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胡耀邦与人民日报
——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
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一）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文革时期，对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的宣传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连想都不敢想。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做为统治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耀邦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面对要突破“既定方针”的强大力量，聚集在这些领导人周围的御用秀才们，多方帮助他们从思想理论上寻找支撑点，“两个凡是”的舆论力量早已经开始酝酿了。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半年多，各项工作都不能迈开大步向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些秀才的研究下，写出了那篇同样“名垂千古”的、正式宣布以“两个凡是”为重大决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二）
耀邦同志之所以配称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宝贵的是他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并根据实践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刚刚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对于面临百业待兴、万难阻路的艰险局面，究竟从何着手？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和严峻的考验。耀邦同志眼见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开国元戎、党政要员、卓有功勋的文官武将、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雄杰，死的死、残的残，九死一生的人也妻离子散，很多人仍然处在监禁劳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赶快为他们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那么，“文革”后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建设事业， 由什么人来收拾这个破败的残局，挽回这个千疮百孔的破船呢？
这事，刚刚掌握有一点权力的胡耀邦，正确地选择了突破点，他最先日以继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促进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
他一到中央党校，就找了几位同志一起讨论酝酿，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的认识，先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他先后改了十几次，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篇文章却坚决反对，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组织部长的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反对那位部长的倒行逆施。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报社根据胡耀邦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大字报加以编辑，编写了一份内部材料，题目是《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
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以后的半个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郭玉峰，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感到担子更重了，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他一方面开始了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撰写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建议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各地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各地方各条战线上的冤假错案一时解决不了，人们就纷纷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党报上访，一时间上访人员激增。耀邦同志决定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耀邦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管”的方针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谁知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竟然把中央组织部长的这段讲话在出简报时一笔删去，可见阻力之大。
这个“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平反工作的进展。耀邦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平反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刘少奇，比如两次打倒邓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三）
应该说明的是，当耀邦同志领导发动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两场大斗争时，他仅仅是一位中央委员，仅仅是党校副校长和组织部长。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对人民日报才建立正式的领导关系。在这之前，他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对我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志同道合，因而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我和耀邦之间的比较亲密的联系，发生在“文革”后期。“文革”以前，我们虽然有一些接触，由于我这人不善于结交朋友，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得了严重的肝炎，经常到协和医院去看病。这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像我们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恢复了相当优越的医疗保健制度，我们这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在协和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看病。在这期间，我与耀邦同志常常在医院里碰面，我们在等待医生诊病的空隙进行过几次亲切的谈话。我们一见倾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当时我们都是被批斗的“黑帮”，在行动上都失去自由，但是在看病的时候，恰恰摆脱了监管。我们不仅可以因看病而相遇，也可以以看病为由而相约聚会。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复出开展全面整顿的时期，他解放出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参加写作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受到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中的两株（另一株是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二十条）。从这时起，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
恰好，他的妻子李昭同我的妻子胡一哉，“文革”前曾经同时担任过北京市纺织局的副局长。我们夫妻经常到他们家作客，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促膝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立即去向他通报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我去见他，他说叶帅派叶选宁去看他，他给叶帅带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时期，一切工作都面临重新整顿，要全面振兴中华。他详细地给我解释他带给叶帅的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他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耀邦同志对问题深思熟虑，再思三思，所以他的话总是出口成章，文情并茂。他说的“人心大快”、“人心大喜”、“人心乐开花”，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三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以前，他对我并没有工作上的领导关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长者，当作兄长。虽然他仅仅比我大一岁，但他是长征干部，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我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布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组织安排。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的宣传。他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不仅为人民日报准备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且还继续指挥人民日报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主动地进行配合，陆续刊登了一些很好的读者来信和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新闻。耀邦同志看到这些来信和新闻，都马上打电话，鼓励和表扬我。比如我们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还配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于新华社发的宁夏落实干部政策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作了三行通栏大标题，耀邦同志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在整个平反右派的伟大战役中，耀邦同志也很注意充分调动人民日报的积极性。他所召集的重要会议，总要通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等新闻单位参加，我们不断写出新闻及时报导。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在全国引起震动，对推动平反右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可以说，在整个平反工作进展期间，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的，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组织领导天才。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作促进工作。比如在陶铸同志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同志平反前，编写了他的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人民日报也编发了王光美同志写的内部材料。我们还特别重印了几千份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其中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文革”中被全国批判的“黑修养”，这本《整风文献》在少奇同志正式平反以前印发出来，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它向全国早早地吹了一股热风，表明少奇同志的千古奇冤很快就会平反昭雪了。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同志请示过。关于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内部材料，都是直接送到他手里，他很快就批转给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汪东兴等政要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文章写作过程中，耀邦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别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
为了扫除对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趁胜前进，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耀邦同志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 ”一段话之后，耀邦同志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导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耀邦同志是这场大讨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从此，他担负起直接领导中央党报的任务。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一般的按稿件内容，分别送给书记处分管各条战线的书记审查，只有最重要的稿件，才直接送耀邦同志审查。一九八九年耀邦逝世时，人民日报社编委办公室同志仅就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一次关于《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的研究。粗略估计，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仅仅查到原稿的，就有一百多篇。有些稿件送他审查，他把作者叫去当面提意见，当面修改，原稿上就没有他的笔迹和签字；有的稿子送他审阅，他没有意见，也没有修改，打电话来说他同意发表，也没有把稿子退回。
除了上面说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项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决策以外，耀邦同志还组织了两次重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一次是“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影响也是很大的。
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受到了保守、传统势力的严重干扰，半途而废，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刊登出来。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百一十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二月二十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因而，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纷纷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本来，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着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上。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在理论观点的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气氛。
可是，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遗憾的是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胡乔木又进一步去找邓小平同志，向他报告华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乔木于是再去找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如此向耀邦施加压力，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将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申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內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意见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內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象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胡绩伟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从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得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待。
耀邦同志对这一讨论的重要性仍然紧记在心，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思想仍然坚持不放。过了一年多：在1981年初，耀邦同志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建设四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根本问题在于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又发动了一次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重大讨论。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的精神，在1981年4月13日发表了社论《伟大前程与实干精神一一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社论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第一个讨论，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真理的标准不是领袖人物的只言片语，而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第二个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顺利地进行经济调整，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实干精神的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问题，是想进一步明确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依靠人的奋斗。把这一点弄明确了，就能重视加强和改善人的工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产生巨大的效果。”这一重要社论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阐明以后，指出：“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宣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逐步废除了剥削制，中国人民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了。”社论说，可惜我们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航道，搞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大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大搞穷社会主义，以致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异己力量的束缚，积极性和能力都无从发挥。”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是在口头上，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确认这一点。因而除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之外，而且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兴旺和发达。”社论还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变成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只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保证人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要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这一重要社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开展了关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很多基层单位也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这一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最后汇集到为社会主义实干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
耀邦说，有的人把人民是主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但胡乔木等同志却连口头上也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在耀邦同志发表这一讲话和发动这一讨论的两个多月前，胡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民是上帝”的思想(这话是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他竟然举例说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以此证明是“人民犯错误”。在两年以后，1983年10月，他到人民日报社批判我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斥责一些人是“人民崇拜”，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毛主席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这话引起知识界的讥笑。
耀邦同志对人民主人翁的思想，同乔木同志的思想是鲜明对立的。这就更容易理解耀邦同志在这年1月20日所作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的精神，以及胡乔木同志2月16日针对耀邦讲话为什么会表现出那样反感的原因。
对这两次讨论的态度，不仅表现出对待人民的两种思想，而且表明在处理这两种思想矛盾时，乔木等同志所采用的手法都不是真正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手法又反过来表明这两种思想矛盾的尖锐程度，更明显地暴露了左倾力量同人民存在誓不两立的矛盾。他们在哲学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在政治上批判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在经济上批判解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权利，在新闻上批判强调人民性。他们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统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专制主义。他们思想的核心，就是同人民作对，他们以代表人民的名义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人民，控制人民，以至镇压人民。
(五)
说到这里，我还得拉回到提出“四个坚持”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分歧。
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内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内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某些高层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猛醒过来，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便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贺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恃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情，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风作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妄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顽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仲仲，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这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旧病复发，因而错误对待人民的民主要求，错误对待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而胡耀邦同志在这时却是比较清醒的。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二、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三、加紧立法，对群众集会游行、上访请愿等建立了临时法规；四、加强宣传，坚持正面引导；五、布置几个单位派人深人群众团体做工作。在第四第五两方面耀邦对我作了特别的指导。他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党历来都主张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反对站在群众之上，他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和影响他们不要误人岐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找这些同志听汇报、作指示。后来，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污蔑这些同志是同坏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来保护这些同志。当时，我还建议把西单的民主墙搬到中山公园，加强党对这些大字报的领导。耀邦同志同意试办一下，后来曾选在月坛公园试办了一段，但是终于关闭了。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同志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对于当时逮捕魏京生，他又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能抓人来关。大凡敢于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到现在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由此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几位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论问题以外，围绕着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锐的。
当时在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治方面，我自己经历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斗争。记得也是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我已经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同志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690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我特别请了一位内行算了一笔帐，然后我才在发言稿中作了具体的揭露。汪东兴修建这个公馆共5387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1280元，比人民大会堂的造价586元，比北京饭店的造价571元高出一倍多，比一般住宅超过十倍。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产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57米的活动室，一个45米的餐厅，一个199米的电影厅，修了两层屋顶，三层玻璃窗，能抗九级地震，和毛主席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在准备会议上讨论主席团名单时，我就提出汪东兴没有资格进主席团。谁知这也惹了大祸，说什么主席团名单已经政治局安排批准，作为党员不应同中央不一致。还专门开了人大代表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说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就是说都是拿到人大去通过而不是拿去讨论的，我要讨论便是错误!这种批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若这样，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党中央的表决机器了。当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这样理解人大的民主的。我找到耀邦，把我的揭发材料给了他一份。我向他发牢骚，他劝我沉着一点，以后说话不要那么直，那么冲。
原来，批评我的深一层的原因，是我不应该揭露这一重大的挥霍公款、舞弊营私的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贪污腐败的作风是任何政党失败的一个毒根，也是共产党堕落蜕化为封建法西斯党的根源之一。因为反贪污腐败是我们的整顿党风的一个主要任务，我决心使人民日报在反对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勤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关于勤政殿的事不准在报上公开揭露，可是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对官僚主义总题目下还是进行了几场大的斗争，如反对外贸部贪污、受贿事件，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萃华楼饭庄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人大会议上我作过希望中央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为公园，党中央的经费预决算由人大审议，公布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揭露大的官倒等发言。上述宣传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发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历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们经常发言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多的也是贪污浪费。设想一下，经过十年内乱以后，如果我们党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尊重人民的主人翁权利方面，真正下决心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话，恐怕就不会有1986年青年学生反官倒反特权的群众游行，也可能不会有1989年那样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反专制的民主运动。当然促成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原因，并不像我说的这样简单。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真正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起码条件。
(六)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我党我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时，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起草了《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记得他同我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他在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后，他在一个时期内就集中力量解决农业问题。
当安微、四川开始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进行宣传以后，引起全国上下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有的甚至骂人民日报公然违反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公然反对人民公社。我曾多次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人民日报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两点：一是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二是他强调我们整个经济体制都要进行大胆的改革，他要我特别注意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订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他说他已经同安徽的万里同志，四川的赵紫阳同志通过电话，了解那里的情况，认为他们做得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导。因而从1979年初开始，人民日报对安徽、四川、内蒙、广东、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尝试，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连续报导。
由于受到国务院农委和中央宣传部某些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3月15日刊登了一封反对包产到户的“读者来信”，受到安徽等地的强烈反对。耀邦要我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82年秋，我到安徽作了一次农村调查，耀邦同志还专门听取了我的调查汇报。
人们普遍称赞人民日报在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方面立了大功。其实，首先应该归功于万里、赵紫阳等同志，也应该归功于胡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农村改革，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改革。城市手工业逐步恢复，允许私人开店，个体摊贩活跃起来，大工业也在研究改革试点，如首都钢铁公司就试行承包。人们十分高兴，有的人夸大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人民13报对这些新气象都及时作了报导，当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记得《人民日报》刊登“二道贩子”的消息时，就被指责为宣传资本主义。我曾经为此请示过耀邦同志，他说，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发展运输，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他要我们以后不要用“二道贩子”的名词，改用“运输户”，或者叫搞短途运输的或者搞长途运输的。
在城市各业欢迎农村改革新风的大好时刻，党的总书记耀邦同志于1983年1月20曰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精彩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人民日报立即根据耀邦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耀邦表扬了首钢的改革，我就带上记者到首钢去进行采访。谁知这偏偏惹得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耀邦同志讲了些什么呢?
