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纪念“理论工作务虚会”15周年

1979年1月18日至3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分作两段进行。这是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和为了进一步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会议。
自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与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多数人都赞成和拥护这个观点，但有的人反对，而且有一份理论刊物写了不同意见的文章，送到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求发表和“争鸣”。叶剑英同志看了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党中央接受这个建议，提出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我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研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思想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次会议，是“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有各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界人士参加，包括赞成和不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同志，进行探讨、商榷。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发言同志把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背景、争论焦点、实质和意义，和盘托出。从大量的事实和材料中，我深切地体会到：理论界在具体进行真理标准讨论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赞扬、高度评价和领导真理标准讨论。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胡耀邦同志在贯彻、组织、开展和促进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真理标准讨论前，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5月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经受实践检验的。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积极支持和确定哲学课与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的哲学课程批评过去10年来以个人迷信取消实践检验，用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1978年3月，中央党校讨论编写党史教材问题，向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汇报，他指出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包括路线是非、处理人的是非等）的唯一标准；二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以偏概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个人迷信还是盛行之时，用实践来检验路线，当然包括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这是要有很大魄力和理论勇气，才敢于提出来的。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同志大力支持、亲自审阅修改，并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发表的。1978年1月，《光明日报》收到一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经过五次修改，还不够理想，这时了解到中央党校正在组织写作同一题目的文章，经商定合起来撰写，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接着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定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很快转载，从而在全国掀起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恢复和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第三，胡耀邦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仅抓得紧、抓得认真，而且一抓到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个又一个地解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反映很强烈。绝大多数同志热烈赞成，但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更大，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针对这些问题，胡耀邦同志下决心组织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迫于当时形势，《原则》已不可能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胡耀邦同志也无法参与，只能用曲折方式处理。他在1981年9月25日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讲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作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原则》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然后各报纸转载，文章指出，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真理，使真理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因为它是科学，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文章又指出，一个正确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都要经过实践的多次检验，加以修改和发展。能够为这条路线的客观真理性提供证明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为了进一步提高认识，排除思想障碍，胡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把他多次讲过的观点作题目，写成此文。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于197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对生产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等等，这几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和深入。
第四，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把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取得很大成果。
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同志就阐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提倡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倡对理论文章的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民主学风。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一定要解放思想。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这次务虚会，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把被颠倒了的理论颠倒过来，进行拨乱反正；也清理和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影响，克服个人迷信和现代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阶段、按劳分配和所有制等加以正确认识，初步清除附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外来成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会议一致热烈拥护邓小平同志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工作，揭露了康生是个阴谋家的面目。这次会议是开得成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胡耀邦同志在与第四组同志谈话时指出：小平这次讲话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提出了我党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承认实践第一，敢于打破框框想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能动摇。今天我们的工作要讲究这种全面性。要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里，出在这方面的片面性上。要写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根据胡耀邦同志这个谈话精神，写成《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署名特约评论员，发表于《光明日报》。
第五，胡耀邦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的任务。理论务虚会后不久，又出现了一股思潮，主要内容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真理标准讨论和解放思想分割开来，甚至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有的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认为批判“两个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等等，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突然停下来，而“两个凡是”思潮又泛起。邓小平同志及时察觉这个问题，在1979年7月29日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但是，“这个争论还没完。”“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他同意要“补课"，而且认为“这很重要”。这个任务也落到胡耀邦同志身上，主要是解决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这是个关键所在。胡耀邦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去完成。这次“补课”直到1980年2月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才告一段落。
应该指出的是：真理标准讨论所以取得完满成功，主要是得力于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倡导和领导，才能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取得胜利。如果没有他的支持、高度评价和重视，就不可能进行到底。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