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书党中央，为“海外关系”正名

本文是林青云同志给德平同志寄来的。林青云同志说：我是个老归侨干部，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6月15日，我曾上书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广大归侨侨眷的心声，要求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特别要切实贯彻对归侨“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为“海外关系”正名。耀邦同志三天内就对我的来信作了重要的批示，使海内外广大侨界受到极大的鼓舞，从而也调动了海内外广大侨界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的积极性。

1981年，长达10年的“文革”严冬刚刚解冻，人们的心灵还没能彻底从“极左”路线的重压下解脱，我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直接上书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为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归侨侨眷“鸣冤”，要求为“海外关系”正名。
我和太太都是少年时代就自愿从海外回国的。和许多归侨一样，我们怀着建设新中国之志、振兴中华民族之梦，积极投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久，我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中参了军，后来又转业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并入了党当上了国家干部。虽然如此，社会上对“侨”另眼相看和组织上对有海外关系背景的人只使用不重用的歧视，让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归侨侨眷蒙受不白之冤，甚至被践踏迫害至死，这极大地伤害了侨心。粉碎“四人帮”，特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广大归侨侨眷迫切要求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海外关系”正名。
当时侨联组织已恢复活动，我当选为广州市侨联委员，加上我在党政机关工作，一些蒙受冤屈的归侨侨眷找到我，要求我帮助他们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泰国归侨沈惠容，在海外是有钱人家的千金，解放初就回到祖国参加抗美援朝，只因她有个大哥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任职，便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将她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又因她是归侨，当地政府不接收，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流落广州街头，靠做苦工和卖血度日，达8年之久。还有马来西亚老归侨何士伦，当年因参加反帝斗争，被英殖民当局遣送回国，在一个华侨农场工作。有一次因不慎损坏了拖拉机零件，因为他“海外关系复杂”，便被说成是有意破坏国家财产，定为“现行反革命”，坐了大牢，老婆被迫离婚，沉冤十几载。还有许许多多因为有“海外关系”而蒙受冤屈的事例。目睹这一切，我萌发了要上书党中央，建议从政治路线上纠正“左”的流毒、贯彻对归侨“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为“海外关系”正名的念头。
1981年6月15日，我鼓起勇气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反映广大归侨的心声，并提出三条建议：抓紧解决侨务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重视做好大批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归侨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落实侨务政策的核心——真正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没想到，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虽然日理万机，却在收信后3天就对我的来信作了批复。胡耀邦向国务院侨办领导批转了我的来信，指示“这位同志的意见很对。他讲的第三条意见，请你们同中组部管理这方面工作的副部长商量一下，可考虑发个文件，也可以在报上发表。现在人事方面‘左’的流毒还多，门户之见也深，没有尖锐的舆论和群众监督是不容易完全扭转过来的，我们要注意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干部”。
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等媒体都对此事作了报道，《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题为《重视发挥归侨干部的作用》的评论员文章。广州市专门召开了归侨干部座谈会，听取我们归侨的意见和呼声。一时间，在全国甚至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归侨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后收到全国各地近二百名归侨侨眷的来信，反映要求落实侨务政策的各种问题。我把来信的意见综合整理后，又一次写信上报党中央，胡耀邦同志再次把我的来信批转国务院侨办。接着，有关部门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向全国发出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的文件，对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正确看待“海外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单位有的领导误以为我上书中央，是针对他们，说我“告御状”、“有野心，想捞政治资本”……风言风语使我倍受压力。祸不单行的是，当时我又患上肺结核病，起初医生曾怀疑是癌症，我精神几乎崩溃，一度病重。胡耀邦同志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指示广州市委领导要关心我的治疗。记得当时市委常委李振卿和副市长汤国良都曾到医院探望我。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不仅派车送我到医院看病，有一天他还亲自爬上我居住的五楼看望我，令我十分感动和受鼓舞，最后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康复起来，继续工作。
回想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令我唏嘘不已。不久前我还将记载当年上书党中央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等资料的拙著《桥》，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怀念知我侨心的胡耀邦同志》一文，送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

（作者为马来西亚归侨、原市经贸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