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事业刻不容缓 《绿色火车头论》出版

背景资料

近年来，绿色发展事业正成为一项全民关注、举国推动的新事业。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思路。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的救市计划都带上了浓厚的“绿色”印记，如奥巴马的“绿色复苏计划”与联合国的“绿色经济计划”和“全球绿色新政”等。

2008年12月，由胡德平同志任课题组组长、包括多方面专家、学者编著的《绿色火车头论》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在全国公开发行。该书是一部宏微观贯通的，从国家战略到产业政策、再到操作性布局的方略性报告。它提出了两岸共建“绿色产业聚集区”、“节能减排示范区”等全新战略概念，并号召以“绿色火车头”替代粗加工产品的“红色火车头”，解决目前大陆特别是泛长三角等地区经济动荡、企业转型等现实问题，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以及大中华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该计划提出后即得到相关各方的热烈响应。有关各方，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学界都正在积极酝酿相关操作性举措和具体计划，其中包括“两岸绿色发展基金会”、大中华绿色发展论坛等。

《绿色火车头论》是一部以“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和统领的，探究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我国实现和平崛起、超常规发展“第三条道路”的一部方略性报告。该书深入剖析了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并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面临的困难与危机，它以泛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发展分工与两岸经贸战略合作为切入点，提出了以“两岸绿色产业合作与聚集”、“节能减排统筹机制的形成”带动泛长三角乃至整个大陆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及大中华地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

后转型社会的路径与战略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的战略决策，但对于一个个带有全局性、示范性问题的解决也对根本战略取向有正反馈效果。08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在黄山召开“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分工研讨会”，正式提出了“6+1”模式的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基本概念，既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和台湾。目前，这一经济区的相关各方都面临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若干困难问题，孤立的寻求解决之道很难建立突破性的新机制。透过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形成强有力的、产业聚集功能强大的主体功能区，不仅能形成新的增长点，进而演化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此前提下还能聚集国内外大资本的全面跟进，使这一地区成为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汇集地。

今年初锦涛同志在视察安徽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泛长三角”的概念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的问题。这不仅是给该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宏微观贯通的战略命题，同时也是给这一地区相关各方提出了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十分鲜明的新课题。

今天我们讨论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从现实操作层面看诸如皖赣的劳动力如何向江浙闽输送、长三角的富裕资本如何向皖赣转移、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失去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如何向皖赣转移、皖赣的资源开发型产业如何在长三角资本的催生下做大做强等问题；二是如何深化区域性统一市场机制，突破“GDP经济模式”小而全的局限，强化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打出这一地区在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三是洞察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深刻认识我国实体经济和国家资本积累的相对优势，深入研究泛长三角地区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通过特殊模式形成泛长三角地区全区域的通力合作机制，再创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奇迹。

对“泛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分工与合作”问题的关注，表面上看存在五冷五热现象：一是理论上比较热、操作上比较冷；二是皖赣地区比较热、江浙沪地区相对冷；三是政府比较热，企业比较冷；四是高层比较热，基层比较冷；五是产业界比较热，金融界比较冷。从深层面看，一方面是认识这一问题有一渐进过程，另一方面是缺乏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解剖这一问题。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而波及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也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相对成了轻灾区或避风港，中国实体经济和国家资本积累的相对地位得以凸显。有西方学者再次提出了“红色火车头论”的新观点，一方面肯定中国对稳定全球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批评中国高能耗粗加工工业和高顺差对发达国家劳工市场和货币体系的冲击。我们要特别注意观察，当前的全球性金融海啸极有可能带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突变，这也许是我国实体经济乘势进入全球产业分工高端体系的机会。这需要我们从国家战略层面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尤其是新兴产业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与6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大面积的企业转型动荡。如何把握好国际形势，以战略转向来实现企业转型调整，这将是一个既有微观意义更具宏观意义的战略课题。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各方面、各层次都关心的棘手问题，有四个方面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一是如何化被动转型为主动转型；二是如何以转向带动转型；三是如何从国家战略层面、全球竞争层面把握转型；四是泛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资源纵深与大产业的聚集能力。只有当把长三角的转型思考清楚了，才谈得上“泛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分工与合作”问题的深化。“泛”的前提是发达与欠发达的双方都有积极性，靠产业一体化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长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产业体系最先进、最完善、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相对发达地区。伴随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逐渐成熟，无疑将使这一地区产业资源的纵深得以延伸，形成分工更合理、供应链更完备的产业聚集区。即便如此，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及竞争角度看，这一地区还很难明显看出有全球市场地位的且又大又强的产业龙头企业及关联企业群。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不仅需要建立一般意义的统一市场机制，更需要采取有创新意义的且市场化运作的全区域通力合作的新机制，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从而使这一地区实现更加有质有量的发展。