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注重阐明小平同志“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耀邦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持而有秩序地改革”的总的改革方针。他说：“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对五年来农业进行的巨大改革，作了高度评价以后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的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在这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既然农村的改革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他还说：“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制的经验。这种经营管理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作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作：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耀邦同志在强调国营大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时说：“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在这个报告里总起来说：“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管理。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他还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科技文教战线，批评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提出在这些部门也要进行改革。
耀邦同志讲得真是太好了，中央党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引起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进行声严色厉的训斥?
仔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来头。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让他们讲道理，说不出道理；摆事实，又拿不出维护其歪道理的事实。他们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于是一方面对一片大好的农村形势找毛病，到处挑剔；另一方面就尽力反对和阻挡农村这股春风吹进城市，反对和阻挡八亿农民初步享得生产民主权利以后，促进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因而对耀邦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宣传十分反感，一肚子气都发在人民日报身上。
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1983年2月16日上午，胡乔木把我们(当时我担任社长、总编辑秦川、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叫到他家里，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说耀邦讲话“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因为他认为十二大精神是搞共产主义)，批评人民日报按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在我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刊载了乔木的讲话全文，这里就不去重复了。)
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批评总书记，我认为应该有这种正常的民主风气，多年来我们没有。但是这种批评最好是当着总书记的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的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的高层领导同志，这次却什么都不在乎了。耀邦同志心地太善良了，他没有看出乔木这次的批评，是那股左倾势力赶他下台的一个危险信号。这点，我在后面再去说。
(七)
在耀邦同志审阅的稿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改，表明耀邦同志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现选出几件写在下面。
1978年11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耀邦同志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在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他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耀邦同志补充这样一段：“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的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对知识分子政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痛境地。耀邦同志策划和修改这一评论员文章，所起的震聋发聩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1980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写作这篇“七一”社论的过程中，我同乔木同志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我不同意写“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主张改写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先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对乔木同志说：如果党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败不会是成功的。可是乔木同志反对我的意见，认为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如何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向他解释说，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早已是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首先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就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越脱离群众，越败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我同乔木同志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下。多年来，他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坚持写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
在送审“七一”社论时，我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我同乔木同志的争论。耀邦同志很注意地听完我的意见。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党的威信的确遭到很大败坏，应当首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对乔木是十分尊重的，他冷静地思考以后，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既采纳了我的意见，也照顾了乔木的意见。
在重新翻阅耀邦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批件中，还发现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宣传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现在选出两件，说明耀邦同志对报纸的正确宣传的支持，和对报纸宣传有错误偏差的批评，他对我们既开绿灯，又放红灯，注意领导报纸宣传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一件是关于张志新的宣传。张志新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关进监牢，受到严刑拷打和虐待，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在“四人帮”枪毙她时，为了不让她呼喊反对“四人帮”的口号，竟将张志新的喉管割断!对于这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省委办的《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她受迫害和惨死的情况，引起很大的震动。报社的编辑同志看了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是稿子送给乔木同志审查，压了一个月不退回来，经我们一再追问，他说，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他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这样，我们不仅转载了《共产党员》的报道，还组织几篇文章，连续宣传，使全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四人帮”的仇恨，都称赞张志新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北京市团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最近，各报刊登连续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缅怀、学习张志新的文章，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许多人一边读报一边落泪……她的英雄事迹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教材，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什么活着，怎样去生活、学习，战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民日报在转载《共产党员》的稿子时，再三考虑，终于割爱，把原稿中割喉管的细节删去了。一位人大常委打电话质问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报纸要像宣传雷锋那样宣传张志新。”可是，有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宣传得那么细，那么集中。”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反映都如实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宣传，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j1979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商惹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有200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宣传不能脱离实际。I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
(3)社论要正面说理。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注意社论不要作过多批判性的东西，多从正面说清问题。”有的社论“深感批评的口气太多，太严厉，说理性、鼓舞陸的言辞太少。”
(4)报纸要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他说：“近来经济上的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请选择一些典型予以揭露并加以抨击。每天有一两篇或来信(只是要核实，不要冤枉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麻木不仁和丧失警惕，以致使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81年7月。
(5)如何对待猎奇。在一份材料上，耀邦同志批文：“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要猎奇至少要考虑两点：一、材料必须完全经得起检验；二、内容对大多数人有教育意义。没有这两条，肯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赞成，甚至反对。象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宣传工作的具体方针问题。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常收集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愈做愈可提高水平，愈做愈有成效。”
这些批文转给我们后，使我们举一反三，对帮助我们端正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耀邦同志对于报社的内部工作，也总是热情关注，或指点，或提倡，或批评，或制止，为把人民13报培植成一块环境很好的宣传阵地，为把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一支高质量的新闻队伍，真是呕心沥血。
我择要的写出耀邦的批示，表明人民日报的广大同志怀念耀邦同志对报纸宣传的领导。毫不夸大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上半叶，人民日报之所以得到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空前的630多万份，是和耀邦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那时，由于有了以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篇章。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全国上下的一片称赞声中，的确也有一些人对人民日报很不以为然。比如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一部分极左思想很严重的人物，总是在明里和暗里攻击人民日报。这些人虽然不多，能量却很大，常常引起某些最高领导人思想上的共鸣。在1979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不得不站出来为人民日报说几句公道话。
耀邦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大账。”他还说：“从去年工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个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同志讲了这一番话以后，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八)
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感到他总的精神是信任和帮助报社同志独立负责，勇挑重担，是鼓励和培养报社同志大胆开展工作，努力创新，使报社同志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办法，越干越有奔头，结果使报纸越办越好，使报社干部在思想上业务上越来越提高。不像有的领导同志那样，总是指责，总是挑错，总是批评，总是下死命令，总是声严厉色盛气凌人。
正如前面所说的，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向报社指示抓住重大宣传任务，而且帮助报社具体策划组织，修改重要稿件，大大提高了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方针方法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
他平等待人，把我们当同志，不只是下级，使我感到他是良师益友，不只是上级。他的谦虚精神使人钦佩。1981年6月，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闭会以后，他立即找我们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说他曾经一再推辞，一再表明他在哪方面都不配作党的主席，他希望各新闻单位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宣传他个人，要注意宣传中央的集体领导，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领袖。果然，在六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修改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设立了党的总书记，他在一年以后被选为总书记。他对我们说，他只是书记处的班长，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请示小平、陈云同志。
他为报社组织的重要稿件，虽然经过他一再修改，但他还是一再关照我们，仔细看看，有不妥当的地方要大胆修改。记得1979年4月1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他几经修改定稿的。在刊登以前，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同志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送耀邦审阅。若水同志给耀邦写信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他还给若水写信说：“若水同志：同意你们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耀邦同志的这封短信在新闻界传为佳话。一些兄弟报社都来索取这篇文章的原稿、改稿和耀邦的短信。
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总是注意通知新闻单位来人参加。在研究布置工作时，他总要连带着布置宣传工作；在总结工作时，也总要连带着总结宣传工作。他还经常单独约我们新闻界的负责同志商谈宣传。使我感动的是，当他对报社和负责人有重大意见时，他总是把我们本人找来，问清情况，绝不偏听偏信，片面地批评指责。在十二大会议期间，乔木同志很气愤地向耀邦反映，说我在小组会上提出要在文件中删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意见。耀邦就把我们这个小组的几位同志找在一起，一一询问，结果都说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一场严重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我这里保留有耀邦同志的一份谈话纪录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把它全文抄录在这里，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耀邦的谈话里，谈到了我们党的工作和党的作风的很多重要问题，也反映出耀邦同志的思想作风。
1981年9月13日上午9时
胡耀邦约见胡绩伟和曾涛时的谈话
耀邦同志：今天找你们来，是仲勋同志提议找绩伟同志谈谈。我想，既然找绩伟，就不如把曾涛同志也找来一起谈谈。绩伟，你先说说。
(绩伟同志简单汇报了最近报社开会学习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文件的情况。说到尽管报纸有好些错误是难于避免的，但有很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耀邦：我赞成，很多毛病是可以减少的。报纸天天见 面，错误是难免的。但是，有些差错是可以避免的。避免错误的方法，中心环节就是层层把关，建立严格的把关制度。现在，很多单位，我们过去有些很好的制度没有恢复起来。过去听说邓拓同志每晚上都要看大样，签字付印。
绩伟：这个办法改了很多年了，因为有很多困难，事实上也很难坚持。现在我们每天晚上有两个副总编辑长年值班把关，直到报纸付印。
耀邦：对，建立值班制度好。值班的人自己能定的定，自己不能定的请示。当然，有些重大的问题，宣传的口径要事先有个规定。
绩伟：仲勋同志批评我们文艺座谈会的消息不应该放二版，这是我们的错误。我给仲勋同志写了信，作了检讨。主要是我们思想上不重视这次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我们听说这个会开得不大好，对这个座谈会不够重视。新华社打电话来说尚昆同志主张把座谈会新闻放二版，把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放一版，我们就接受了。
曾涛：这个会的确开得不好。我们先写了一个情况向中央报告。我们感到这个新闻很难写，如果要把这个会写得很好，照抄小平、耀邦同志的话，说都拥护，没有问题，那新闻就不真实。如果按照实际来写，就开得不好。我们原先主张不写新闻，王任重同志说要写，结果我们把每个人的讲话写一段交本人看，几乎都是本人重新写的，不是原来的诗了。我们不大看重，认为周巍峙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郇讲话是人大的一个重要议程，程子华、蒋南翔的讲话都吼一版，我们主张周的讲话也放一版，文艺座谈会放二版。我请示尚昆同志，他同意把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放二版。我们是这样通知各报的。
耀邦：我、己得那天是什么人问过我，座谈会消息放一版还是放二版，我说，放一版二版都可以。
绩伟：我们对中央这次思想战线会议的宣传是重视的。以后，中央一再提醒，不要太集中，太突出，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经济问题上去。
耀邦：这是我的意思，我主张不要太集中太突出。
绩伟：我们当初考虑把这次文艺座谈会放一版下面，没有考虑登头条。后来周巍峙同志的发言同文艺座谈会新闻一起发来，感到不好安排，恰好得到新华社的通知，我们就决定把文艺座谈会放二版。
耀邦：这个问题就这样。仲勋同志的批评是好意。不比就没有什么，几个报纸一比，人家就会说人民日报处理的不好，对人民日报不利。这也算是个失误吧。
