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胡耀邦思想年谱》中有关需求和消费问题的论述

1976年  与来访的于光远谈话。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他说：我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注：于光远讲，有一次在胡耀邦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发表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意思是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

 

1977年7月5日  作《谈谈按劳分配问题》的讲话。关于按劳分配能够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吗？他说：按劳分配的内容通俗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分子不是一码事，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分子不是一码事一样。地主、资本家是从哪里来的？靠按劳分配取得的多劳多得的劳动报酬的人就是资本家吗？这种很简单的问题，普通的工人、农民是懂得的，如果我们不懂得，那就成问题了。我们要毫不含糊地、斩钉截铁地肯定：按劳分配制度本身不能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说：按劳分配，有收入多少的差别。收入多的人掌握较多的货币或消费品。货币这种东西按其特性是可以用来剥削别人的。但可以用来剥削和会不会用来剥削是两码事，正如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一样。在我们的国家，收入多些富裕一些的人，他们所掌握的货币和消费品，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作正当的消费，消费不了的，可以存到银行里，或者用来帮助别人。一种是财迷心窍，用来投机倒把剥削人。这后一种前途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只要多做工作，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减少和限制到最小程度。

 

1979年9月10日  对人民日报第一四九八期《情况汇编》的文章《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给理论动态组作出批示：该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按照批示，写出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在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一百六十期《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讨论。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许多读者尤其是经济战线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纷纷撰文和座谈讨论，认为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大问题。）

 

1979年11月5日  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关于《再谈一定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说：所有人都要弄清楚，不弄清楚不好。什么叫社会需要？主席讲过需求。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是拿国家的东西给他，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需求是两个概念。搞得不好，人家会有错觉，好像国家出钱了。全民所有制当然有改善生活的问题。一般地还是讲生活。二个概念不要混淆。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过一二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帐，说你们把生活来压生产。我们是要发展轻工业，满足生活的需求。生产热水瓶，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善生活，但要用钱买。满足人民的需求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两个概念。我赞成写一篇小文章。农民的生活怎样改善，满足他生活上的需求嘛！生产价廉物美的东西。写个小东西，针对石油部的（观点）。当有人提到石油部的简报时，他说：看了！那是他们的发明权！开始时是见困难就上，以后提出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是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口号。后来出了乱子，开始不是工业上（出现）的，是从农业上（搞起来）的。我记得最初是刘少奇讲的，说没有条件不要上，创造了条件再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是你们发明的。谦虚一点嘛！我记得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他说有一个口号你们考虑一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们查一下，什么时候讲的。大庆有功，事业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但意识形态不是他发明的。我刚才讲两个东西，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人民需求，是两个概念。什么叫改善人民生活？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满足人民需求？不要乱用。像这种东西，《宣教动态》上是可以用的。这不叫大文章，叫一个概念的正确性。

他说：我们《人民日报》或《理论动态》，（搞一篇）《认真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生产》或《积极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生产》，实际上是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深化。可从生产目的讲起，也可从现状讲起。我们国家这么多人民，世界上市场没有这样广阔的，轻工业、手工业、服务性行业，三个方面。日用工业品，特有的手工业品，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都）有自己特有的（产品）。各种服务行业，（要）讲清它的好处：第一，满足国内人民的迫切需要，第二，可以出口，也可以就业。一个国内市场，一个创汇，一个就业。服务行业也是为了生产的，刺激生产的，理发，洗澡，照相，旅馆，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搞他一篇。告诉同志们，轻工业不是那么几大行（业），像苏联那样，就是烧碱、纯碱，我们是几万种，几十万种。我们的计划怎么做，我发愁。一讲轻工业，就是八大件，视野就是那么一点点。他们会找个理由反驳你，（说）王麻子剪刀算什么，一年只有几万把。（他们）没有想到集腋可以成裘嘛！一讲纺织工业，就说棉纱没有啊！他就想到自行车！可搞家俱嘛！我讲了几个剩余，采伐剩余，造材剩余，加工剩余（用这些剩余制造各种产品）！现在还可以用钢材。你们给我开个单子，全国两千多个县。什么烧碱，我看都不看。你们给我开个单子。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手工业产品有中国丰富。服务行业现在走下坡路了。我们那些做计划工作的同志，一是视野就那么一点，一是不知道集腋可以成裘。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嘛！现在经济工作没有做活。源从哪里来？养殖业，种植业。不搞调查研究是不行的。要给我写出来，给我看一看。这是第二个题目。这个题目我非常重视。