新能源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产业、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生态住宅、再生资源，能源工程、节能工程、环保工程、节水减排工程、生态房地产、生态城市等绿色产业不仅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兴产业，对全球来讲也是一个新兴产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相对较小，如无锡尚德、江西赛维已是世界级的光伏产业龙头企业。如果在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强化绿色产业的合作，尤其是将台湾在大陆及岛内的相关资源也整合起来，完全有可能采取特殊商业模式打造出世界级的绿色产业。从全球新兴产业聚集的一般规律来看，泛长三角地区是有坚实基础的，无论制造业基础、研发力量、咨讯条件，还是金融市场、资本实力等多方面都具有中国乃至全球的比较优势。如果在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能形成高度共识的国家主义经济观和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这一比较优势将更加彰显。在此基础上：一是推动中国节能减排事业的高速发展，加大绿色GDP比重；二是以全球产业整合的方式，实现中国绿色产业的走出去发展；三是以绿色产业推动的“绿色火车头”满载绿色产品，替代初级产品的“红色火车头”，以绿色世界的一员理直气壮地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四是以“科学发展观”引领迈向“绿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泛长三角地区的“6+1”模式（沪苏浙皖赣闽、台湾）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在相当意义上有互补性和互动性。单是台商在这一地区的资本积累转投资就有可能成为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性资本力量，况且台湾在绿色产业和节能抗暖方面有比大陆相对超前的综合优势，尤其是管理、人才方面的优势突出，许多项目他们已走到国际前列。两岸企业尤其是泛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完全可能通过产业联盟形式分享市场、人力、科技、资本等资讯资源，通过充分研究，策划出产业发展方向、具体项目乃至相关商业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既可以产业基金方式间接投资，也可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推动供应链关系的项目发展和产业集群。泛长三角地区也借此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绿色产业发展聚集区、节能减排示范区，同时成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绿色火车头”。

长三角经济转型是一个攸关中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战略性命题。如何发挥现有的整体优势地位？如何提升中小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如何从社会层面乃至政治层面思考经济转型？如何确定这一区域在 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中的比较性优势，尤其是产业竞争优势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系统详实的研究、缜密周全的比较，只有如此，才可能为这一地区的经济转型找准战略方向，不仅使长三角地区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认为，转型的重点在于如何形成有全球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突出的且内外两个市场互动的新产业集群，靠强劲的产业集群提升和延展这一地区已有的整体优势，以新型主体功能区的概念聚集新一轮的产业资源、资本资源、人才资源、资讯资源、物流资源、技术资源。

锦涛总书记点题的“泛长三角经济合作”不仅是考虑这一地区相对欠发达的皖赣两省之需，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出了一道战略命题。一个“泛”字，一是强化了产业空间、资源空间；二是打破了狭隘的省域经济概念，促成了区域间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为深化统一市场机制进行了试验；三是应用“环太平洋地区综合投资环境比较竞争优势指标评价体系”发现这一地区在“绿色产业聚集区”、“节能减排示范区”这一概念上的重大价值。通过产业聚集，强化节能减排；通过节能减排，强化整体经济水准的绿色含量；四是与新近出台的拉动内需战略紧密互动，从中发现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的战略性机会。因此，泛长三角经济区的破题重在“绿色产业聚集区”与“节能减排示范区”的有机互动，前者重心在皖赣，后者重心在沪浙苏闽。“6+1模式”台湾方的加入，不仅拓展了泛长三角经济合作区的概念，更是提高了这一合作区的综合竞争能力。两岸互动，不仅能实现要素资源的互补，同时能在软实力方面得到大幅度提升，使其这一区域能形成面向东亚、亚太乃至全球的新的资本聚集区与产业聚集区，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绿色产业新战略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在操作设计：一要顺应市场大势；二要扣准这一地区相关政府的内在需求；三要把握当前的宏观经济动向和中央对这一地区对经济发展的若干要求；四要与这一地区各类企业发展的战略需求相衔接、相互动；五要选好具体的项目发展方向与项目组合，既有市场前景又能吸引各类资本跟进投资。

根据上述原则，绿色产业新战略的推进依照四条主线全面展开：一是资本主线。通过基金会、联盟型公司、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聚集资本；二是政府主导的主体功能区建设。要将这一地区整体形成世界级主体功能区，同时又要分区域形成若干产业聚集区和各类节能减排示范区；三是各类企业的全面跟进。要结合现有企业状况筛选相对龙头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有序群聚的产业体系；四是在主体功能区内依托现有资源规划布局若干技术中心及研发中心，同时也可通过全球产业整合并购重组相关国际水准的研发力量。