关于文艺座谈会的新闻，我原来想，最好多登一些人的发言。听说小平同志对曹禺、艾青等好些同志的讲话都觉得不错。我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最好由文艺界的同志自己来说话比较好。对于统战的问题，最好由民主人士来说话。台湾的问题由台湾的同志来说话。舆论界要尽量根据问题的性质，根据不同的问题来组织不同的人来讲话，形成一个正确的社会舆论的整体，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不同人来说。有些由名作家来说好，有些由劳动模范来说好。比如陈爱武说党风是完全可以搞好，由陈爱武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很多问题，要大家来说，部队的事由部队说，人民团体的事由他们来说，华侨的事情由华侨来说，科技战线的问题，由科技人员来说，由这些人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的正确舆论力量，不是什么事都由国家领导人来说。
几十年来已习惯了，只有国家领导人的话才算数，别人的话无足轻重。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在群众申得到的信任程度就比较大。当然，方针政策是党定的，是正确的。但是，党的政策方针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制订出来的，是根据各条战线各方面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各种代表人物的意见，各种领袖人物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同党的意志不谋而合的。我们集中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意见。有的同志以为中央没有定调子，就不敢说，以为说了也不算数，这也是错觉。报纸要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找各种先进人物、各种代表人物、各种领袖人物说话，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也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以为个人的话说了算，少数人的话说了算，大家也只听几个领导人的话，这是一种个人崇拜遗留下来的苦果。有一个时期，电视台报告新闻时，先用红字报告华主席的活动，华主席说了什么。这是特别新闻。然后才报道一般新闻，现在改了。当然，也不是说国家领导人就不要说话，是说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头条新闻。
前些时候，我们宴会的规格也不同，主席的规格比副主席的规格高，我就给打破了。华主席宴会的规格为什么要比邓副主席的规格高呢?为什么要分两等?当然，我们这个国家有些事情分个三等三级是可以的，甚至分三等六级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分三等九级呢?那就不必要了。主席同部长可以分为两级，但主席和副主席为什么还要分呢?政治局的常委就不要分嘛。
总的讲，新闻工作、广播、报纸是在不断地有所进步，这一点不要忘记。但新闻工作，你们的新闻、言论，我总觉得不够有力，不够那么切合实际，没有抓到人们当前的新问题。比如说，几天以內，或半个月以內的新问题，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差。当然，要做到这点也比较困难。你们要经常注意，经常考虑，经常琢磨，如何把这一点做好。这一点你们做得不够，我们也做得不够，各个部门都做得不够。工作一定要切中要害，各个部门都要努力。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我对新华社的《内参清样》很注意，现在注意得差一点，主要是它现在反映的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切中要害。比如在三个月以前，或者六中全会以前，我是比较注意的。而现在呢。当然你们也反映一些重要的问题，使我们了解一些我们没有了解到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比较少，比如十份材料中有五六份都比较一般化。拿工业调整来说，我看有一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前七八个月有一股下降风，而且这种风很大。开初，中央也了解不够，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这种精神不振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两次，前年一次，今年又一次。先念同志曾经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失调的帽子争着戴。”好些地方的工业生产统统要降低任务，许多地方有消极情绪，努力生产搞革新的劲头也降低了。而这类情况我就没有从你们的新闻或内部参考得到及时的了解。
又比如，党风问题。这几年政治局的情况变化很大，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了，是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现在的中下级不正之风，比上面严重。有的说中央某某同志如何如何，有些是事实，但是好些是谣言；现在有人拿中央来保自己，转移舆论。现在下边干部松松垮垮，歪门邪道。瘫痪散漫，不上班，不工作，相当严重。而这个时期中央干部的问题，当然也有，特别是干部子弟的问题。我在半年以前，就跟组织部商量，请他们准备关于干部子女的问题写一个文件。现在总的说来，干部子女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不好的是少数。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很坏，他们什么坏事都做。最近抓了几个走私案件，中间有干部子女，一定要严办。我说过，我们培养的子女，培养得不好就是“田老鼠”，挖我们自己国家的田塍。
对党风问题，我觉得你们的敏锐性不够，说什么“不敢打老虎，只打苍蝇”，实际上我看老虎、苍蝇都要打。苍蝇那么多，为什么不打?你们不要上当，有些人专攻上面。说你不敢打老虎，使你对苍蝇也下不了手。各种人有各种出发点，你们要分析。
最近，我抓周末劳动，要使它形成制度，这是纠正党风的一件人事，舆论界要抓。你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改变社会风气，光讲大道理不行，要从小道理入手。毛主席曾经批评我们，说我们好些干部不会办事，缺乏办事能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只会讲大道理，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大道理要讲，但光讲大道理不行，一定要既会讲大道理，又会讲小道理；既会从大处着眼，也要会从小处着手，特别是要善于找突破口来解决实际问题。好些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觉得知识分子干部确买是相当脱离实际，就是不懂得既能讲大道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既抓大道理，又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小平同志前一个时期抓((军这个问题，然后在全军开展学习，起了很好作用。最近，开始抓分列式，抓阅兵。这样就把整个军队训练问题就抓起来了。党风要抓几个具体问题，周末卫生运动要搞下去，要抓住不放。
我们对于党內的问题，从开始搞《准则》，这是从大局着眼，以后搞了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的规定，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你们要看到中央这个时期的变化。现在中央同志批条子的少了，请客送礼的少了，调片子的少了。有很多传闻，有些是真的，但有很多是不可信的。你们要看到，现在的中央，和五十年代的中央有所不同。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全国到处给中央领导同志修别墅，现在没有了吧。过去中央同志出动就挂专列，给我挂一节车厢就行了。现在的中央我看比五十年代的中央还要好，你们要看到这点，要鼓舞大家的信心，不要散播悲观消极的情绪。
既要善于讲大道理，又会从具体的小问题做起，这有一个辩证的关系，这一点要处理好。你们没有处理好，我们也没有做好。你们的评论不要泛泛而论，要从实际上升到原则，不要从抽象到抽象，不要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重复讲那些空道理。我看现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工业上是重复建设。另一个就是你们重复讲空道理，老是说一般的话，空话太多了。你们不善于从典型上升到理论，从具体到一般，要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你们这样做不够。比如，现在周末劳动，你们应当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克服机关松松垮垮的现象》。
整顿党风的关键是要看有没有魄力。中央这些年在好些方面是有魄力的。比如下决心不搞政治运动，下决心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下决心在农村放宽政策，下决心废除终身制，不搞个人崇拜。这一系列事情，都是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干前人不敢干的事。看准了一些事，就要抓着不放。就要一千就干到底。我们三十二年了。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有些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都不如。撒切尔夫人每天还自己作早饭。卡特不当总统了，每天干两小时木匠活。西方好些领导人上下班不坐汽车，自己走路。他们把体力劳动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不那么轻视体力劳动，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有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这个习惯，老一代好些同志没有转变，新一代没有树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写一篇文章，就叫《必须彻底打掉鄙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写篇社论，写七八百字就行了。一篇评论，标题要醒目，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政治评论的标题和文艺标题不同，文艺作品的标题，如《沙家浜》，它就是个戏，但政洽陸评论，就不能这样标题。标题要启发人家去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打中人家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提出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要打中一个什么思想要害，同文学题目要有所不同。总之，感到你们好些言论不够切合实际。
要切合实际，第一，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接触干部，接触群众，到工厂农村去。要下去，要轮流下去。第二，要开动机器想问题，现在这方面也不够。思想上的懒汉，思想上不艰苦。比如有的同志不论大会小会，都要秘书写稿子，自己不动脑筋，思想上不刻苦，不认真考虑问题，我看两千万干部中，大概要占一半。说他们都是思想懒汉，太重了。但是思想不刻苦，是合适的。你们不要以为搞思想工作的，搞理论工作的，教员，技术人员，思想就一定刻苦，不一定。有一些搞思想工作的人，你们搞新闻、搞理论的人，有些同志的思想也不刻苦。定一同志是一个思想刻苦的人，是有骨头的人。他的一篇言论，每一篇东西，都是经过刻苦思索的。对一篇文章是否经过刻苦思索，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党内，我觉得乔木同志是思想刻苦的，他想问题很深，很认真。但有些同志思想不刻苦，说话写文章，常常信手拈来，这是不好的。
绩伟：思想刻苦，要鼓励大家想问题，还是要解放思想。在党的会议上，内部会议上，应该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耀邦：这个事情你们放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刚刚恢复、形成起来，难道中央会把它毁于一旦?不会。你们不要怀疑这一点。
(当谈到帮助同志，要善于谈心时)耀邦：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善于跟人家谈心。谈心要注意方法。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你应该把人家的优点想够，甚至拔高一点也可以；第二，对他的缺点要赤裸裸地提出来，但要加以分析；第三，你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要光说人家不对，你要说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有。
(当谈到切中要害时)耀邦：切中要害，还要防止假象、假报告，不实事求是。对这种现象要提高警惕。有时你们会被社会上的不正确的舆论所欺骗；有时，会被下面的假报告所欺骗。比如关于夏收时期的灾情，有的地区就有些夸大。下面传说领导同志的特殊化，有好些也是不正确的。
(当谈到有人认为现在反自由化就不反对特殊化时)耀邦：谁说我们只反自由化，不反特殊化官僚化?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要反对。但是在一定时候，要侧重反一下自由化，是很必要的；侧重反一个时期，但是肯定反自由化不会是以后经常的重点。小平同志认为这次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主动了。不是有人说我们不反自由化吗?现在会开了以后，有些同志还有抵触情绪，认为不应反自由化。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动摇，一动摇，自由化就会更厉害。
(当谈到信心问题时)耀邦：对我们的事业要有信心。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信心，气不足。这个问题可能在干部中有百分之二三十。比如有的同志对农村的大好形势认识不够，对存在的问题有些夸大。我认为农村的好形势，现在只能说是“方兴未艾”，更好的形势还在后头，要有这个信心。你们反映情况时，一定要实在。对一些困难问题，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要夸大。一定要把关，防止夸大困难。凡是向上面多叫困难，不真实，骗上级的，下面就骗你。你们是不是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你骗上面，下面就骗你》．这样骗来骗去，到头来是自己吃亏，党的事业吃亏。我们对困难不要夸大，当人家叫困难时不要上当。我们要精神振奋，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要把困难归于客观，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原因。要讲內因，是严格要求自己。党风一定要抓，一定要抓到底。这一点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在这方面要讲主观能动性。振奋精神离不开主观能动性。如果不讲主观能动性，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克服困难上走到前头。
(在谈到如何写国庆社论时)耀邦：“深入实际抓问题，破除框框闯新路”，就是要振奋精神，中央同志同意这话。是不是根据这个精神来写。应该看到经过这几年努力，现在大政方针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把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引向牢固的扎实，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今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国庆，形势写几句。前一个时期毛主席逝世五周年，我们没有什么表示，是一个疏忽。
绩伟：中央说不要纪念逝世，要纪念生日，我们没登更多的东西，只登一篇纪念秋收起义的回忆录，登了一篇关于毛主席在寻邬调查的文章，另外登了一首小诗。
耀邦：这样就行了。在国庆社论中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说几句。建国三十三年，老人家有很大功劳，这方面可以说几句。但也不要说多了。现在我们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一个搞物质文明，一个搞精神文明。三中全会把我们的思想更加统一了，目标更加明确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扎实。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就是要善于把前面说的从人事着眼和从小事入手的道理，发挥一下，把这个道理写进去。既要大处着眼，又要小处着手，把两者辩证关系讲清楚。题目是不是《把继往开来的步伐迈得更稳健更强劲)。也不太好，再想想，但要注意步伐更稳健更强劲。经济上讲经济效果，这是稳健。在治安上搞综合治理，也是搞得更稳健。更强劲就是更有力量，基础更加巩固。反正题目你们去想吧。最好文章写得短一点，不要写那么长，好些道理，有的说一句就行了。一句话一个意思，不要多说。其它有些东西，比如：切切实实解决问题，调查研究，加强党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维护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话都得说一下，说一两句话，不要写太长了。
同耀邦同志的这场谈话，由我在9月14日向编辑部同志作了传达。我常常想，我在中央党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胡耀邦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宣传作过这样永垂不朽的贡献，这在我国新闻史上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典范。
(九)
乔木同志为什么批评耀邦同志“违背十二大精神”呢?因为他们认定十二大精神就是共产主义。早在十二大报告刚刚开始起草时，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就在各宣传单位的会议上宣布：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力群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宣传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的小册子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同志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却独出心裁，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们又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对于农村革“共产主义金桥”一一革人民公社的命的种种措施，他们始终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对于耀邦提出的要在城市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他们也十分恼火。
我在前面说过，乔木在背后指责耀邦同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些左倾势力早就对耀邦心怀不满。可惜当时我觉悟太低，没有看出其危险性。当时只认为这无非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没有看出这是那条左倾路线又抬头了，又开始“头脑发热”了。
其实这种危险的信号，我在两年前就已隐约有所感觉了，但我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事情是这样的。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也是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在耀邦主持下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种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人向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小平同志找了几个同志(有我、周扬、胡乔木等)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有利于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此胡乔木等人就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他们所写的通报的草稿，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邓力群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承认这个社论错了，但不要说这个社论是耀邦主持撰写的。我一听就感到味道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他口头上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骨子里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我答复这位老朋友：“如果那篇社论真的错了，耀邦同志也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还是认为那篇社论没有错，耀邦同志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误，不能承担什么错误的责任。”
我当时感到不对味，因为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同志作主席。如果恰恰在这时向全党发出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通报，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显然是同党的决策唱反调的。我当时没有看出他们是不赞成选耀邦作主席，所以我很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现在根据我手里的底稿，把这封信抄在下面：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3月26日讲到《人民日报》3月10日的 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克服左的错误以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以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10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份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份量就太重了。
对10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上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內许多同志势必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3月26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社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申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此致敬礼!