第六个题目，《财贸战线的同志都要明了党的财贸工作的总方针》，他说：财贸工作要为促进生产服务，为满足群众生活的需求服务，脑子里应当有满足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的思想。这个观点不建立，财贸工作就做不好，人民就不高兴。生产发展了，财源就茂盛了。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财贸部门的同志没有一个生产观点、为老百姓服务的观点，不是通过财政、商业的手段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是一个道理。不是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以粮为纲，而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财政工作也是不懂这个辩证法。从来不想改进经营管理，要加强全局观点的教育，加强思想工作，总是从多赚一点、多收一点出发。没有灵魂不行。有些资产阶级很有远见，许多资产阶级政府用钱去补贴农业。我们要有远见。我扶持你是为了我。

 

1980年12月16日  主持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第一天讲话，以经济形势问题为主题，中心思想是强调要“退够”，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陈云赞赏一个年轻人（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认为可以作为经济工作的纲领。他要求采取紧缩措施，遏制“经济过热”现象，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邓小平二十五日也表态“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说“这些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正在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立即传达陈、邓的主张，修订一九八一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降低为百分之三点七。胡耀邦同意要把比例严重失衡的一些门类加以调整，但是强调指出：要在发展、改革、前进中调整，而不是在消极停滞的后退中调整，尤其不能因为调整而舍弃发展和改革，把速度降到百分之四。指出：这种冷风刮下去，会对全国经济建设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反对把速度降得这么低，他说：不能抱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

 

1981年10月20日  《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按照胡耀邦要求撰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该文九月三十日先在《理论动态》第一百六十期刊发。文章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文章评析多年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并指出：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文章针对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出现超出预想的矛盾。讨论中涉及到对“先生产，后生活”这个口号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把这个口号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这些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1981年11月2日  视察广西南宁并做报告。他说：搞社会主义经济工作，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有个根本要求，叫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使工人、农民拿到票子能买到东西，有的同志说波兰是高工资、高消费，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他们的工资额可能比我们高七倍、八倍、十倍，但拿到票子买不到东西，肉买不到，鸡蛋买不到，糖也买不到。所以我们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使人民有钱能买得到东西。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话、高指标万万不能搞，但也要防止悲观失望的情绪。

 

1981年  在中央书记处提出“适当地提高人民的消费，适当地刺激人民的消费，鼓励消费，就能发展工业”的消费思想。

 

1982年1月14日  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扩大国内产品的出口，方针和方向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历史经验。过去，某些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挤国内消费需要。当然，五十年代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只好走这条路；如果今后仍然这样走下去，就不妥当了。挤一点高档产品出口，挤一点农副产品出口，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搞得过分，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上面，那就会同国内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只好压缩国内人民的消费，又使国内加工工业不能顺利向前发展，而国内商品不足，又会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助长国内市场的投机倒把。讲得彻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单纯依靠农产品出口和大量进口国外的消费工业品，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类型的经济。有同志可能会说，美国也大量出口农产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美国农业已经差不多工厂化，而且大幅度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农产品大量出口，实质上是过剩产品的倾销。而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农产品，买进消费的工业品，却是在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中遭受富国的剥削和损害。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否则就要犯错误。

指出：积极扩大矿产品的出口。煤炭、石油要挤一些出口，还要努力发展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品的出口。过去有种说法，凡是战略物资不能出口。这是一种过时的陈旧观念。超级大国的战略武器已经储备得过量了，你那一点点战略物资为什么不能出口？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当然，为了防止压价，要有计划地安排出口，要取得有利的交换条件，但是首先必须解除禁令。

 

1982年5月19日  与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负责人和经济学家举行座谈会。当了解到我国城乡个人储蓄累计有五百七十亿元时，他说：我们国家提倡储蓄，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为了紧缩通货、防止通货膨胀，而一是人民群众要防备天灾人祸，具有社会保险和福利作用；二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他说：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资金，另一部分是消费资金。积累资金即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盖房子（特别是农民），还有一些由个人积存起来，作为储藏手段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我们的储蓄，能否把这些储藏的资金，即利用人民的存款，把它变为可以增值的资金？我们对储蓄处理适当，可以促进生产，否则，也会妨碍生产。要看到储蓄这种两重性。如果群众的收入过多地集中到储蓄方面，那么我们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销路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卖不出去。这样就会造成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不利于发展生产。过分地刺激消费或提倡高消费是不对的，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有销路。这不是说要吃光用光，不是说不要艰苦奋斗精神了，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对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当了解到现在商业库存有一千一百亿元的商品时，提出：很多东西积压在那里，商业部门有没有惜售的思想？今后我国每年增加二百二十亿元的消费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多设商业网点，要鼓励商业人员下乡，现在有些商品在城里卖不掉，在乡村还买不到。

