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中的胡耀邦

我作为胡耀邦的秘书，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有幸得到他的许多教育和帮助，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勤奋工作和刻苦读书的。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13年，是团的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13年，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1952年7月，大区撤销前夕，胡耀邦由川北调到中央等待分配新工作。此时，恰遇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要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在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名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他从那时任团中央书记，直到1965年调到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3年。那13年，是共青团朝气蓬勃、有声有色的13年。胡耀邦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把广大团员和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青年团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胡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读书。他中午从来不去卧室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困了打个盹儿，就又开始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当时他的夫人李昭在北京棉纺一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她平时不回家，吃住都在工厂，整天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工人说：“我们三班倒，每班工人都能见到李厂长。”她有时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回家来，看到我们都还在办公室，就会对耀邦说：“耀邦啊，你不休息，你也不叫秘书们休息呀。”不等耀邦说话，她就冲着我们说：“都去休息，有事再找你们。”每当这个时候，耀邦总是显得有几分不好意思，便说：“去吧，你们都去休息。”其实，胡耀邦和李昭一样，对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是十分关心的，只是他一旦工作起来，就根本不记得哪天是星期天了。
胡耀邦经常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任团中央书记时就立志要跑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每次到外地调查研究，总要带上团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个人，既作为工作助手，也乘此机会熟悉干部，考察干部。他对要带去的人，除了考虑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能否作记录、整理材料外，还要问问我们：这个人能不能熬夜？那个人是不是刻苦？只要一听说某人不能熬夜，他就会说：“那就不要带他去了，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直打呵欠，不但自己没有精力工作，而且还会影响别人。”
1962年夏天的一天饭后，他在院子里边散步边同我议论团中央的一些部长，对一些部门工作进行评论，他心里明镜似的，哪个部门工作有成绩，有起色，哪个部门工作平庸，一般化，他都能一条一条列举出来。他说：“工作有成绩，有起色的，部长都是比较刻苦的，努力的。”当说到某部门工作平庸时，他忽然严肃地说：“××这个人不刻苦，不动脑子！”
胡耀邦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团干部，经常跳舞、打球，我就不相信他们比我们聪明多少，我们这么干还干不完，他们就能那么轻松地干完工作！”耀邦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锺才睡，我比他年轻14岁，但我都熬不过他，有时我们实在熬不住了，他就叫警卫员给他放一片安眠药在桌上，让我们先去睡，而他是甚么时候睡觉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文革”以后，胡耀邦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
1975年6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以尽快写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就打开饭盒吃一点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良。须知，那时他已是60岁的老人了。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听说他肠胃不好，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听到了，李昭说：“怎么能好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吃凉饭！”我就向耀邦说：“您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行呢？中午坐车回家吃顿饭，或要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甚么也不说。他当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国家的多少大事需要他去操心，去思考，去处理。因此，他越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星期日上午都到勤政殿各自的办公室办公。要不是他考虑到有的领导同志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他们的身体的话，大概会建议星期日全天加班的。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半天工作时间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形成一种勤政作风问题。耀邦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很近，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去同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加班去了。夜深了，就在办公室就寝。我和别的同志有几次去看他，都是在晚饭后他在办公室看新闻时，有甚么事就在这儿边看新闻边谈。新闻节目一结束，他就问：“你们还有甚么事？”我们只要说：“没有别的事了。”他就会说：“那好吧，我要办公了。”我们便赶紧退出。他决不同你无事闲聊，不浪费一点时间。他多次说过：“我很不赞成老朋友、老熟人见面时互问身体怎么样，分别时互嘱保重身体。应该是一见到面问问工作怎么样，分别时互相勉励好好工作。”
胡耀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不但利用星期天加班工作，而且把节假日也充分利用起来。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有六年春节没有在北京过。春节，历来是一家人团圆的传统节日，许多在外工作和学习的人，一般都要趁春节放假回家过年，而胡耀邦都是到边防海岛、偏僻农村、牧民帐篷、工人家庭，同广大工人、农牧民、战士一起过年，了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共商脱贫致富的良方妙策。
凡是读过胡耀邦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没有空话套话，而是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文情并茂，总能给人以启迪和鼓舞。但是，你可别以为他是靠自己的所谓天才做到这一点的。他也承认天才，但从来不相信有甚么人是纯粹的天才。60年代郭沫若曾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天才与勤奋》，耀邦读后备加称赞，认为郭老讲的“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的观点是正确的，耀邦也很赞同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胡耀邦确有天资聪明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他十分勤奋。你可曾知道，他写出一篇文章或考虑好一篇讲话需要付出多少心血？他经常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有时一次就连续奋战24小时不睡觉，往往是他一边写，我们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们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也弄不清究竟是第几稿了。他常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因此他十分注意遣词造句，毫不马虎，真可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了，累得头昏脑胀和痔疮复发，他还开玩笑说：“这就叫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得到他是怎样苦苦奋战的。