胡绩伟 9月9日
现在看来，我当时警惕性太差，没有识破他们的真正用心。为了不增加他们同耀邦之间的隔阂，我没有把这封信同时抄送耀邦同志引起他的警惕，也没有抄送其他领导同志。现在想来，这也是失策的。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出现了批判《苦恋》的事件，又一次显露出那些左倾势力对胡耀邦同志所处领导地位的挑战。这件事也是同人民日报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作家白桦写的《苦恋》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残酷打击和百般凌辱。在他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祖国。当他痛苦地离去时说：“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于是就被认为宣扬了“不爱国”的错误思想，进而上纲上线为：“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
1981年5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看来就要开始一场对《苦恋》的大批判运动。这篇长文给《苦恋》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甚至说：这个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爱社会主义还说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又说：“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苦恋》这本书和《太阳与人》这部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禁止放映，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这篇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为“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耀邦同志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可是当时负责管理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却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报转载军报这篇批判文章。报社文艺部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作法，所以我们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当时，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为《苦恋》说话，只能说军报的文章火气太大，缺乏说服力，人民日报只能自己写一篇。
胡乔木知道人民日报坚持不转载，后台是耀邦撑腰，因而，他把这个官司告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在7月17日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和我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周扬、曾涛和我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邓的讲话却埋下了很大的祸根。
暂时的胜利，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办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决定由文艺报编辑部另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转载。结果，这篇文章，在周扬、张光年同志的主持下，由唐因和唐达成二人执笔，文联党组经过多次讨论审阅修改，终于写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由于得到耀邦和仲勋同志的指导和关心，特别是得到文联党组比较一致的支持，因而各方面对这篇文章都比较满意。文章在(文艺报)19期上发表，《人民日报》一字不改地在10月7日全文转载，使对《苦恋》的批评既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又避免了一场大批判的偏向。那些左倾权威利用批《苦恋》发动一场大批判运动的打算，由于文联党组和人民日报的抵制。没有变成事实。这场没有成功的大批判运动，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政治事件。
但这只能算是暂时的胜利。因为那股左倾势力相当强大。他们不仅夸大思想解放中的支流，而且把主流也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早在1979年初，他们就促使新的领袖人物提出“四个坚持”。想把中央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反右为主。这次，他们抓着<苦恋》等一些作品，把文艺界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大潮，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制造的这种错误舆论，对某些领袖人物的确产生了错误的导向。
7月17日的谈话，一方面，小平同志强调：“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研究，不搞围攻。”还说：“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小平同志一再说：“军报对《苦恋》的批评，调子高，方法不对，说理不够，水平不高。但是批评还是应该的。”“总之，批评的方法要注意，但必须批评。”因而他同意人民日报不转载军报的文章，由文联党组另写一篇批评文章，在《文艺报》上先登，再由《人民日报》转载。
小平同志的谈话，不仅谈了批评《苦恋》的问题，也谈到其他一些问题。显然，早已经有人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文艺界的所谓严重情况。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批评了叶文福在师范大学的讲话，说叶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批评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要这样做》的这首诗“完全是站在对立的立场”。邓还批评了新疆一位姓丁的作家(我记不清了)，说他是“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他的讲话“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他还很严厉地批评我：“人民Et报为什么那样喜欢郭罗基?他是支持聂元梓的，是造反派人物。”其实，恰恰相反，郭罗基却是反对聂元梓的带头人物。这次，小平同志还批评了王若水，说他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列车一开始就开上了错误的轨道，”“这个发言不慎重，走了火，论调同不同政见者一样。”其实，说这话的是王惠德(中宣部副部长)，不是王若水。可见，当时有些人不只向小平同志进献好些谗言，而且还打了不少假报告。
小平同志在谈话中一再提到波匈事件，说文艺界理论界的动向，“就是自由化了，就是走波兰的道路。”“波匈事件就是这样来的。波兰反苏，出了大乱子。”看得出来，当时，他把所谓自由化的问题看得那样严重，严厉地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他竟然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的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他这个批评是很严重的。他批评的“党”，显然是批评当时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从此以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涣散”、抓精神文明“一手软”、“包庇自由化分子”等等，就成了胡耀邦的一个“大错误”。
(十)
耀邦被选为党的主席以后，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谦虚，而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原则一一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说到做到、以身作则，表现了党的高级干部应起的表率作用。
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后批准刊登的《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表明了他对这一理论认识和实践的决心。文章是郭罗基同志写的，刊登在1981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用的笔名是“马温”。
这篇文章结合总结我党历史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来阐明个人崇拜的严重违害。文章引用了马克思反对个人崇拜的论述和列宁反对个人崇拜的事迹，增加了此文在理论阐明和实践启示方面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认为要有效地反对个人崇拜，不仅应该强调我们党要有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要强调：“反对个人崇拜也不能仅限于宣传，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变个人集权制。”
落实到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文章提出：“为了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首先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党政必须分开，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将权力集中于领导集体，而不是集中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切实保障人民行使选举、罢免、监督的权利，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管理制’，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
文章提出的这些具体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所以耀邦对这篇文章的评语是“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使人读了有启发。”
文章发表之前，郭罗基将原稿送给了胡耀邦同志征求意见，耀邦审阅了全文，又进行了修改、删节，批准在报上刊登，同时，在1981年5月30日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信的原文是这样：
罗基同志：
遵嘱，我把你要我看的文章，在主要之处“批改”了一番。
首先，我认为原来题目（《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不很好，可能引起人们作一些不必要的猜想，当然，我改的也不一定好，还可再考虑。
其次，从第一页第三段以下到第三页的末段前，我通通砍掉了。这是我的主要意见。因为这一大段写的东西，去年我们在党的内部会上都谈过了，解决了。如果现在再以个人名义在公开场合端出来，会使人感到势头很大，要搞什么运动，特别是向这么多人算过去了的帐，既不合乎我们党的批评宗旨，也不利于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目的。因此，不要写。同时，不写，并不会使文章减色。这倒是我要坚持的看法。至于如何接下去做文章，我改的看来也不很顺当，请你自己再斟酌。
从第三页末段以下，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使人读了有启发。当然个别地方还可表达得更周全一点。请你自己或者再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后再修饰修饰。
修改后我赞成在哪一个报刊发表。但是否一定要争取在党的下一次全会之前，那倒不一定。因为我们的下次会．不但不会再突出清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完全平心静气地总结经验，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面向我们伟大的未来。这一点应该向我们的同志反复说的，要求大家切实把握好的。
胡耀邦 1981、5、30
耀邦同志在郭文中删去的一大段，大约有一千字左右，主要内容是批评在四人帮倒台后，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大搞对华国锋主席个人崇拜的错误表现。
没有想到，这篇被耀邦改题为《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发表后，却受到了乔木等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乔木等同志批评人民日报登这篇文章犯了三个错误：第一，违背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第二，文章中公开批评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方针；第三，无组织无纪律，发表时不请示任何人。这三条批评意见，帽子大得吓人。可是吓人的政策是不灵的。为使读者了解这件事的原委，容我一件一件的说。
首先乔木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文章的一段话，说这段话是反对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段话的原文如下：“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此，仅仅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个人崇拜。当然，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提出少宣传个人，不失为一种进步。但是从理论原则说，这种提法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宣传。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是宣传群众，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
那么，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是怎么规定的?郭文是否反对了这个方针?现在把三中全会公报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五部分中的一段抄录如下：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请看，三中全会公报这段话，只是同意华国锋同志的一个提议，提议什么应该多宣传，什么应该少宣传，只是指明宣传的重点；而不是只能“少宣传”、不能“多宣传”或者“不宣传”的硬性规定。郭文首先肯定“在弥漫着个人崇拜气氛下，提出少宣传个人，不失为一种进步”，这只是一种策略措施，而从理论上来分析，问题不在宣传份量是多还是少，而是宣传质量是正确还是错误。因而郭文则从理论高度来阐明个人崇拜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这怎么能说这是“公开批评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呢?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批评的话，至多只能算是“批评性的意见”，这也是合乎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是一种保障党员应有的批评的权利，正是合乎三中全会的精神的。
乔木等同志指责人民日报不应该刊登郭文的第一个罪名是：“违背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那么，小平讲话的精神是什么?是什么时候讲的话?讲了些什么?为使读者明白，我又得从头说起。
在《人民日报》刊登郭罗基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就是在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批评影片《苦恋》(未上演)时，也顺带批评了郭罗基的一篇《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的文章。邓还曾很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们人民日报为什么那么喜欢郭罗基?他支持聂元梓，是造反派人物。”
郭这篇文章发表在1979年1工月14日。乔木同志曾经向我批评过这篇文章，说文章缺乏阶级分析。文章在阐明言论自由时说：“在思想方面，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或是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在行为方面必须服从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只要在行动上不触犯宪法和法律，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讲，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百家争鸣……。”乔木同志批评这段话是提倡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郭文在论述言者无罪时，又说：“反革命分子之所以成为反革命分子，是根据他的反革命行为制定的”，还说：“不能把不同意见视为反革命言论。……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评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能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乔木同志批评说：不能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发表反革命言沦也是有罪的。
我觉得他这些话还是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太偏激了，我同他争辩了几句。我说，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是大原则，用不着在“言论自由”之后加上一个注明：“反革命言论除外”，因为宪法和刑法对反革命罪都有明确规定。乔木同志是常有理，我当然说不服他。回到办公室以后，我还翻了翻书，看了看宪法和刑法的规定。我还找出“言者无罪”的出处是《诗经．大序》，原文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则是出自苏洵的《远虑》。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报告中，把这四句话联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物和文件，都多次使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四句话，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民主作风，作为党员修养，也作为团结民主人士的准则。怎么能说这就是宣传反革命言者无罪呢?