绿色产业新战略的贯彻，首先要深化宏观战略思路的理解，同时也要透过相关理念的了解强化操作认知，从理念、机制、制度等多方面形成强大共识。

“绿基金”的基本主张是在泛长三角地区及台湾地区建立世界级“绿色产业聚集区”和具有国际水准的“节能减排示范区”，同时并购国际技术型龙头企业并建立产业园区。 在“绿色产业聚集区”和“节能减排示范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以“6+1”模式泛长三角经济区为中心，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形成绿色产业的火车头，进而成为绿色经济的火车头，最终拉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整体经济发展。

《绿色火车头论》是一部方略性的研究报告，它发现了九大战略问题的共同取向，即通过创办世界级“绿色产业聚集区”和“节能减排示范区”来整合资源，形成超常规的产业发展态势，推动这一地区的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实现战略提升，也带动这一地区的经济转型，使这一地区成为有强劲竞争力的主体功能区。强化这一地区原有的金融中心、科教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贸易中心等优势，实现互动性的能力倍增。

作为一个操作性方案，它更要强调从事业起步、事业高速成长到事业阶段性稳健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参与这项事业的相关各方形成起一种有强劲步骤感的逻辑力量，情感充沛、理念坚实的推动绿色产业新战略高速、健康发展。

 

第一步：6+1模式的泛长三角经济区相关企业共同发起“两岸绿色产业基金会” （绿基金A），同时分别发起等额股权联盟模式的公司法人的“战略投资公司”（绿基金B）规划“绿色火车头计划”

第二步：泛长三角经济区大陆6省与台湾分别发起“绿色产业引导基金”（绿基金C1、C2），推出6+1地区“绿色产业发展计划”和“节能减排事业计划”

第三步：6+1模式的泛长三角地区相关企业分别发起专项产业投资基金（绿基金D）和引导基金、战略投资公司一起共同形成“绿基金”体系

第四步：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战略结合推动6+1泛长三角经济区成为世界级绿色产业聚集区

第五步：以绿色产业的超前发展引导6+1地区节能减排、节能抗暖事业的快速推进

第六步：以绿色产业聚集区和节能减排事业示范区推动6+1地区实现绿色GDP

第七步：6+1地区绿色GDP的高增长成为拉动整个中国经济乃至大中华经济圈持续健康发展的“绿色火车头”

第八步：以绿色GDP融入绿色世界

第九步：以绿色世界的一员理直气壮的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承担全球化的责任

第十步：以大中华地区的“绿色经济火车头”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百年未遇的世界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正大幅改变全球历史曲线。二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基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正处于深刻演变之中。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国家和命运共同体都必须在这一巨变中经受挑战。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已显露出未来世界新体系的某种雏形：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正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自15世纪末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欧洲航海家完成“地理大发现”，瓦特、克朗普特、哈格里夫斯等人引领工业革命，密尔顿、洛克、卢梭、罗伯斯庇尔、华盛顿、林肯等人发动社会政治大革命以及《圣经》、《大宪章》、《拿破仑法典》、《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历史重心首次趋向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平衡。

欧洲曾是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美利坚、俄罗斯在20世纪则先后崛起，各自主宰人类的一半，并把世界限定在冷战和核大战的阴云之下。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仅存和现代化最大迟来者，天然被赋予空前的被动失措和巨大悖论。从1840年到1978年近130年间，中国历经入侵、动荡、造反、革命、浩劫，数次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绝境。西方主要列强与日本、俄国都先后参与了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苏联斯大林主义及其模式也给中国带来额外重负和困惑。在痛定思痛的反思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东方辨证大法以及道德理性与使命感的空前认同下，中国终于转上一条既能坦然吸纳西方五百年现代普世文明、又能正面继承自身5000年悠久传统的历史大道。

尽管中国几乎难以避免地要重新演绎欧洲和苏俄的所有历程和后果并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与教训，尽管仍然风云际会、危机环伺，但中国毕竟从此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可寄厚望的簇新气象。

有幸的是，中国曾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社会大革命，中国又尝试了英美渐进、融合的工业-经济大革命，中国由此拥有近代世界最主要的历史经验。这一中国现代历史的双重变奏，将推助中国继续以理性、科学、和谐、合作和融合的精神，内在而超越的防止任何激进情绪和极端主义再次把中国引入歧途；有幸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高度入世的进取姿态、“天人合一”的感恩、谦卑而自强不息的宏伟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觉、“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庸哲学和中道胸怀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都将独具优势地矫正和弥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和危机。

