方人，也以“乌蒙汉子”为荣。朱厚泽织金人，名符其实是“乌蒙汉子”。一路上，他对家乡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和老乡们一道，互相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我与他们同行，置身其间，不禁怦然心动。“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
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依我看，它饱含深深意蕴。在朱厚泽给他保存的资料中有封信，在这封信纸的头上，朱厚泽写了一个自注：“接南国友人书云：‘遥望京华，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山，钙之骨也，应为吾辈所珍……’固有此复，戏题为《山之骨》。”焕颐兄：大作及惠书均悉，谢。闪现于字里行间的火热情怀，读之怎能不为所动！
钙，世代所珍。至于其人，乃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之大潮将其卷入风暴旋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君不见，遮天蔽目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污烟，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蚀得满目疮痍。山岩挺立的轮廊，在晚霞的余晖中朦朦胧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夜之中山之骨，它还会从晨曦中，重新披上彩霞，再现它的身影吗？
是的，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中，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经艰辛和曲折，沉激、蒸腾、散发、扬弃了那污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
那洁白透明的钟乳，磷磷闪耀的石花，巍峨的玉柱，雄奇的石林，神秘的溶洞……那不正是新生的山之骨吗！那新生的山之骨，它将比它的母亲——被溶蚀的朴实无华的野性山岩，千般壮丽，万般诱人……
这是自然造化之所致，也符合人类历史之规律。
对这一天，人们满怀希冀、信心和激情。但是那只能存在于未来，我们难以触及的未来。它不会出现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
不知君意何如。
握手！
请代我问陈老夫妇春安。(按：指遵义籍老将军陈沂将军夫妇)
朱厚泽
在结束此文时，偶见一份手记，是厚泽的老同学写的，讲到：“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中宣部，之后到中央农村研究室工作。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避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这是他透露心迹，我们相视而笑？”
读这传神的几笔勾画，我才知“山之骨”之说，不是始于前信，1987年就有此语。朱厚泽出生于乌蒙山区，是乌蒙大山之子，“山之骨”，其为朱厚泽之自我期许与人生追求乎？！
于是，我才详细的知道和了解《山之骨》这篇传世之作的由来。
并且，刘学洙老人还告诉我，黎焕颐是遵义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清末外交家、学者黎庶昌的侄孙，上海著名诗人。因此，我也才了解黎焕颐，贵州遵义人。1930年2月30日生，1949年参军，历任部队文化教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西北农林》杂志编辑，青海日报社记者、编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上海文学报社副刊主编，副编审。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有专集《迟来的爱情》、《春天的对话》、《起飞》、《午夜的风》、《在历史的风雪线上》、《爱在荒原》、《秋夜·星空·祖国》、《西出阳关》、《男子汉的情怀》、《同题三色抒情诗》、《黎焕颐抒情诗选集》、《黎焕颐自选集》、《黎焕颐诗选》，随笔《我爱·我恨·我歌……》等。沧桑反思录《从人到猿》（1957—1979）等。
如果说，朱厚泽老给黎焕颐的回信，回南国友人书，《山之骨》早也成为名篇，那么，黎焕颐老给刘学洙老论交的文章也是极少难得的佳作，说是名篇一点也不为过。与刘学洙论交，全文如下！
人，立身应世不可无交。交友亦如读书，书有可读耐读之别，人有可交耐交之分。与阁下交，如步入幽篁千竿……按中国传统的社会人伦，朋友为五伦之一。而朋友的链接，首在于交。功利之交，随势而易；酒肉之交，随时而散，皆非交也。然则，交之守安在？窃以为端在诚信二字。论交的品位层次，一曰事业交；二曰文章交；三曰道义交。此三者皆离不开守诚笃信。
诚信之交的极致便是性情交。然环顾古今，红男绿女穿梭于婆娑世界，好看的人多，耐看的人少，耐品、耐读、耐交的人尤少。有的近在咫尺，甚至过往数十年如隔。有的相识甚晚而关河阻滞，如阁下之与不才，反而精神若握，须眉丝丝如照。有人说，这是你我的乡土文化情结的通感。有人说，这是你我三生石上有缘。有人说，这是交友中得来的异数。果其然哉？而我则以为也然，也不然。所谓不然，你非黔产而是闽人，与我乡土情结不粘；所谓然，你从青年、壮年、中年直到退休，毕生的才识皆倾注给贵州的新闻文化事业。由记者而编辑而贵州日报的社长总编，著述不断。尤其对贵州文史的梳理，自秦汉至明清几千年的嬗变，了然于指掌之间，发而为《贵州开发史话》娓娓道来鉴古及今，不能不令我这个寄籍江南的黔人从春申江畔得以通熟黔中典故，痛解乡土的文化情结。至于所谓夙缘，我与阁下少壮不相识，直到老大之年才握手。然握识者甚众，独与阁下一握而成为倾盖之交。思之良久，此中似又有夙缘之隐数。
为近代文史学家称许的贵州遵义的“沙滩文化”的黎家，近两百年皆与福建人文之彦结下美好的情结。清朝道光末叶，高祖黎恂仕于滇曾以政声受知于当时的云贵总督林文忠公则徐。嗣
