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民：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五谒胡耀邦

我们敬爱的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他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52年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长期掌管共青团工作，领导全国广大团员、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由于工作关系，我与耀邦同志有过多次接触。每每想起往事，一股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抗日战争期间，我原在太行山区林县（现林州市）城关区任区委书记。1947年秋随刘邓大军南下，挺近大别山区到了安徽。先后在舒六县、舒城县任县委委员兼毛坦厂区和毛竹园区的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农会主席等职。1949年7月初皖北区党委在合肥召开了皖北区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当时皖北、皖南尚未合并），研究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皖北区党委决定，李世农同志兼青年团皖北区工委书记，项南同志为常务副书记。六安地委派我担任六安地区代表团团长参加会议。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青年团工作的经历。会后，我正式调入团六安地工委，先后任部长、副书记和书记。1952年冬调团安徽省委，先后任青农部长、组织部长，1955年任副书记。在全国第九次团代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64年任团省委书记，一直到1969年底文革后期，调任巢湖地区革委会常委、肥东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才正式离开共青团的工作岗位。在这20年的共青团工作经历中，我有幸五次与耀邦同志零距离的交往和接触，聆听他的指示和教导，受益匪浅。他知识渊博，思想敏锐，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正派厚道，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2年12月  合肥

1955年12月初，耀邦同志第一次到安徽视察团的工作。12月1日耀邦同志从九江乘轮船到安庆，团省委决定我全程陪同，并和办公室秘书钟甦同志前往安庆迎接。那天轮船到安庆的时间很晚，已是午夜之后了。前往迎接的还有时任安庆地委秘书长史均杰以及团地、市委书记。那时安庆只有13万人口，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一家像样的宾馆，耀邦同志被安排在条件简陋的地委招待所休息。

次日地委书记许少林等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了耀邦同志，并简要汇报了安庆地区的情况。当天召开了团干部的座谈会，还到团地委机关看望了团地委的工作人员。大家希望耀邦同志能在安庆多住两天，但耀邦同志执意不肯，吃过晚饭，连晚乘车到了合肥，住在江淮旅社。

第二天（3日）早饭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到江淮旅社看望耀邦同志，两位经过万里长征的老战友见面，格外亲切，互致问候，交谈甚欢。

随后，由我和六安专署赵子厚专员、六安团地委书记郭宪魁陪同耀邦同志前往金寨视察正在修建的梅山水库工程。听取了水库工程负责人汪胡桢、钱正英同志的汇报，还在水库工区大礼堂给水库工地青年建设者作了题为“国家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的报告，鼓励广大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当晚，耀邦同志又乘车返回合肥。

12月4日上午，在团省委会议室召开了团干部座谈会，耀邦同志听取了团省委书记丁浩同志的工作汇报。会上，耀邦同志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时任团合肥市委副书记张恕问：现在我们植“青年林”、“少年林”，是否会犯“先锋主义”的错误？耀邦同志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问在座的同志：昨天的《人民日报》你们看了吗？大家相视而笑，都说没有看。耀邦同志微笑着说：“昨天的《人民日报》就登了一条全国青少年植树造林的消息，说造了多少万亩‘青年林’、‘少年林’，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年登不了几篇青年运动的消息，要注意学习，从中领悟中央有关精神，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扩大知识领域。”耀邦同志说话时和颜悦色，谆谆教导，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讲，恰如“好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4日下午，在省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土坡上召开了一千多人的青年大会，耀邦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场上没有鲜花，也没有扩音设备，台上只放着一张破旧课桌，一只茶杯和一个竹壳水瓶。大家席地而坐，支着双腿作记录。个个精神贯注，认真听讲。耀邦同志讲了四个问题：工业前途、农业前途、台湾前途、青年前途。据省政协原副秘书长、当年合肥一中的学生金其恒的记录：

——在讲到工农业前途时，耀邦同志说，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有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是吃得开的，世界上任何大事情离开了中国就办不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一不强二不富。因此，我们要搞社会主义，要发展工业、发展农业。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不要自甘落后，要加油干，干它个五十年，一定要赶上去，超过世界上的强国！在说到粮食生产时，耀邦同志指出，我国是六亿多人口的大国，粮食产量只有3600亿斤，平均每人只有600斤，而每年出生的娃娃1200万个，粮食不够吃，每人每月只有28斤（成品粮），28斤不能喊万岁呀，一定要在五到十二年内改变这种状况。

——在讲到台湾前途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耀邦同志不是说“一定要解放台湾”，不像那时人们通常所说的蒋介石反动派，他不止一次幽默地称蒋委员长。他说如果蒋委员长回大陆，还可以当他的国民党委员长，还可以当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可以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嘛！

——在讲到青年前途时，耀邦同志说，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本领从哪里来？从学习中来，从实践中来。要不断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对革命事业要抱有坚强的信心。

耀邦同志有句话，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干它50年，一定要赶上、超过世界上的强国！”这时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天国里的耀邦同志啊，我们已经干了60多年了，您的愿望已经变成光辉的现实了！苍松的年轮，记录着昨天——今天——明天，我们中国年轻的一代，无愧于历史的嘱托！