自2005年春以来，两岸政党领袖开启了睽违一甲的历史性把握。台海关系、契机和趋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两岸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智慧、胸怀和魄力，悄然启动了也许会长久惠及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无数曲折坎坷后，终于可望迎来一个民族和解共生、和谐共处与合作共赢的新使命。在演变日亟而吉凶未卜的现代世界，中国人从内战、隔绝、对峙走向互访、交流、合作，并为中华民族的终极统一和现代复兴开创不可逆转的局面，不啻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一大福音。

近期，两岸产业界和理论界精英在保持东方宏大历史思维同时，以两岸丰沛而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实践，密切追踪世界经济演变动态以及人类文明消长路线图，共同推出两岸产业整合的“绿色革命”、“绿色文明”、“绿色中华”新思维。这一新思维以高度理性精神和历史视域，提出两岸经贸战略合作、共创和平与繁荣的新构想、新方略，为正面提升中华民族的福祉并大幅改善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关系，进行了严谨的逻辑分析、理念辨证和详尽的操作设计。

在胡德平先生鼓励和启示下，大陆数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和他们的学生们组建了“绿基金课题组”，夙夜匪懈、察纳雅言、广集各方智慧，充分发挥民间智库在资源和机制上的特有优势，以现代综合思维和写作方法大幅度调动有关信息，在100天内完成此书。

令人鼓舞的是，这一凝聚两岸民间智慧和历史愿景的新思维，几乎在诞生之时即获得两岸权威人士首肯，同时引起两岸政、商、学各界普遍关注和参与。

20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革命”、“绿色政治”、“绿色联盟”率先在西欧诸国出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争论和奋斗，这一人类自我约束、调适的新型文明理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长为一种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思潮和运动。

中国的人口、资源、生态和现代化战略之间出现的深刻悖论已经引起两岸领袖和民众的共同关注。“绿色文明”已经被正式作为大陆执政党的重要国策目标。“生于忧患”，我们应当以足够的戒惕和责任感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以峻急的心智建设中国的现代“绿色文明”。

中山先生100多年前就曾以其独有的天下意识告诫后人：

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我们深信，“绿色火车头”这一崭新理念，顺乎天而应乎人，合于世界潮流，将逐渐为两岸人民认同，而拥有一个值得期许的未来。

 

参考文件1：全球绿色进程

 

1962年，蕾切尔·卡逊夫人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因为在此之前，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当时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正是这本书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

1972年6月5日至16日，由联合国发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宣言》），宣告了人类对环境的传统观念的终结，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共识。这是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重视的开端。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同年召开的联合国第27届大会把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每年在此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发表"环境状况年度报告书"，表彰"全球5O0佳"，并为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分别设定一个主题，作为会议的指导方针。

1983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也被称为《布伦特兰报告》）提交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模式。在这份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亦成为今天最广泛采纳的定义，其亦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

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与１９７２年“人类与环境会议”相比，本届大会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且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了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找到了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即被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是继《斯德哥尔摩宣言》之后，人类为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所订立的地球公约。这一公约与同时通过的《21世纪议程》及其行动计划、《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以及《森林公约》一起，宣告人类开始进入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协调一致的崭新时代，这是人类在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提出八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第七项目标为“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具体包括：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方案；扭转环境资源的流失；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

2002年，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使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国家代表和非政府组织、工商界和其它主要群体的领导人聚集一堂，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行动之上。会议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明确指出，“里约首脑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议程”；“消除贫困、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发表《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宣言重申可持续发展关系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关系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关系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各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努力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充分考虑子孙后代的需求；会议强调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保证能源安全、社会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需特别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件2：中国绿色进程

 

1972年：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当时，北京市成立了官厅水库保护办公室，河北省成立了三废处理办公室共同研究处理位于官厅水库畔属于河北省的沙城农药厂污染官厅水库问题，导致中国颁布法律正式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和使用滴滴涕（DDT）。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曲格平看来，这次会议“使大家从模糊的认识中猛醒过来。它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最主要的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规划，设立了环境保护工作机构，其名称叫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了议事议程。

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要点提出：要“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1979年：我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2年：由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国家测绘总局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部分机构，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合并，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转折点，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奠定了环境保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的符合国情的环境政策。

198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1988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撤销，改为建设部。环境保护部门分出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直属局。

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环保目标责任制、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等8项环境管理制度。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第一次明确提出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首次把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作为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

1997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02年：在十六大报告中，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00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描绘了我国5～15年环保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2006年：

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要求在“十一五”时期，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将污染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4月，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大会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在于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2007年：