有一次，我向耀邦同志谈到了乔木同志对郭罗基文章的批评和我的意见，他仔细地听完我的话，没有表示谁是谁非，因为他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中央同志的不是。他对我说，既然宪法和刑法都有明确规定，你们请一位法学界的学者写一篇文章来作一个讲解，既讲明宪法为什么要那么写，毛主席为什么要那么说，也要讲明哪些言论是触犯刑律的。过了十多天，耀邦同志还问我，那篇讲法学的文章写好没有?还嘱咐我写好后先不忙发表，先请一些法学界的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我们遵照耀邦的意见，约了一位法学界人士写了一篇文章，又请了几位法学界知名人士开了一个座谈会，对这篇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以《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为题发表在1980年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
现在重读这篇文章，更加说明耀邦指导思想的正确，这篇文章经过法学家集体研究，堪称言简意赅的典范。文章短短一千七百字，把宪法和法律关于言论自由和言者无罪讲得清清楚楚。
文章明确提出：反革命罪要有行为，不能搞思想罪。文章说：“构成反革命罪，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客观上要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二是主观上要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即反革命目的。
“任何反革命罪，都要有行为。这种行为的矛头是针对我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制度的。我国刑法不承认有所谓‘思想犯罪，。封建王朝有所谓‘腹诽罪’，希特勒法西斯有所谓‘思想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期间，也搞这一套鬼蜮伎俩，致使许多无辜者身陷囹圄，横遭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
文章分析了言论无罪和有罪的问题，首先肯定言论自由的重大意义。文章说：“思想不能构成犯罪，那么言论是不是就可以构成犯罪呢?这要具体分析。”“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对具体的人和．事，对某些具体制度提出批评、建议、以便改造、革新，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是没有言论自由，人民群众不能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那还怎么称得上是人民的国家呢?所以，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发展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要‘广开言路，严禁给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穿小鞋’和实行其他的压制打击，。这是很正确的，完全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
紧接着，文章阐明言论自由也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文章说：“当然，人民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例如，言论自由并不包括造谣诽谤的自由，因为造谣诽谤会给他人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法律上不能不估计到这点，从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对某些言论作出必要的限制，规定散布某种特定的言论乃是犯罪行为。刑法上规定的诽谤罪、诬陷罪、教唆犯罪都是与一定的言论分不开的。”
“反革命罪中涉及言论问题较多的是反革命煽动罪。对于这个罪，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作了具体规定。构成反革命煽动罪，除了主观上具有反革命的目的外，其煽动行为必须是：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罪，是在群众中进行煽动的，煽动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如发表反革命演说)，也可以是文字的(如书写、张贴反革命标语、反革命大字报，散发反革命传单)。应当着重指出，在把散布某种特定言论认定为反革命煽动罪时，必须十分严肃谨慎。我们既不能放纵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就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
我之所以这样具体地引用这篇文章的论述，因为几十年来，我们无法五天，任意以思想定罪，以言论治罪，陷害了上千万的人，实在痛心!因而，这篇文章在最后特别从反面来一段论述，引起大家的警惕。文章说：“至于某人仅仅在日记中、在学习讨论中暴露了一些错误思想观点或者是向组织汇报了一些自己的错误思想，都不能认为是犯了什么罪，更不能认为是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对标语、传单、大字报中存在的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抓住个别过激言词就认为是反革命标语、反革命传单、反革命大字报。一定要把行为的具体情况与行为人主观上的动机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只要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没有上述反革命煽动行为的内容，就不构成反革命煽动。”
读了这篇短文，再回过头来重读《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从总的原则来说，文章并没有什么大错，只是论说得不够全面，没有从法律的观点上来加以分析，讲明言论自由也要受法律的约束。
本来，这篇文章已经为前篇文章作了很好的补救，事情就该到此结束。但是乔木同志还是很不满意。这对乔木来说，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党多年来以思想定罪和以言治罪的事是太多太多了。乔木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不知“打”了多少“反革命分子”。所以他坚持他反对“言论自由”的观点。以后，他还是把郭罗基这篇文章的这一“大错”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因而才招致小平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责问。这次，我们改了一个笔名，又发表了郭罗基《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的文章，乔木他们又拿小平对郭罗基的话作为准则来批评人民日报“违背了IF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实际上也是把小平的话当成“句句是真理”。
其实，小平同志对郭罗基的文章，恐怕也没有看过，很可能也是听乔木同志的汇报，而且也偏听偏信。因为郭罗基在文革时，他不仅不支持聂元梓，而且是反对聂元梓的带头人物。
乔木等同志指责人民日报不该刊登郭罗基这篇反对个人崇拜文章的第三条理由，是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发表时不请示任何人”，更是无根据的指责。当时，他们责问这篇文章送给中央同志审查过没有，我答复“没有!”因为我不愿意把耀邦拉出来，把受批评的责任推给耀邦。因为他们已经在搜集材料准备向邓汇报，说耀邦包庇自由化分子，我不愿意把耀邦审阅修改郭文的事告诉他们，又增加他们逼耀邦下台的一条“罪状”，宁愿自己被扣上“无组织无纪律”的罪名。
（十一）
耀邦同志被迫下台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软”。指责他的权威人物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状态，攻击他一再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是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在人民日报社，除了胡绩伟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就是受到耀邦“纵容包庇”的国内外的著名人物。而我在“六四惨案”以后，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的处分，罪名之一也是“一直包庇刘宾雁。”据说，在批准下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时，我们的最高领袖说：“胡绩伟能代表四川人民吗?……他一直包庇刘宾雁……”看，我的罪名中也有这一条。
刘宾雁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两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更受到读者广泛的称赞。1957年初，他在上海采访，写了一篇反映上海各界人士鸣放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直到1966年3月才被摘掉帽子。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又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报社的造反派打人牛鬼蛇神队，又在人间炼狱苦熬了十多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刘宾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含冤受屈的二十二年，磨炼了他的意志和锐气，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冲向刚刚揭开的腐朽复杂的角落。
这时，在他的家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贪污案--离哈尔滨60里的宾县王守信案，轰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突出的报导。刘宾雁看到各报发表的像法院宣判那样简单的报导，很不满足，他决心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揭露事件的真象：为什么这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会发生在我们党执政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在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像王守信这样的一伙坏人，会比三十年前更为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他反反复复地同有关人物交谈，夜以继日地进行采访和接见来访，终于写出了引起全国震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文章在1979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以后，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介绍，这篇长文刊登在10月9日三版上，题目是：《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一一推荐刘宾雁特写(人妖之间)》。
《人妖之间》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赞誉，也受到一小批人的切齿痛恨。表示欢迎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而反对的，挑毛病的，说此文不符合事实的告状信，也连续不断地反映到党的有关部门。刘宾雁没有被反对他的势力所吓倒，群众的鼓舞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山东和辽宁的政治漩涡里，连续写了几篇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好文章，大为振奋人心。同时，也使那些憎恨他的人更为恼火。
可贵的是，刘宾雁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是：“文革”初期“夺权”的那帮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掌握着大权；“文革”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而现在他们又借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运动；许多在文革中被提升的官员，比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在张志新被处死一事中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他说，他的文章是要揭示：“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分子”，而“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十年浩劫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则不是?”理所当然，这就不只是激怒了下面一批当权派，而且激怒了上面的某些权威人物。1980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时，在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在做总结发言时，一位高级干部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还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个人就是刘宾雁。”耀邦没有理他，继续讲话。在讲话快结束时，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巧妙地保护了刘宾雁。他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1957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耀邦说刘宾雁“也有毛病”，是指这是一般性的毛病，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的大错误。
粉碎四人帮，解放了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解放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磨炼解放出来的刘宾雁，他的身心进发出热爱人民、热爱党的事业的光芒，他那支熟练的妙笔更加盛开出绚丽的鲜花。他写出一篇接一篇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尚未扫尽的天空，振奋了亿万人民，也震骇了那些保守势力的权威人物。在《人妖之间》之后，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我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从全国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封信飞向人民日报编辑部，也送到刘宾雁的办公室。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排队等待着同他谈话或送材料给他。有一年暑期，我同他一起在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院休假，他正好同我住在相邻的一个房间里，门外经常有几十个、上百个来访者在盼望着同他见面交谈，使我深有感慨。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访，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位杰出的记者。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的高级领导人物却在增加，只是告状的主要内容，已经逐渐从告刘宾雁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转为指责他报导失实，歪曲事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日益清楚，仍旧沿用“文革”极左那一套的整人手法也越来越丧失人心。特别是宾雁的文章为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坚定，是非鲜明，忠诚可昭日月，赤胆可鉴山河；他的文章夹叙夹议，他的分析评论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开启人们的心扉，得到群众、干部以至高级领导同志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对刘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导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侯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导基本属实，只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着不放。在1981年6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侯”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着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申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杨易辰同志接着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內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內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哪个人，还是迳直送给哪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拔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1：7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拔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在我的头上。我先把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1951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着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实性的要求来提醒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对自己稿件拿给编辑部以前尽一切可能完成必要的审阅手续。谈话以后，我还把同他谈话的观点记录下来，经过一番研究，写成了一篇长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发表在的1983年第四期《时代的报告》杂志上。
我把同刘谈心的情况告诉耀邦，他要我劝宾雁到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不要再留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把耀邦的意思转告给宾雁，他感到很为难，说他会认真考虑耀邦的意见。当时，我也不愿意把这么优秀的记者调走，也就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1981年8月底，我得到耀邦给周扬、贺敬之和我的信，并转来了8月7日宾雁给耀邦的信，耀邦还在宾雁的信上加了两处很重要的批语。耀邦的信内容如下：
周扬、敬之同志并绩伟同志：
宾雁同志这信，我今天回来才看到。现转给你们。 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任何一个同志只要善于总结经验，都能够为党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个别地方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在信上批了一点话。请绩伟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胡耀邦、8、23
刘宾雁给耀邦同志的信如下：
耀邦同志：
您七月初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批示，我细心读过了。和我去年听到您一月份在申宣部会议上关于我所说的话时一样，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非常感动。
多年来我一直未去看您。您太忙，不忍占用您的时间(四人帮在台上时，則由于我的身份会给您带来不便)。但几年来听到的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住了，敬仰之情，更甚于五十年代。
对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批评，我在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您会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要，我就不复述了，只想告诉您：二省领导同志反应尚好，主动和我谈话，并表示欢迎我重去该地。我还想找他们谈谈心。
确如您批评的，我是过于自信了。倒不是狂妄到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而是自以为坚决拥护三申全会路线(并觉得我们这些人应以新闻、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党服务，中央一时不便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说一说)，而对于方法和步骤，则欠考虑。至于有些同志说的我有点“情绪”，您可以相信，我(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一样)对于党、毛主席以及当年处理我的人，都毫无怨限情绪。这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不应从人的主观上追平原因。但我确有急燥情绪，或者还有一点偏激，虽然我还常常说服年轻人不应偏激。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年纪不允许我重犯错误了。
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近来，气氛又显得紧了一些。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但写批评性的东西是难了，除非随同中纪委去采访他们决定处理的问题。我想今后到一个领导班子好、大力推行改革的地区(如福建，或连云港市)，从正面写党委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取得纠正党风、进行改革和四化的成绩。
困难确实很多。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封匿名信骂我是“复辟倒退派的走狗”、“纳吉的鹰犬”，并恶毒诋毁小平同志，狂吠“权奸不除，国无宁日”的事，您大约已有所知。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
送上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翻译的一本书。听说您对以群同志的一本书很赞赏，这一本更新一些，我看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艺术的特性比较透彻，又是结合苏联历史上凡大论争和创作实践写的。您不会有时间通读全书!德平或德华同志若有兴趣，可以先翻一翻，把重要处划一划。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极其珍贵的时间。
代表很多很多人，祝您健康!