12月4日，耀邦同志还抽空出席了在逍遥津举办的红领巾集会。据当时《安徽青年报》记者报道，鲜红的会标上写着：“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做大五年计划”。耀邦同志和团省委书记丁浩、副书记马维民、教育厅长孙兰、合肥市副市长等出席了红领巾的集会。合肥师范附小的少先队员郑效民等汇报了执行小五年计划的情况，拾了多少麦穗，捡了多少废铜烂铁，栽了多少向日葵。耀邦同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现在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准备将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带头人！耀邦同志问大家：“再过几十年，有的人要当教育厅长、合肥市长、团省委书记，你们干不干啊？”小家伙们齐声回答：“干！”耀邦同志又向大家高呼“为实现共产主义和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红领巾”们响亮回答：“时刻准备着！”

我在想，耀邦同志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据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说，1975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办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大会，胡耀邦同志饱含深情地说：“25年后的今天，也就是2000年10月24日，要是再开这样的大会，谁来当主席，恐怕是你们的下一代了，三十几岁的共青团员，在这25年中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要上台来，清你们讲一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什么请求，就是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一支烟就可以了。”

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了。当年在逍遥津上台汇报做小五年计划的“红领巾”郑效民如今已逾“耳顺之年”，原是香港某银行副总经理，回京后任中国银行（总行）某局局长。从这个年龄段上看，现任的许多司局长乃至省部级干部，正是从当年“红领巾”队伍中走出来的。

宋诗云：“纤纤手中枝，定成参天树”，今天我想不妨改头换面一下：“巍巍参天树，原是手中枝”啊！

1960年3月  芜湖

1960年3月25日—29日，耀邦同志来到芜湖。听说他是从浙江过来，还在青阳住了一夜。我和团市委书记到繁昌县去迎接他。耀邦同志住在芜湖铁山宾馆，丁浩同志和我也住在铁山宾馆，和耀邦同志朝夕相处数日，无话不谈。在耀邦同志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无拘无束，心情特别愉快。这也说明耀邦同志平等待人，密切联系群众，毫无居高临下的高官架子。团的干部没有人称呼他为胡书记，都称呼他耀邦同志，各级团委都是如此。这也是耀邦同志倡导的。

在芜湖期间，召开了全省团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团干部座谈会，丁浩同志首先汇报了全省团的工作情况。团地市委书记相继分别汇报了各地农村、工厂、学校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耀邦同志最后做了简短的讲话。会后，在铁山宾馆与大家合影留念。至今，这张照片还珍藏着。

1961年9月  凤阳

1961年9月，耀邦同志乘车从山东、河南，经阜阳来到蚌埠。那时我在挂职任滁县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县委设书记处），主要任务是纠正“五风”，恢复元气，发展生产。在蚌埠，耀邦同志秘书李彦同志给我打电话，说耀邦同志想来凤阳看看。我非常高兴，当即表示热情欢迎耀邦同志来凤阳指导工作。随后即着手准备工作。

耀邦同志9月19日—21日在凤阳住了三天，住在县委院内一个简陋的小招待所里，洗澡要用木盆。耀邦同志一到凤阳，要我给他把《凤阳县志》拿来，他要了解凤阳县的历史沿革情况。据说耀邦同志每到一处都要阅读当地的地方史志。

在凤阳，我给耀邦同志如实全面地汇报了凤阳县的工作情况和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我陪他参观了城东公社、朱元璋修建的明中都古城，朱母的陵墓（皇陵），朱元璋出家当和尚的龙兴寺。视察了凤阳中学。耀邦同志还即席给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鼓励师生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暂时困难，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凤阳是安徽“五风”的特重灾区。当我汇报到四十余万人的凤阳县，饿死了六万多人，因营养不良，浮肿病占农村人口的37.7%，可以说轻重不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浮肿，外流人口占农村人中的5.3%，不少村庄杂草丛生，没有人烟的时候，耀邦同志边听边记，神色严峻沉重，默默不语，一直在沉思着。

当我汇报凤阳以及安徽推行责任田情况时，耀邦同志非常关注。据我知道的情况，安徽在推行责任田时，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广州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同意可以先试试，后来又批他搞单干风。搞责任田在安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赞成的，认为这是扭转农村现状的好办法；也有不少干部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搞单干风。省委认为，坚持“五统一”，是走不到资本主义岔道上去的。这时耀邦同志插话说，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产品是个人所有制，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能够“五统一”呢？

耀邦同志返京后，向毛主席、党中央报送了《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情况》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写的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此件后来转到县团级，我也看过。其中就有安徽责任田的问题。由于时隔50多年，报告的具体内容已记不太清了。我记得有一次耀邦同志给我说过，他对安徽推行责任田的问题，虽没有一棍子打死，但总的是持保留态度的。