他说：在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我着重宣传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某一些民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我为什么要先引这句话呢？因为我们往往在解释国情方面片面性很大，总是只摆困难方面，人多呀，贫穷呀。按马克思的观点，财富的“主客观因素”，那么主观因素就是中国的种族好，素质好，人民勤劳、勇敢；至于客观因素，资源比日本多，气候比苏联好，美国的地理条件也不见得比中国好。至于人多，还是有两重性，不能只讲一重性。（胡耀邦读马克思的一段话：“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生产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性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一）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二）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他继续读马克思的论述：“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二）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三）……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在摘要读完马克思经典论述后，他说：学习马克思的这些话，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就要多从发展生产方面来打主意、想办法，而不要只从压缩消费方面打主意，这是一个根本方针。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激发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对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问题不理解，那么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不清楚，还要犯错误。

他说：这就联系到经济建设的模式问题。当代世界无非是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高借贷，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高度竞争，追逐高额利润；我们应该搞出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来，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是先有第一部类后有第二部类，而是第二部类反过来促进第一部类也向前增长。人民的需要和增长总是走在前头的，总的讲消费和生产还是相互促进。他说：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提请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1982年9月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说：为了使经济的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由于对社会的各种复杂需求和大量企业的生产能力难以作出精确计算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这类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加强管理，并协助它们解决某些重要原材料的供应。

 

1983年12月13日  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种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现在我们的布积压大概是五十亿米吧。我们今年的棉花是八千万担，就是四百万吨，是世界第一。苏联没有我们多，美国也没有我们多。美国是三百一十万吨，苏联大概是三百三十万吨。化纤我们也多了。所以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措施。

再一次强调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他说：我主张“奇装异服”这四个字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词，行不行？同《人民日报》商量一下。个别的，极个别的人穿得很不像样的衣服，要说服。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的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啰。我说适当提倡注意我们的衣着问题，我看不会犯错误。我的意思是文件上、报纸上“奇装异服”这几个字去掉。什么叫奇装？什么叫异服？现在我们是短袖子，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的时候，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

 

1983年12月22日  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他说：我们要把农民的收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自给部分，一个叫商品部分。自给部分又有三个标准，有低标准，中标准，高标准。不管达到哪个标准，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自然经济要转到商品经济上来。他说：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要大力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如果我们做党的工作、做经济工作、做财经工作的同志，没有帮助、扶持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概念，农民就富不起来。这就是新事物，这就是新问题。三年以前，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不可能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个口号，现在应该响亮地把这个口号提出来。要向我们的同志灌输这个指导思想。

他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十八亿或者二十亿亩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粮食上。必须要逐渐从耕地的狭小范围内一步一步地、积极地冲出来，离土不离乡。冲出来从事什么业呢？第一是各种各样的养殖业，第二是开发业，第三是山林业，第四是加工业，特别是饲料工业、食品工业，第五是运输业，第六是服务业，第七是建筑业，第八是采矿业。门路不是一项二项，要一步一步地做到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从事种植业的人达到三亿左右，占百分之三十的样子。现在不喊这个口号，但是我们心中要有数，心中无数就没有方针上的指导。指出：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这是我们根据新形势制定的新政策、新方针，即使在实际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也不要紧，纠正它就是了。但是这个方向不能动摇，动摇就办不成事。当然，保护和发展农村专业户，不能只满足于停留在现有水平上，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依靠政策的威力，使专业户不断发展，不断提高。要认识到，农业的分工愈发展，农民的富裕就愈快，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愈快。

指出：为了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要通过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保护和发展专业户，第二个环节是大力疏通流通渠道，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天上地上水上一起来。产品是靠流通变成商品的，如果取消了流通环节，或者流通环节不灵，商品流通不了，产品就叫非商品。所以商品和流通是姊妹关系，是一对双胞胎。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重视疏通流通渠道。第三个环节是帮助农民正确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储蓄要适当提倡，但是不能提倡得过分，过分了对发展生产不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过分地压缩消费，对发展生产不利。

 

1984年1月16日  主持中央书记处一○七次会议并讲话。他说：我们还能帮助老百姓干一点什么事情？我在贵州提出，贵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九十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百分之十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

