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得桃李到瀛蓬(注)
——缅怀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
发布时间：2008-11-19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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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突然去世，给千千万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带来了深沉的悲痛。人们怀念他，赞颂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对他生涯中遇到的各种坎坷，深表同情，并为之慨然，是很自然的。我对耀邦同志，认识他以前就很敬重；在他身边工作一段之后，就更加尊敬他。他虽然身居高位，是长期担负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大首长，但他丝毫没有官架子，平等待人。我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所有同志的感觉一样，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平易近人，有胆有识，无私无畏，对同志和蔼可亲，在他面前从不会使人感到拘束。他见到听到一些使人不愉快的事，是容易动感情的，但对人对事，从不感情用事，遇到任何委屈，从不背地里发牢骚，总是以大局为重。他热爱青年，同他们心连心。他珍惜人才，是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的诤友和知心人。他襟怀坦荡，即便是在说错了话的时候，也还是一片赤诚，怀着一颗共产党人的心。
我是1977年5月15日到他身边工作的，那时他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刚刚两个月。1978年初，他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及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以后，直到1982年5月党校换了新的校长以前，我都作为他在党校的联络员，经常因工作关系同他接触。以后，他不直接管党校的事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从工作关系讲，整整5年；而友谊则一直保持到他溘然而去。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10月在他家里。他今年从广西回京，我想去看他；但他突然病倒，只想等他康复出院再去探望，哪想去年10月一见成永诀，这使我终生引以为憾。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在党校期间，日日夜夜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拨乱反正辛勤工作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他以此为党和人民立下的伟业丰功，昭著日月，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我只想回顾一下耀邦同志同党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片断，以此寄托哀思。
“文革”10年，党校在康生的直接控制下，变成重灾区。学校遭到了全面的大破坏。1977年初，中央派耀邦同志来校，委以复校重任。被迫停办10年的党校，于百废待兴中，只用了半年时间就隆重地举行了第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这应当说是一个“奇迹”。
耀邦同志来校工作，只带一个随身秘书，单枪匹马上阵。党校的同志都熟知，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是受康生、江青等人残酷迫害的。他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加上他在主持科学院工作时“传奇”般的出色政绩，所以一开始就赢得全校同志的尊敬和拥护。他到校后，即不分昼夜投入工作，组织了一个临时领导班子，一手抓“揭批查”，一手抓复校准备工作。那时的党校大院，大部分学员宿舍还被部队单位占用，腾出来的部分也年久失修，加上康山地震的影响，有的已不能用，急待修缮。这项工作十分艰巨。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后勤领导得力，修缮工作进展很快。
属于思想、路线、政策，乃至组织方面的问题，更象一团乱麻，需要清理、整顿，任务就更重了。耀邦同志经验丰富、很有魄力。他紧紧依靠群众，利用大小会议结合的形式，本着“既要稳定形势、又要弄清问题”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先把“文革”10年的问题揭清楚，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叫“冷处理”），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服口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效果是很好的。
在“揭批查”运动中，耀邦同志最大的功绩就，是领导全校的同志带头揭开了康生的盖子，使这个政治骗子的真面目，最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党校“文革”的问题，总根子在康生。揭露了这个“庞然大物”，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讲清楚了。全国直接间接受康生控制和影响的单位、部门的问题，也就因之迎刃而解。
在搞好“揭批查”的基础上，在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立即着手平反党校的冤假错案。首先是为被康生、陈伯达打成“反动组织”、涉及几百人的一个群众组织平了反，进而为五十年代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九十几名学员和工作人员平了反。这两件事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耀邦同志一直很关心，很热心。在他任中组部长以前，主要忙于党校的恢复工作。那时，就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相识的不相识的都有），申诉自己的冤情，请他帮助解决。凡是这类信，他都亲自看，根据情况批给有关部门去处理。在党校那段时间，我们的门禁并不森严，有人随便就可以进来，直接找到耀邦同志求他帮助。记得有一位从黑龙江来京上访的女公民，是当年青年垦荒队的，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来党校找耀邦同志。他热情地接待她，问明情况后，亲自写信给她带回去解决。临走时还问她跟费够不够，并自掏腰包给了她一些钱。这位女同志流着感激的热泪走了。这样的事不止一两件。他平时经常对我们讲，找我落实政策，要求平反冤案，我是要管的。而有的人找我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譬如要给子女安排个好工作啦，嫌自己的级别低啦，等等，那就不但不解决，太不合理的还要批评。还有的在外地工作多年，要求来北京甚至到党校工作。他常同我们讲，有的同志想来党校工作当然好，但如果是想来做官，那就找错门了。提这类要求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但他一个也没答应，总是耐心劝他们安心在本地区工作；如果在当地工作安排不合适，那可以适当调换一下，不一定要来北京。