当我汇报到我们正在根据中央61年1月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简称12条）和61年3月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纠正“五风”，回复农村的元气，抓发展农业生产，农村情况开始有了好转时，耀邦同志说，你们要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改变目前农村的状况，抓好农业生产，解决“五风”“大跃进”以来造成的农村严重经济困难的问题。

9月20日，应我要求，耀邦同志给县直科局级以上干部作了一个报告。他在回顾全国、全省和凤阳县纠正“五风”情况以后，说1958年大跃进以后许多干部，许多部门刮“五风”强迫命令，这几年党内生活也不正常，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大家要深刻认识到，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首先要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让大家敢于讲真话，不许乱批乱斗，不许胡来。

耀邦同志说，要“讲民主，懂政策，有经验”这九个字不要忘掉。

耀邦同志还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任务这么重，有些人免不了要受委屈，受挫折，碰钉子，怎么办？一是多商量，二是要忍耐，三是要埋头苦干，昨天我在龙兴寺看到一幅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人间可笑之人”。我们要讲宽容，要有容人之量，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做好党的工作。

耀邦同志的报告，对大家启发教育很大，我在会上号召全县干部、党员要认真学习、身体力行，做好本职工作。

让我至今非常遗憾的是，耀邦同志在凤阳没有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县委太穷，连一部照相机也没有。

1962年1—2月  北京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五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我和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也是我一生参加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会议开始，毛主席主持，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之后，除陈云外，中央常委每个人都在会上先后作了长篇讲话。会议本来春节前结束，因大家话没有讲完，气没有出完，有些省盖子还没有揭开，会议决定延期到春节后结束。

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话如没讲完，晚上也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要出气。有些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这些人是“霸王”，难免有一天要“别姬”的。据说，毛主席所指的主要就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大家听了以后，心中都有数了。

因安徽五风严重，灾害严重，盖子没有揭开，还有人写信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率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李葆华、钱瑛、乔明甫等同志，坐镇安徽揭盖子。少奇同志在第一次动员会上讲了话，我印象最深刻最清楚的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讲真话，谁讲假话，就开除谁的党籍。”会后，与会人员对省委领导提了许多意见。由于安徽问题严重，中央改组了省委领导班子，曾希圣同志会后没有再回合肥，并任命李葆华同志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刘季平、李丰平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除夕那天放假一天，耀邦同志很早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谈谈。当时我估计耀邦同志想了解安徽揭盖子情况。我又约了张秉尧同志和定远县委书记王荣晨，副书记胡锦考一同前往。耀邦同志派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在客厅坐定后，我们几个人如实汇报了安徽揭盖子，以及少奇同志进驻安徽代表团的情况。耀邦同志听得很认真，也不时问一些情况，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时值中午，耀邦同志说，今天是除夕，你们就在我家过年，吃顿年夜饭，没什么菜。此时，耀邦同志夫人李昭从外边回来了，耀邦同志很随意地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在北京市（我记得是纺织局）工作。年夜饭四菜一汤，有鱼有肉，也有酒。这在三年困难时期也算很不错了。

饭后回到客厅，每人又吃了一个苹果。耀邦同志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事。我说，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去过长城，想到长城去看看。耀邦同志立即叫备车，要他大儿子胡德平陪我们一起到了八达岭，看到了雄伟壮观的长城。那天是年三十，到长城玩的游客就我们这几个人。

过年吃年夜饭是我们每家每户最普通最平常的一件事，但这次在耀邦同志家过除夕、吃年夜饭，又平常又不平常。50多年过去了，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1982年10月  合肥

1982年10月24日至11月1日，耀邦同志以总书记的身份，与胡启立、郝建秀等领导同志，在巡视了屯溪、砀山、淮北等地后，来到合肥。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同志给我打来电话。他告诉我，耀邦同志来了，想见见你，还让我通知丁明志（曾任团省委书记、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世荣（原省委农工部长）、任松筠（原阜阳地委书记）等一道去稻香楼宾馆。

耀邦同志首先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没有主题，大家随便交谈。耀邦同志说，这次到安徽来，我还有个任务，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账，我是来还债的。当年，我对安徽推行责任田，是有保留态度的，现在曾希圣同志已逝世了，我要向黄岩同志（原安徽省长）以及在座的诸位表示歉意，你们是对的！马维民同志当时向我反映了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对我了解安徽是有帮助的。短短的几句话，展示了耀邦同志的坦荡胸怀，勇于解剖自己的伟大人格力量。

临走时，我给耀邦同志的警卫参谋李汉平同志说，“天不早了，耀邦同志也该休息了。”他说，“你们走后，耀邦同志还要在院子里面散步，因为今天他还没走够一万步。”由此可见，耀邦同志事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九十年代初，我到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会后，我专程赴江西德安县共青城瞻仰了耀邦同志的陵墓，墓碑上镶刻着耀邦同志的遗像和党旗、团旗、少先队旗三面旗帜。我端端正正地鞠了三个躬。回到会议室，又观看了耀邦同志在共青城安放骨灰的录像，不禁泪水涟涟。

泱泱湖水，巍巍青山，苍苍松柏，山高水长，永远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