刘宾雁1981、8、7
担心您也许一时看不到会议简报，我应该告诉您一点情况：关于辽宁的那篇文章，不是“很多不是事实”(郭峰同志的话)。我的材料来源主要是辽宁省纪委三位书记的介绍、三天清查办会议上的汇报，会后我又留下大连、鞍山、抚顺等市清查办的同志作了核实和补充。有三个事例是我听来的，迄今只知其中一个在程度上略有出入。纪检系统与地方党委在组织清理、组织路线上看法不一(有些个组织部门本身就不干净)，要彻底搞清也很难。
黑龙江提出的《人妖之间》问题，去年中宣部调查组已一一查过，主要事实与细节没有失实。一个事例错了，另有二三处有些出入。省委看法与调查报告有很大差距。
刘宾雁又及
耀邦这封信没有再提要宾雁去作专业作家的话，而且在宾雁的信中表示不愿放弃记者职务的话下面，用红笔划了注重线，并写了批语，表示了对宾雁意愿的支持。宾雁信上说：“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耀邦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写了这样的批语：“这也可算文艺界朋友中的不健康的情绪表现之一。难道中央的文件、讲话不是触及时弊的吗?至于‘保存自己’，那要看怎么‘保’法。”
宾雁信中说，对于极左势力，“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耀邦划了红线，写的批语是：“可能有个别人更猖狂了，因为感到时局的发展对他们更不利了。但算不得什么，‘多行不义’的好汉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耀邦同志同我们这些改革派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极左势力同我们的斗争十分顽强。1983年底，他们发动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乔木和邓力群想控制中央党报的企图得到了不小的胜利，我和王若水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报社开展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大批判运动。可是在耀邦等坚定改革派的制止下，“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几天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我离开人民日报的职务以后，报社新上任的当权者，又是一个“比有胡绩伟更胡绩伟”的秦川。
1983年底。我不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那些批评人民日报的实权人物，更趁机大肆攻击人民日报，除了我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是一个最大的出头鸟。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文章内容反映的是一笔四十年前的旧帐：1946年初秋，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到陕南，被胡宗南部队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面临绝境，只好向当地农民求救。郭建英热心扶助，向亲友借了一千三百万法币给部队(新四军五师)送去，师首长给他写了借条，告诉他以后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找主席林伯渠还钱。郭建英接济共产党的消息被国民党知道后，四处追捕他，他只好携妻带子逃离家乡，流浪在外。全国解放后，他不但没有讨回这笔旧债，反而被说成是政治骗子，是资本家。他多年为共产党偿还这笔债务被弄得倾家荡产，受尽歧视。1984年刘宾雁到西安采访，接触到这笔冤情，愤然执笔，写出了《三十八年是与非》。想不到这篇稿子又触怒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某些人，纷纷向耀邦同志告状。在一次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又一次提出刘宾雁：“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当作家吧!”幸亏李先念出来说话，为这篇文章作证，保护了刘宾雁，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1985年，刘宾雁的《第二个忠诚》又引起一场风波。刘宾雁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在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一百万份。广大读者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文章，竟然得罪了中央的某些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只喜欢第一种忠诚、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好在万里同志出来说话，表扬了这篇文章，又专门约见了宾雁，当面给他鼓励。万里见到刘宾雁第一句话就说：号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的支持，又平息了这场风波。人民日报没有让刘宾雁去当作家，耀邦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1985年4月，哈佛大学邀请宾雁去讲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对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他们早就把刘宾雁列入“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到了1986年底，党内那股极左势力终于用“逼宫”的政变手法，以包庇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半年之后，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
耀邦在被迫下台时，作了一些违心的“检讨”，其中有一段关于刘宾雁的。他说：“这个人的右派立场没有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人不能当记者”。胡耀邦在审查他的讲话录音时，删去了这个话，但是他们仍然把这句话保留在耀邦的书面检讨里。以后耀邦曾托几个人向宾雁道歉。1989年，宾雁在写《自传》时，特别这样写道：“在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1985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实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刘还写道：“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1987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在纪念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之所以特别记上他同刘宾雁这段往事，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年《人民日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原因就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十分正确，耀邦同志是历届领导中央党报的领袖中最英明的掌舵人。正如我在前面几章里所叙述的，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大都是在他亲自指点和主持下撰写出来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那么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典型报道、特写、报告文学(像刘宾雁那样优异的稿件)，也是在他亲自指导、鼓励、支持和保护下刊登出来的，这是《人民日报》一页十分光辉的历史。
(十二)
1983年2月16日乔木同志对耀邦的指责，我们虽然看出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但也没有看出真正的危险性。在一个月以后，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问题也就表现得更清楚了。
按我们习惯的说法，这是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特点，我以为：一是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总想发动一场“大批判”的政治运动；二是总要把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抬出来，作为发动这场运动的尚方宝剑；三是不仅要批判他们所内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为了打击、压制和迫害那些在思想理论上有独到见解的异已分子；四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都少不了人民日报，都是为了要完全控制这块十分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坚决推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凡是在《人民日报》上登的进步的理论观点，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更加引起他们的忌恨和占有欲；五是他们每次发动政治运动的更大目标，就是要动摇正确路线的领袖人物胡耀邦的领导地位，以期达到完全把他推倒下台的目的。他们认为耀邦同志是他们推行左倾路线的强大阻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人，在1987年推倒胡耀邦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人物”。
胡乔木、邓力群等人为什么总是热衷于搞“文革式”的政治运动呢?因为这不仅可以用“大批判”把那些有独到见解的名人批倒批臭，以树立自己在思想理论界的权威；更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凭借最高领袖一言堂的高压，造成蔑视一切法纪的专横霸道的声势，来除掉他们所忌恨的领袖人物。耀邦同志就是这样被推倒的。
乔木同志2月16日同报社三人的谈话，剑拔弩张地批评了耀邦同志。过了一个月，3月16日，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又惹得乔木同志大为恼火。在这篇文章中，周扬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他特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原理，着重提出要重视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篇文章的精神同耀邦同志一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致的，同1月20日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阐明从提出思想解放到提出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没有自主权，实际上仍然是生产上的奴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八亿农民刚刚从这种奴隶地位解放出来，作为真正主人地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有所发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很可惜，那几位标榜自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却坚决反对这种思想上的解放。他们认为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于是他们就发动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批判。除批周扬以外，就是批王若水。若水同志是人民日报主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他参加了周扬这篇文章的写作，又是他把这篇文章拿到人民日报上来发表。结果，周扬同志被打击得一病不起，积愤在胸，最后变为植物人而含冤逝世。王若水同志据理辩驳，一切申诉都无人理睬。终于在1987年被“党内除名”。
批判人道主义以后不久，很快又开展什么“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那一套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他们要反要革的东西很多，形势很乱，左的思想普遍抬头。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也担心，国内外都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这时耀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27天就勉强收场了。
12月14曰，耀邦同志召集人民El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根据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纪录，耀邦同志谈到：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小平同志这一讲话还没有发表，没有认真学习，个别地方和单位匆忙采取不妥当的措施去清除精神污染，出了一些毛病。
针对这些毛病，耀邦同志提出划清几个具体的界限。从耀邦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究竟在“清除”什么：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內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申，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El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則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內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这个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滥禁乱反，搞得紧张混乱，党的总书记不得不出来制止，划出这样具体的界限，才把这场运动平息下来。
在这场清污运动中，他们毫无道理地开除了一些同志的党籍，劝一些党员退党，不退就强制除名，给一些党员以各种党纪处分。1983年10月30日，胡乔木和邓力群趁着中央批准我辞去报社社长职务的时机，到报社发动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批判。这方面要说的话就太多太多了，这里我就不去说了。他们这样横行霸道，矛头都是针对耀邦同志的，因为他们一口咬定耀邦同志是包庇这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后台老板。
在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基本扼制下来以后，耀邦同志还指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再提了。这是在上次讲话6天以后，12月20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讲的。根据报社当时整理的记录是这样的：“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同志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事实证明，一批坚持左倾路线的人物是根本不理睬胡耀邦的指示的。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明里暗里继续进行。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发展到1987年工月，左倾权威们竟然以“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罪名，用违反党章的手段，非法逼迫耀邦下了台。这时，我也早巳被迫离开了人民日报的领导岗位，在1984年到1986年间，耀邦与人民日报之间的关系我就不清楚了。
(十三)
象胡耀邦同志那样一片公心，一身正气，不谋特权，不谋私利，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之所以成为被推倒的对象，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如何对待人民，是一个革命党变好变坏的分水岭，是一个革命者变好变坏的试金石。为顾全大局，胡耀邦作过很大妥协，但胡乔木等人还是放不过他。局外人看得明白，在耀邦同志难于招架的情况下，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过很大妥协。别的方面我不熟，就拿新闻工作来说，他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后退。当然，这种后退不完全是他的斗争策略，而是他几十年所形成的老观点的复发。由于他对新N丁．作方面的新情况缺乏研究和缺乏集思广益，他这些陈旧观念又沉渣泛起。在1985年2月8曰，他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长篇讲话，对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事先，他并没有征求新闻界的意见，只是在讲话以后才把讲话稿印发给少数人征求意见。看来，他事先十分自以为是，事后也不大听得进逆耳忠言。我和报社几位负责同志认真研究了他的讲话以后，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以后发表他的正式讲话稿时，有些有所改动，但好些基本思想没有改，或者改得很不鲜明，可以任人作不同的解释。现在把我1985年3月3日写的这封信的原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希望这封信，你能亲自过目一下。
对你2月8日的讲话，提出一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仅供你参考。