落实干部政策是打倒“四人帮”后全党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耀邦同志专门找了三位党校的同志，给他们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出了题让他们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好经他认真审阅修改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亲身受老同志大概都不会忘记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起码可以这样说，这篇文章为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给中央为大批解放干部作出决策，起了促进作用。
在耀邦同志领导和关怀中央党校工作的5年中，影响最大的历史功绩，也许要算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了。它不是《火星报》，但却千真万确点燃了从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燎原之火。要创办这个刊物，是耀邦同志的主意。他定的宗旨，起的刊名，连每期只登一篇文章，谈一个问题，第5天出一期都是他定的。
这个刊物是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发刊时，还没有正式的“编辑部”，算上耀邦同志本人，通共不过三五个人。全校的“揭批查”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之后，他就常讲，“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被一些人搞得真假难分，是非颠倒，有些所谓的理论家热衷于当“背诵家”，“注释家”，以讹传讹，思想僵化，把生动活泼后影成了教条。不少所谓理论刊物，也多不联系实际，隔靴搔痒，丝毫不解决问题。他还常讲，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人一直也没有搞清楚这个个问题：什么是理论？什么叫理论家？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理论是干什么的？他说，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不联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还叫什么理论！说到底，耀邦同志办《理论动态》，就是要联系当前实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决问题。首先就是要把被康生、江青一伙搞乱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颠倒过来。耀邦同志说，别看我们这个小刊物，办好了等于在更大范围又办了一个党校。
《理论动态》办起来后，最初几期印数很少，第一期只300份，首先送给一些老同志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时听听反映。结果反映很好，大受欢迎，于是份数逐渐增多。因为是内部刊物，限量发行，而限量不断被突破。后来因为许多文章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几个大报不断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影响愈来愈大，这刊物本身的印数才基本控制在万份左右。
《理论动态》头一两件的许多文章从选题到内容，都是耀邦同志亲自定的。几乎每篇稿子都经过他审阅，一些重要文章都经他作了很仔细的修改。
在众多有影响的文章中，1978年5月初的一期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大概要算是影响最大的一篇了。这篇文章虽然是校外来稿，但是是根据耀邦同志意见由党校有关同志作了重大修改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由《光明日报》转载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后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在党内展开，这篇文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关于这场意义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许多同志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耀邦同志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当之无愧。也许有人不以为耀邦同志还是一位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对“什么是理论家”这一点还有糊涂观念，没有从传统的错误观念中解脱出来。
我们同耀邦同志一起在党校工作的时候，知道他一向非常关注从理论上去说明许多问题。每当我们给他讲《动态》没有稿子了，没有题目写，“等米下锅”，他就批评说，现在问题多的是，太多了，怎么会没有题目。于是他就拉开话匣子和我们侃侃而谈。“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往往这一席谈，就无形中出了一系列的选题，谈话中还为这些题目提供了许多“闪光”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耀邦同志是很喜欢读书的，马恩列斯的全集、《鲁迅全集》，他在“五七”干校就读过。恢复工作后，有闲暇总是手不释卷。他的记忆力非常好，看书看文件效率非常高，我们这些被认为“有文化”、“有学历”还算“一介书生”的人，相比之下望尘莫及。如果耀邦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怎么会那么思想敏捷。善于从现实生活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又对解决这些新问题，提出比别人高一筹的新见解呢？他如果不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知识渊博，而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他就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们诤友和知音，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同他们心连心。
耀邦同志主管党校工作的5年，我们党校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一致认为，这是党校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提出党校要成为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要成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模范；他还提出在学习中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贯彻“四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档案袋子）主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办党校需要长期坚持，认真贯彻的根本指导思想。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的毕生功业永留人间，他的英灵，象一抹闪电，倏然而逝，但他对党和人民的爱永留人间。他过早地辞世，留给人们巨大的悲痛。“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怀念和尊敬，象长江、黄河那样，永远永远流不尽。
为了寄托哀思，我在他突然离去的那天下午，写下了四句话敬献在他的灵前，现在重抄在这里作为结语。
戎马倥偬为大同，
十年开拓振雄风；
壮心难酬忧国运，
神州功盖有“三中”。
（注：这是耀邦同志1988年9月1日在烟台寄赠我的一首诗的最后一句，盖寓勖勉之意也，以之誉耀邦，则极相宜。是为题。原诗为：“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十年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