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作重要讲话。6月3日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7月9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温家宝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7月11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会议审议同意《2007年各部门节能减排工作安排》、《2007年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安排》、《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实施方案》。

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对于推进新时期环保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十七大把生态文明首次写入了政治报告中，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首次明确下来，标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和全党意志。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报告则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这无疑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参考文件3：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在典型的商业周期中，主权国家通常要独自应付经济复苏的问题。这次我们需要全球合作，经济复苏需要在贸易不均衡、技术以及公共预算方面进行重大的改变。这些改变需要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

正在持续的全球衰退，不仅仅是金融恐慌的结果，更基本地，还是世界经济未来方向不确定的结果。消费者在住房和汽车消费上紧缩开支，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遭受了股票价格和房屋价值下降的冲击，也因为他们无所适从。当汽油价格可能再次飙升的时候，消费者应该冒险买一辆新车吗？在今年可怕的食品价格上涨之后，消费者还有能力将更多的食物放上餐桌吗？

关于商业投资的决定更为艰难。当消费需求下降以及借贷成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惩罚时，企业都不愿意投资。各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将来，什么样的发电站是可以接受的呢？这些发电站会被允许像过去那样排放二氧化碳吗？美国仍然支撑得住郊区的生活方式吗？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房子零乱地分布在遥远的社区，在工作地点和住所之间人们需要长距离驾驶汽车。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复苏将依赖于对未来经济方向更明确的认知。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布什政府混乱而具有误导性的领导之后——他们没能给能源、健康、气候和金融政策任何清晰的路径指引，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将不得不开始一个确定美国经济未来方向的旅程。

美国不是经济方程式中惟一的经济体。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全球视角，这一视角包括来自中国、印度、欧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长期从世界经济中边缘化、但目前已是其一部分的非洲——的领导。

在巨大的不确定和混乱中，仍然有一些明晰的判断。首先，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八年那样向全球其他国家借贷了。美国的净出口将不得不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日本和其他顺差国家的净出口将减少。美国如果要平衡其经常账户赤字，需要进行的调整相当于7000亿美元，即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

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减少上述数字的一半（贸易顺差的减少也会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这意味着中国的GDP将转向国内需求，其占到GDP5%到10%的净出口将会改变。幸运的是，中国正在推进一项重大的国内经济扩张计划。

其次，美国消费的减少应该会部分地被投资的上升所抵消。但是，除非有明确的经济政策方向，私营企业才会逐步增加投资。奥巴马强调了“绿色复苏”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建立在可持续技术，而不仅仅是消费支出基础上——的经济复苏。

美国的汽车业应该转而生产低碳排放的汽车——嵌入式混合动力或纯电池驱动的汽车。这两种技术都将依赖一个传输低排放电力的国家电网，这些电力可以由风能、太阳能、核能或是能收集和储存二氧化碳排放的火电提供。所有这些技术都需要公共资金和私人投资。

第三，除非政府能找到使自身的财政状况回到良好状态的策略，否则，美国的复苏是不可靠的。乔治·沃克·布什的经济策略是，在增加战争支出的同时减税三次。这样做的结果是巨大的预算赤字，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更多的衰退、银行救援以及短期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压力下，这一赤字还会更为庞大（或许会到1万亿美元）。

奥巴马需要提出修复政府财政状况的中期财政计划。该计划将包括结束伊拉克战争、增加富人税费以及逐步实施新消费税。在全球的富裕国家中，美国对国民收入的征税比例是最低的，这一点将不得不改变。

第四，世界的贫穷地区应该被看作是投资机会，而不是威胁或是可以忽略的地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之时，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投资基金，应该为非洲提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贷款，以修建道路、发电厂、港口以及通讯系统。

只要这样的贷款是长期的，并且利率适中（例如，25年的美元贷款，年利率5%），接受贷款的国家就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通过大量增加收入来偿还贷款。这对非洲和富裕国家都有极大的好处——可以使富裕国家的相关行业继续运转并使熟练工人重回工作岗位。当然，在蓝筹公司都无法隔夜借款的当下，期限长达25年的贷款需要重大的全球行动。

在典型的商业周期中，主权国家通常要独自应付经济复苏的问题。这次我们需要全球合作，经济复苏需要在贸易不均衡、技术以及公共预算方面进行重大的改变。

这些大规模的改变需要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这样的协调即便不是那么紧密，至少也要是非正式的。每个经济体都应该明白基本方向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发生，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分享新型可持续技术的应用，并分担全球责任的出资——比如增加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时刻，全球合作的政治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幸运的是，随着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已经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