一、你多次反对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反对演绎法。不知为什么，你这次讲话却是从定义出发。我也只好先从定义和概念提点意见。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最好改为‘‘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科学地说，党报是党的新闻事业，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广播电视部也是国务院的部。军报、群众团体的报，也不能叫党报。至于很多经济信息的专业报，只能说是党领导的报，不是党报。所以，最好叫“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或者“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国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如果说的是党报，那是对的。但我国一千几百份报纸，不能都说成是“党的喉舌”。严格地说，军报、团报等都不能说是“党的喉舌”。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近千种经济专业报和五花入门的小报，更不能说是我们“党的喉舌”。
“党报是党的喉舌”，这个话也不完善。“喉舌”只说明了党报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不是全部职能。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这个说法比较好。是耳目，就要了解国內外大事和各种信息，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批评。喉舌是代表党说话。党总是先有见闻，才能说话，才能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方针政策，才能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很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党报如果不作党的耳目，就不能作好党的喉舌。
说党报是党的喉舌，“党的”也只是一方面。党报不只是要代表党说话，还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但党只是人民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不等于人民。1930年，我们党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党报《红旗日报》，创刊号的社论就明确宣布：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本报是供给广大劳苦群众阅读的，它是一切被压迫的人所能了解的言论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1941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提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喉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也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认为，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如果要下一个定义，对它的性质概括成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你强调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主要任务是向国內人民和国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对的，是很主要的任务。但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制订过程，总是“从群众申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制订某项政策之前，要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政策制订以后，要向群众宣传，同时又要在实践申检验，了解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以便使之日益完善，或者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订出新政策。1956年，党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所作的批语申说过：“《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批语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不能说都代表中央，“除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l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说：“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有许多问题要在群众性的讨论申逐渐得到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容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又说：“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申，也着重讲了记者要到群众中去考察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或执行中的问题，“要把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的话说出来。”当然，同时也有一个说服和教育人民的问题。总之。报纸的作用是完整地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申去”两个方面，耳目和喉舌两个方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两方面是同等重要的。
三、你在讲话中把“新闻”和“言论”没有适当地加以区别，而完全是混在一起，这可能是造成只重视“喉舌”作用而不重视“耳目”作用的原因之一。如说“新闻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 (“党的报纸的重要言论和主要报道，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职能，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新闻是事实的报道，记者报道新闻，主要是反映情况，在反映情况的时候，当然要注意用所反映的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记者所写的新闻中某些语言要注意反映党和政府的意见。但是，新闻并不都是“代表党和政府讲话”，都要这样，记者承担不起这个任务的。何况有许多新闻和党的政策无关。有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示，记者加以报道，也只是起传达作用。报纸发表某些“指导性新闻”，也只是通过新闻来传达中央意图，也不好说就是代表中央讲话。新华社受权就国际问题发表某项声明，那才是代表政府讲话，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新闻的任务也应该强调传播各种信息，无论党、政府、人民，都需要每天从新闻传播工具中获得信息，了解国內外的情况。在这个走向“信息化”的时代，新闻工具传播信息的任务越来越重要。
四、关于新闻自由。
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我们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当然也是有限制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不负责任、造谣诽谤或煽动叛乱等等，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都这样理解自由的。所以宪法只在其他条文中规定这种自由的范围，没有在“言论、出版自由”上加什么限制词。我们应当批评对“新闻自由”的错误理解，而不能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解来反对或否定“新闻自由”。我们只能在原則上肯定新闻自由，但说明它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然人家就会说我们不遵守宪法，给人家以我们不准新闻自由的印象，名声是很不好的。
当然，党报还要遵守党章和党內的规定和指示。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党报不能有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党报除了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之外，还要加上党的方针和纪律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得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宪法是党领导制订的，党报应该是维护宪法的模范。你在十二大的报告中也说：“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內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订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所以，个别党委的个别规定和指示，如果真的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作为党报工作人员，是有责任向党委直到中央反映意见的。因而，不能因为党报有特殊情况而不能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五、有人说，你主张创作自由，但反对出版自由；而没有出版自由，创作自由就是空的。我看了你的讲话稿，你说：“提到创作自由，不等于作家就有发表任何作品的自由。”从字面上看，这话是对的，但的确可能给人以以上的误解。其实，就是创作自由也是应当有限制的，如果是自己写日记、写信、写什么不供发表的文稿，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但是所谓“创作”，就是要为了发表而写的作品，是要给人看的，无论是客观原因或主观原因，都不可能没有限制。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个人自言自语，而是指发表意见的自由。“作家要求发表任何作品的自由”，这就首先违背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反对违犯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宪法规定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等等。至于编辑部有权决定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作品，当然也是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即使你的作品不违法，也可以因质量不好等等原因拒绝刊登。所以不要给人印象，好象“创作自由”就意味着创作可以不负责任，不顾法律。
自由这个旗帜，我们一定不能放弃。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很多同志怕自由，好象一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搞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眼，谁要自由，就是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曾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现代化，就是越来越现代。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世界是“自由王国”，就是极大的自由，那么自由化有什么不好呢?说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这事实土美化资产阶级，以为他们是最自由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你在讲话中说，我国新闻工作者，只要合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说，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扬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你前面又说新闻部门不能有“相对的独立”，是不是修改一下这个说法。我们要求的新闻自由，就是这种自由。不要说这种自由不如作家多，不如创作自由大，这样比是不好比的。这样比，给人印象就是创作自由大而新闻自由小。
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的说法，在口头上说说可以，如果要印成文件，还是多研究，慎重为好。比如你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次要问题上才准有不同声音，在根本问题上是只准舆论一律。但我们也是这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則是一律，只在次要问题上容许不一律，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那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道理去指责人家呢?再说，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內，为了竞选，为了党派之争，为了各财团之争，在一些大问题上还是容许不一律的。至于说五十年代美国取缔美共，那是三十多年前“冷战”时期的事，美国新闻界自己也谴责那个时代的不民主。但美国现在仍有一些左派组织，包括极左的组织(所谓“毛派”)。另外，其他西方国家多数都有共产党，有的力量比较大，如法共、意共、西共。这些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党报。因此，说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就是一种声音，即使有点不同声音，那也只是在次要问题上，并且不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主张，这就不符合事实。至少，我们总不能说共产党报纸的声音也只是在次要问题上不同，不反映人民的声音。总之，要把这种评价资本主义自由的话印成文字，还是慎重为好。
六、关于民办新闻事业的问题。我以为从原则上不能反对，只能订出很多具体的规定使它遵守宪法和法律。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又有集会、结社自由，那么，公民完全依照法律组成一个新闻团体或者其他团体，又完全依照法律申请办报，我们不能说他违法，不准他结社和出版报纸，只能依法严格审查他合不合法，如并无不合法处，只能批准。
在解放初期，我们实际上是“党报：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私营报纸并存”。反右派以后，把主张“同人办报”的人打成右派，合营和私营的报纸都停了。这样作是不是正确，是很值得研究的。香港《镜报》的总编辑徐四民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出想在北京办一份报纸。从原则上说，如果他正式提出申请，恐怕不能说不批准，只能同他谈具体条件。
现在，全国报纸，真正登新闻信息和言论的新闻纸(不算报纸型的文艺刊物)就是一千几百份，其中有好几百份是经济信息报，都是一些人组织一个经济团体办的报纸(都是领有登记证的)，只能说是民办报纸，不能说是“官办”或“公办”的报纸。而上海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结合起来，办了一个《小主人报》，也是民办。这是当前已经存在的客观实际，我们不好从原则上反对“民办，’新闻事业，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管理，去领导。
七、你讲话中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好些同志反映，说你后退了，不如你去年12月20日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得好。我找你那次讲话的记录和仲勋同志12月21日在民主人士会上的讲话来看了一下。我觉得，在分寸上确有差别。改成文字，作为文件，希望多多考虑。不然．很容易在文化界造成不好的影响。
八、在宣传工作会上，你肯定思想理论战线还是要以反极左为主，在新闻战线上，极左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希望你提一下。
九、第16—17页，关于新闻的几个“性”。现在的秩序是：第一是时间性，第二是真实性。建议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十、关于参加国际电影评奖问题。你说“不要一股心思盼得奖”，“不要因此就转变自己的正确方向。去迎合人家的口味，向西方电影看齐。”原則上说，这是对的。但对这个问题应作分析。世界上举行的电影奖很多。有不好的，也有进步的。我们的电影没有得奖，不一定都是內容问题，有的可能是艺术问题。近年我国故事片《泉水叮咚》、《没有航标的河流》、《陌生的朋友》、《城南旧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举办的电影节上获奖的。这些电影不但内容健康，就是在艺术手法上也没有迎合西方的口味。我国电影的艺术水平一般不高，这是事实，我们国內的观众也是承认的。合拍电影，可以学到人家一些技术。最早是中法合拍的《风筝》，近年有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这些都是好的，对我们也有利。听说协议合拍的还有《史沫特莱》(中关合作)，不知道有什么不妥。即使合拍申出现了什么具体问题，也可以加以纠正，不宜原则上反对。
十一、希望强调一下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问题，这主要指新的不正之风。舆论对于制裁不正之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希望重视这个武器。现在过头的、事实不符的批评也有。但主要的问题，还是批评遇到阻力的问题。
十二、关于“冤冤相报”。我很赞成你的意见，不能“冤冤相报”。但是那些整人的同志，整错了，至少应该向被整的同志说一句道歉话。另外，因被整错了，还作了错误的组织处分，是不是到适当的时候还是改正一下为好。比如对王若水同志，正式免了副总编辑的职，已经一年多了，他还没有一个职务，这就不好。
这些意见，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仅供参考。关于新闻工作，还有一些意见，因你太忙，我就不说了。
此致
敬礼!
