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圈点平冤案（3）

3.解决殃及1亿人的问题

父亲走马上任之初，就看到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国30年来，冤假错案积累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为罕见。

       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五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十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面对如此情况，父亲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父亲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认为，“只给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父亲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

6月中旬，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

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作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随后，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在父亲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之后，又集中力量复查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沉冤遗案，其中包括为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