 

1984年6月8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与高勇、李彦谈话。当谈到用消费刺激生产，机关干部工资太低，一个月才几十元时，他说：工资是太低。还是用消费刺激生产，先把两千万矿工和建筑工人的工资提起来，平均搞到一百五十元，这没有危险。钱多了，住房解决了，还干什么呢？解决了住房，就是要穿好一点，吃好一点，到饭馆吃点，喝点酒，就可以刺激生产。钱多了还是用在吃穿用上。我们不搞高工资高消费，而是适当提高。有人说，高工资高消费不好。我问他们，低工资低消费究竟有什么好？他们也说不上什么好来。我主张提高工资，每人平均搞到二百元，用消费来刺激生产。

 

1984年9月9日  同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谈话。他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不要看得太浅太窄，或仅就一时的、个别的现象看待改革。他说：我们工作中一些助长封建宗法观念的东西也要坚决废除或改变。像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搞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作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迎送。他说：要纠正我们宣传工作中一些陈旧的“左”的东西。消费是和生产紧密相关的，我们抓消费，实际上也是在促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再片面强调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等，就不适当了。指出：领导干部要热情鼓励和大胆支持那些提倡改革的人和有助于改革的作风，即使有的改革过了一点头，也要保护、补救。这样，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就改过来了，改革就一定会收到巨大的实效和成果。对改革都应支持，不要害怕，我到处都支持改革。

 

1984年10月21日至27日  视察山东烟台市、青岛市和临沂地区的十四个县市。会见青岛市、县党委负责同志并讲话。对于城市郊区的经济工作方针，放开了没有？是不是明确地认识到要为开放服务、为外贸服务、为旅游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他说：我国北方沿海有两个大的半岛，一个胶东半岛，一个辽东半岛，是避暑、游览的好地方。人民收入增加了，就要消费，他要上名山，到有海的地方去旅游，你就得准备让他们到你这个半岛上来，这反过来又将成为推动你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听取青岛市委工作汇报时说：要让农民进城办企业，办旅馆，办旅游业，搞城市建设。让农民进城，不仅是允许郊区农民进城，还要允许本省其他地区和外省农村一些有专长的人来沿海城市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事业。指出：要鼓励个体户经营第三产业。

他说：广东的经验证明，要想在较短时期内把经济搞活，打开新局面，从“第三产业”抓起是一个好办法。发展“第三产业”，投资少，见效快，很有必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第几产业，都要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同职工的收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就要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本企业职工的收入有较大的提高，这就叫做水涨船高。为什么许多大城市的工业上不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捆绑企业手脚的东西太多，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没有挂钩。不挂钩，改革就不能持久。

 

1985年1月5日  在中南海听取保定地委和二十二个县的负责人汇报。他说：我赞成保定地区各县在汇报中提出的狠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的打算。关于乡镇企业，一是你们向高档产品方向走，年年要有所改进，我也赞成；但是要注意也要有中档、低档。如果都往高档走，大路货就没有了。人民消费能力目前毕竟有限，高了就买不起。二是要特别注意开拓国内市场，实行薄利多销，不图一时之利，这才是长期的可靠办法。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  出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北京怀仁堂召集的中央一级“民主生活会”。连续几天的“生活会”，批评的矛头全部指向胡耀邦。他们除了批评他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不力外，还指责他只讲反“左”、不讲反右；说他以“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来篡改整党的方针；批评他鼓吹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压力，给经济建设制造混乱。

 

1987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中央生活会情况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向全党发出。文件说：胡耀邦同志强调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面，因而过分强调增加消费，不赞成提勤俭节约的口号。反对多搞储蓄，反对多积存点外汇。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和宋平等六同志谈话中说：“去年，我在书记处提出一个概念，要适当地提高人民的消费，适当刺激人民的消费，吃光用光是不对的，但搞过分了反过来影响消费。”“现在要转到适当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就能发展工业。”这种“消费在前面”的观点，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拿来的，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文件指责胡耀邦同志的上述说法和做法是造成一九八四年经济严重失控，总分配远远超出总供给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4月5日  邀请李锐到家中谈话。谈到十个问题。元元陪同。（谈话要点根据元元记录和李锐记录整理而成，括号内为李锐作的按语）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注：李锐按语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品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一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两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注：李锐按语说，耀邦多次谈过，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注：李锐按语说，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说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注：李锐按语说，一九八二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