胡绩伟
3月3日
应该承认，耀邦同志这个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新闻界反映是很不好的。尽管在原则问题上，即在所谓新闻工作自由化思想方面，耀邦同志的看法在向一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靠拢，可是仍然得不到他们的宽容，反而加紧了他们对耀邦领导地位的动摇。国外舆论普遍反映很不好，而且认为这一讲话发表的时机是有意安排的。5月10日耀邦同志在接受香港《百姓》杂志总编辑陆铿的采访时，陆铿坦率地向耀邦说：“你的威信在你发表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之后，就受到很大的损失!保守的言论与开明的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海外的反应普遍不好，包括陆铿在内。因此就有这样一个说法：党内的一些保守分子，我们不说派吧，他们是故意整你。第一次出国，就有白桦事件；第二次出国，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你前脚跨进澳大利亚，后脚就发表了这个东西!” 陆铿在采访胡耀邦以后，于1985年6月3日发表了他长达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引起了国际上一时的轰动。那些左倾权威大抓辫子，指责耀邦在访问中说了很多错话和很多不应该公开说的话。这就表明，堂堂总书记都没有对记者讲话的自由，还谈得上什么新闻自由!当然，耀邦有讲话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他的自由。但是，至于那些讲话应该如何发表，那是记者陆铿的新闻自由和新闻责任感问题，不能迁怒和加罪于被访问者。其实，在责怪的理由背后，是他们对耀邦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人民民主和反对左倾势力的胆识和决策怀着极大的憎恨。特别是陆铿的《访问记》反映了国外认为胡乔木是“文化沙皇”等等，更是他们把满腔怒火都烧在耀邦头上的原因。
耀邦同陆铿究竟谈了什么，消息封锁得很严，刊登《访问记》的海外报刊在国内又是禁查没收的。在一个多月以后，我才从友人处看到港报的一个复印件。使我高兴的是陆铿所反映的海外对耀邦关于新闻工作讲话的几点重要批评，同我两月前对这个讲话提的意见基本相同。而耀邦在访问谈话中对他的错误观点作了一些改正，也使人们在新闻改革方面的忧虑得到一点宽慰。可惜，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太天真了。尽管耀邦在那个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中作了一些原则性的妥协，还把《讲话》最后的修改定稿权和发表时机的决定权都委托给了胡乔木。但胡乔木等人还是饶不过他，还以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作为加紧倒胡下台的导火线。
耀邦同志是一个耿直豪爽、具有优良的民主作风的领导人，在陆铿对我党接班人问题节节追问下，他快人快语，说了一席老实话。陆铿的《访问记》中把两位朋友之间的这些脱口而出的话和盘托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谨言慎行的传统社会里，哪里容得下这样的真言实话!因而惹下了大祸，为那些早就想把胡耀邦赶下台的坚持左倾路线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炮弹。
(十四)
我同耀邦称得上是知已诤友，同他说话没有什么顾忌，对他的批评建议，他也能冷静地听下去。就是在他当了总书记以后，我对他的正面和负面意见，还是能够对他坦诚直言。他对我的批评，当然更是坦率尖锐。
他对我有一个评语，是“又可爱又可气”。因为我在中央会议上，对中央某些领导同志，不看对象，不讲场合，说话直来直去，甚至当面打断人家讲话，针锋相对地辩解批驳，弄得这些权威人物难于下台。他曾劝过我，但我有时还是压不住性子，又会突然爆发出来。对于人民日报的宣传，也常常出现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和标题，实际上也是受“四人帮”棍子工厂的影响。耀邦同志对我提醒过好多次，我们还是累教累犯。他认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偏激的表达方式，产生的效果常常引起别人反感，所以他曾说我“又可爱又可气”。
乔木把这话传为“又可爱又可恨”。我问过耀邦，他说：“我说的是又可爱又可气!”还说：“我怎么会说你可恨呢?”
实际上，乔木确实认为耀邦和我都可恨，而且很可恨。乔木背后向耀邦说了我好些坏话，我把他说的事实都一一予以澄清，说明很多都是他无限上纲。有一次耀邦同我谈心，说乔木同志给我戴的帽子是“骄傲自大、信口开河”，是“目无中央、标新立异”，是“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耀邦说：你把一个一个的事实都澄清了，但是这些帽子还是摘不掉。他说：本来帽子是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事实不对，结论自然也不对，但帽子还是摘不掉。因为帽子是从事实抽象出来的印象，这个抽象出来的印象很可怕，不真实的事实可以推倒，不真实的印象却很难抹掉。还有一次，他对我说：“诬蔑不实之事”你澄清了，但“诬蔑不实之词”已经扬名千里了，你很难澄清。所以他劝我不要太天真，要正视这个现实。
很多大佛寺的弥勒佛殿都有这样一副对联：“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腹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我的确是肚量过小，而耀邦同志的肚量我又觉得过份宽大。我曾经几次向他汇报胡乔木整人之心，希望他注意。但他总同我谈乔的优点和贡献，要我注意尊重乔的领导。1983年工月，耀邦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后，乔木在背后狠批耀邦，我们把他的讲话纪录送他以后似乎也没有引起他的警惕。到1985年2月，他在书记处作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还是放心地把定稿和发表权交给胡乔木。
民间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耀邦当然没有害人之心，但他也没有防人之心，结果落得那样反常的下场，实在令人痛心。
在他被迫下台后，我国政治形势处于十分困难的阶段。在他下台后的第二年夏天(1987年7月)，我在北戴河休息，常常为国家前途陷入沉思。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提起笔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老伴劝我不要发出去，应该相信他自己会有打算，不要去干扰他。经过再三考虑，这封信终于没有发出去。暑假以后，我回到北京，曾经去看望过他，把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地告诉了他。他很沉静地听我说完，却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只是摇摇头，连说了两个“难呀!难呀!”使我感到这场悲剧并没有完。现在把这封信抄在下面，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希望。到今天，我还是有些后悔，没有把这封信交给他。信的原文是这样：
耀邦同志：
从去年十二月底以后，很多问题引人深思。‘七月在北戴河休假，想得不少。反复考虑，还是给你写这封信。
近三几年来，感到你的毛病日渐突出。尽管如此，很多同志还是认为你的错误并不是很严重，更不能成为挟你的理由。更令人不解的，是换你的这种作法，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
看了印发出来的你的检讨，令人失望。是自己的错，当然应该检讨；人家批评得对，也当然应该接受。但是对并不是错误的也认错，对不当的批评也默认，恐怕就太过分了吧?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适当地认了错。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一个人怎样委曲求全，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因此而颠倒了是非，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对千千万77坚持真理的同志的危害，却是很难原谅的。
从这次事件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人们更加感到，在强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候，恐怕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党的改革，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不知可不可能在党內先重申一点初步的民主：
一、在十三大的时候，你能不能对这些年来的重大争论，作一个简要的发言?比如：主要应该反左还是反右?主要应该反封建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怎样才算真正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如何反法?对党內不同意见能不能长期采取这样压制和封锁的办法?不认真贯彻执行理论上思想上的双百方针，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等等。如果你认为现在还不是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希望你宁可持保留态度，也不要再违心地去作什么深刻的检讨。本来，象这次换一个总书记的特大问题，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讨论，事后是不是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二、在党员中讨论这次事件时，大都是一边倒。当然并没有宣布不容许说不同意见。而这，恰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为什么缺乏一种民主空气容许大家说一点不同意见呢?连“宽容”的风度都被批判为自由化!因而，在以后专门组织的几次大批判会上，也就很难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对于被批判的对象(如于光远同志)，也是处处限制，不让比较充分地进行答辩。这同十年內乱相比，形式上是文明多了，实质上还是斗人、压人、搞臭人的大批判会。这些，可能你已经无法知道真实情况了。我以为，我们党是容许有批判人的自由的，批谁、如何批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必须容许被批判者有答复和反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别人发表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真理又在自己手里，又是在高层领导召集的对高级干部的批判会，为什么不能给被批者以平等的权利，容许人家比较充分地进行事实的澄清、是非的辩论和理论的阐明呢?既然要发动公开的批判，又偏偏秘密起来，总在背后定名单、编材料、散布舆论、点名批某某人有什么大错，是什么典型。结果，事实又不准确，罪名又不明确，在党內外引起猜测和推论，加油加醋，把人搞臭。既然是最正确的理论权威，人家又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不可以写出正式的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又让人家在报上答辩?如果认为确有必要考虑公开的影响，能不能选定一个或几个內部刊物来刊登这些批判文章，同时刊登被批判的文章的原文，刊登被批判者的答辩文章和反批评的文章?在社会上和报刊上，在党内和內部刊物上，只造一种舆论，只登一方面的文章，无论怎么再三申明坚持双百方针，人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三、在十三大以后，不管对你作什么工作上的安排，希望你能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改革问题，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老实说，在你当总书记的任内，没有组织大家并亲自动手来研究党的建设和党的改革问题，这是你的失职。是自食恶果。现在亡羊补牢，还不为晚。研究我们党的改革问题，你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希望你能象一般学者那样自由地研究问题，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我们对国外的前首脑，是那样的尊重，以礼相待，对自己的前首脑，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宽容呢?
如果连这点民主都做不到，我们的政治改革能作到吗?试想：在理论、文化、思想、政治领域內，如果仍然热衷于独断专行，党同伐异，压制、打击、排斥不同观点，致使文坛贫乏，论坛冷落，有识者鸦雀无声，而屑小之徒，耀武扬威，在这种情况下，讲得上什么政治改革?谈得上促进经济改革吗?没有日益改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同共产主义更是南辕北辙的。对于我们党风能改好，国家能兴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实现，人们怎么能不抱怀疑态度呢?如果“十三大”以后，这点仍没有改进，要挽回人民对党的信心，恐怕就更难了。这点，你当然比我清楚得多。本来无需我来多嘴，但作为一位老相识，无非想同你说几句心里话而已。如果认为都是多余之言，那就由你一笑弃之可也!
希多保重!
绩伟
7月25日
从这封信看出，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总幻想着我们在民主改革方面能够早日打开一个新局面。
又一个夏天(1988年)，我们都在烟台休假。大概是8月初，我和秦川同我们的老伴，一起去看望耀邦和李昭同志。我向他表露了对时局的忧虑，他避开了这个话题，谈了一些关于他的身体等家常话。他去世以后，李昭同志告诉我，在那次烟台见面以后，他写了一首诗准备赠给我，可能是没有最后定稿，或者其他原因，就一直没有交给我。
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又一次向德平同志索要这首赠诗。诗是这样写的：
戏题养马岛
一拟赠胡绩伟同志
辇从秦皇下沧蓬，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
9月10日改就
注：9月8日曾到养马岛一游，人们传说养马岛是秦始皇东巡时养马之处。8月，绩伟和秦川在此住了多天，故戏作此，并送绩伟同志。
这是他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的两句，概括了他被迫下台的沉痛教训。耀邦不是一般的“千里马”，而是发现和培养出千千万“千里马”的“牧人”。当局所赏识的不是一般的“千里马”，而是高级的驯服工具一一“听话的良马”，他们不赏识真能够英勇善战、驰骋沙场的“千里马”，也不赏识善于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当然更不赏识善于培养出千千万“千里马”的牧马人了。
耀邦突然西去，百万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高呼“反贪污、争民主”的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耀邦同志的怀念和留恋。在撰写耀邦悼词时，权威人物反对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为此特别撰写了一篇悼文《思想解放的先驱一一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刊登在当时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上。
在他逝世一周年纪念时，我写过一首没有发表的悼诗。现在也抄在下面：
哀悼耀邦逝世一周年
亿万丹心祭鬼雄，英魂虎虎鼓春风；
雷摧梁栋怒炸肺，霜杀李桃恨填胸。
尺短寸长何度量？瓶微壶大岂包容？
国殇更念安邦杰，阴霾难忘日耀红。
一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一九九四年十月，我专程到江西共青城，拜谒耀邦的陵墓，感情很激动。但我缺乏即兴作诗的文才，在晚上写了这样一首白话诗，也抄在下面，表示对耀邦的哀思。
拜谒耀邦陵墓
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
社会主义敢改革，马列主义敢创新。
冲天三把火，烧断三根绳：（注一）
摈除阶级斗争为纲，确立经济建设中心；
大胆破除现代迷信，实践检验真理标准；
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共和国重新挺直腰身。
开创新时期，民富国振兴。
实行生产责任制，动摇公社命根；
经济体制大改革，工商财贸大革新；
对外开放对内活，先富之人带后人。
伴君如伴虎，奸佞害忠臣。
三平左风妖雾，惹恼哼哈神。（注二）
谗言惑语纷纷落，顾全大局苦自吞。
昭雪奇冤者，奇冤陷自身。
亿万人民眼，功过是非明。
亿万人民心，永记最亲人。
青松翠柏伴君舞，碧水清波慰君魂。
拜谒陵墓人潮泪涌，传颂美名盖世功勋。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注一：“三把火”指（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三）平反建国后几十年来的冤假错案。
注二：“三平”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批判运动：一，批白桦《苦恋》；二、清除精神污染；三、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
现在，耀邦已逝世十周年，特写作此文，回忆耀邦同人民日报的密切关系。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为后人留下这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篇章。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北京，二00年九月补充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