倘剥离诚信，则“以文会友”之文适为“文伪”之交。而“友”也将适为高级的文化市侩而已。然耶？否耶？中央最近公布的公民道德规范，仔细玩味，启迪良多。你我老年奋笔，拳拳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庶几无愧文章清名、书生报国的点滴夙愿。大作《贵州开发史话》尤见皓皓之心，必有补于世风人文。在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非徒有重重道义内质，历来就讲究诗心文胆的神会。管鲍之交，质胜于文，李杜之交，文胜于质。千载以来，窃以为只有钟期伯牙两人高山流水之间的佳话，得质文互吻的精髓。荀子曰：“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虽然说的是道，但它恰好给高山流水的佳话作了尽在不言中的诠释。太白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可为你我素心之交的写照也。
就这样因文章和思想及其学术，我了解和认识了他们，他们是贵州籍杰出人物的代表！
二零零七年五一劳动节后，避开五一和五四小长假的人流高峰期，
一个浙江的美女过来敬我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朋友的酒，我们用的是杯子喝，而她却用瓶子直接吹，马达说：嗨！美女不错嘛！你用瓶子，我们就用大砵喝，当时马达就用装汤的大碗和浙江美女和几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喝起酒来，一砵要倒三瓶啤酒才能够装满，我看到马达喝得很嗨，我喝了一碗肚子就撑得不行，一是坐在一边和阿候锦珠聊天，聊她在北京的工作，聊我们的贵州！那天晚上玩到将近一点过了，我们才离开，打车到朋友处休息！
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去到北京万寿路，往朱老的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熊振琼奶奶，我报了姓名，熊奶奶叫我上他家去，并且告诉我他家的详细地址，走进朱老的家，朴素、干净而整洁，朱老从书房走出来，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他见我忙着招呼我坐下，熊振琼奶奶忙着招呼我吃水果，一个慈祥的长者，一个思想家，一个中共高层开民的人士，一个贵州杰出的人才，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还听到车厢里面的人说：朱厚泽是贵州的才子！年轻时候就有贵阳十大才子之称。当时由于是长途，坐车比较累，我也没有深问说话的人，不知道贵阳其他的九位才子是谁？
他问起我，他在贵阳的老朋友安毅夫和刘学洙最近身体怎么样？我说安毅夫爷爷和刘学洙两位老人身体都还很健朗！他问我这次到北京主要是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一一作了回答，谈到读书，他建议我看哈《炎黄春秋》，还有上网的时候多进一下两个网站，一是爱思想网站，二是共识网。另外他建议我说：你多看哈钱理群的文章，他关注乡土的视野和视觉都很不错。并对我说，有时间多看一下春秋战国的历史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可以把这两段历史作为比较，也许会明白很多的道理！年轻人，读书不一定要在学校，还要学会在社会上读书，把学习到的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他推荐我看一本《孤独与超越》的书对我了解贵州有帮助。时间过得特快，转眼就在朱老家呆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朱老要留我在他家吃饭，我说我明天想回贵州了，今天我还想去北京大学和一个朋友聚哈，晚饭么昨天他就和我说过要去他哪里吃。朱老和熊奶奶也就没多说什么？最后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多和你玫阿姨联系，我说不知道玫阿姨的联系方式，熊奶奶没有多说什么？当即把玫阿姨的电话告诉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老，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朱老！
从他家走出来，我径直去了北京大学！
回到贵州后，经过学习，我逐渐的认识到，中共高层之间左右两派的分歧，而朱老应该说是中共高层比较开明的，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深深的忧虑。在他当中宣部部长的任期内，也是言论和思想比较自由的时期，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所以，人们会称他为“三宽部长”。当他和胡耀邦从中共政治舞台的核心下来后，中国的文化人一下噤若寒蝉。有时我甚至会想，要是他继续在中宣部，诗人海子是否会卧轨自杀。
时间如离弦之箭，转眼之间就过了三年，2010年我去贵阳安爷爷家，安毅夫爷爷告诉我说：朱厚泽已经走了，他和吴逸云奶奶打算去机场迎接朱厚泽回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的标语。我当即问：我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安毅夫爷爷说：不必了，等送到贵阳凤凰山墓地的时候，你们在去悼念。我听从了老人的安排！
朱老走后，在和刘老的接触中，我更加的了解到朱厚泽老人思想的深刻，并且对事物的发展都很有前瞻性，对西南地区矿产业的开发，对贵阳设立经济特区的构想等，他的思想观念和后来的：“国发二号文件”有很多的吻合之处。一位长者和智者走了，却留下了很多的于贵州和国家及其民族来说，极奇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他走后，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像大雪纷飞一样的传来，很多的知名网站，都有知识分子悼念他的文章。后来朱玫阿姨和家人经过收集和整理，出了一本《朱厚泽纪念文集》。2012年5月我再一次去北京，我与玫阿姨联系，玫阿姨叫我到国贸和她相遇，在国贸和玫阿姨共进晚餐，席间他对我说：纪念文章不要写了，好好的做好你目前该做的事。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打算整理他生前的文集。今年文集终于整理正式出版。名为《朱厚泽文存》。斯人已矣，思想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