胡耀邦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勤于思考，几十年如一日，堪称全党干部楷模
胡耀邦写文章一般不要别人代笔，都是自己动手。即使有时请别人先写一稿，也是他定题目，自己搞设计，一共写几段，每段写甚么，用甚么材料，讲甚么观点，甚至关键处使用甚么语言，他都要向起草人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讲话，除了正式会议上的报告需要写出讲稿外，一般他是不照本宣科的。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官老爷作风。他讲话时，有时用一两页纸写个简单提纲，甚至连提纲也不写，完全凭着自己的见解、知识和口才去讲，时而滔滔不绝，娓娓道来；时而慷慨激昂，绘声绘色。讲到关键处，则常常站起来，辅以各种手势，讲得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给听众以深刻印象和教益。
胡耀邦的文章和讲话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同他刻苦读书和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原有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上过一年初中。但他酷爱读书，十分勤奋，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从不懈怠，即使在戎马倥偬转战行军的时代，他也能利用作战间隙，坚持读书。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称赞过他读书刻苦，并推荐他担任抗大总支书记。1960年冬，他曾对我谈起过在延安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就拼命去读。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就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遍硬读，硬钻。”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胡耀邦读书涉及甚广，主张博览群书，据我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不定期要我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作仔细对照，按照四卷本的文字修改到老版本上，看看毛泽东自己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博闻强记，读书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划了各种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几十本读书笔记。从1987年1月辞去书记处书记职务，到1989年4月去世，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本！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集成》、《昭明文选》、《四书五经》，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等等。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读的几篇古文和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能背诵下来，常常还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一起默写。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世界各国主要名人传记，他都读过。他在45岁时还曾潜心学习英文，每周坚持请人讲课两小时，但因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复习，常常是学了新的忘了旧的，巩固不住。虽然收效甚微，但他这种学习精神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读书，可以说是胡耀邦的最大业余嗜好。他平时兜里从不装一分钱，也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他想看的，需要看的，他就毫不犹豫地购买，而从不问价钱。当时他每月工资除缴了党费和房租剩下不到300元，常常一次买书就要花去四五十元。那时他是八口之家，两位老人已经年高，四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花销该有多大！他朋友众多，热情好客，每月招待的客饭开销，也不是小数目。由于他身上总不带钱，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每次跟他出去，都要准备一点钱带上，免得遇到需要买的书而无钱发窘。但是，有一次还真的出了一点麻烦。那是1960年4月21日，即列宁诞辰90周年的前一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我送他出门乘汽车去参加会时，根本未想到会场上会售书，也就没有提醒他带钱。偏偏在那次会上出售新编的《列宁选集》四卷本，其它一些首长都付钱买了一套，唯独他身上一分钱没有，又想马上买一套带回来。散会回来，一进院子他就冲我大声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书，还没付钱呢。”
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甚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去，持之以恒。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一呆就是几年，而且一直未得到“解放”。当时干校的活儿很重很累，他所在的连队干的活主要是打场、盖房，分配给他的活儿是去70里地外用架子车拉石头，递砖送泥，或是晒场扛麻袋。黄湖农场原是犯人的劳改农场，位于潢川、固始、淮滨三县交界地带，自然条件极差，地势低洼，气候恶劣，遍布坑塘沟壑，杂草丛生，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成团的蚊子用芭蕉扇都赶不跑。军代表曾向我们“郑重”宣布过，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世代代为农了。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一位女同志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会”上曾生动地说：“我想，人都没用了，读书还有甚么用？”所以，许多人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晚饭后为防蚊咬，穿上高筒胶靴，都去摇扇聊天了，唯独胡耀邦一个人钻进蚊帐，点着马灯，孜孜攻读。1971年9月林彪出逃摔死后，胡耀邦虽已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诬蔑他为“走资派”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他结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高勇，你最近读甚么书了？”我要是告诉他读了甚么书或正在读甚么书，他就会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有读甚么书，他的表情马上就会显得很严肃。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就对他说，没分配工作有甚么关系？没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坚持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也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正是由于他那段时间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带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思考了许多问题，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粉碎“四人帮”后，无论他去中央党校工作，还是到中央组织部或中央宣传部工作，都能使那里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机关面貌为之一新，以至于这些部门的同志都把他主持工作的这段期间称为这些部门的“黄金时代”。
胡耀邦一生孜孜不倦地工作，孜孜不倦地读书，是我们全党干部的一个光辉榜样。1986年10月，我把一本手册送到李汉平秘书那里，请耀邦方便时给我题写几个字。10月11日下午，李汉平给我打电话，我说：“请耀邦同志决定，可以针对我的特点写，也可以针对我的缺点写，或者写几句鼓励性的话，都行。”李汉平转告耀邦后，耀邦给我写了“孜孜不倦”四个大字，并署上“胡耀邦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孜孜不倦”四个大字，是耀邦对我的希望和鼓励，也是胡耀邦一生工作和读书精神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