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回忆：再次见到耀邦同志

    198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为了加强与各省市党委机关的联系和提高工作效率，召集了一次由各省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参加的会议。上海派我和黄浦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任代理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1953年在全国团代会期间，我曾见到过耀邦同志。当时他是团中央书记，我是团上海市委书记。从那时起已经整整27年了。我十分想念这位共青团卓越的领导人，也想当面感谢他对我的冤案复查平反的直接关心。信是在我吃完晚饭后写好送走的，是托保卫局的同志转交的。没想到，当晚8时，中央办公厅通知我：耀邦同志请你在9时到他办公室去。耀邦同志还是如此热情和平易近人，办事又是如此高效率！
    晚上9时，保卫局的同志陪我到了中央办公厅办公大楼。耀邦同志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到我进来，他立即站了起来，并向我走来。我急忙趋步向前和他握手。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吃苦了！”听了他那亲切而抚慰的话语，我既激动，又非常感慨，两眼噙着泪花，紧紧握着他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没有说话。他接着说：“总算还好，你已经又在工作了，这就好！这就好！”我问候他的健康，他告诉我说：“颈椎骨质增生，肥大，痛得很，不大好看、写、睡觉。”他主动问起当年一些团干部的情况，我发现他的记忆力非常之好。我提起了项南，提起了李庚。他说：“是的，项南和你当年都是团干部中精干的。现在项南在福建工作得不错。你也还可以再多干些工作的！你的身体不错就好办了。”
    他还是那样健谈。他说：“中央急需选拔一批年轻的优秀干部。‘四人帮’耽误了一批干部，摧残了一批干部，也毒害了一批干部。”他又说：“这个创伤是巨大的哟！”
    他的思路非常开阔，非常活跃。他和我的谈话很快又转到了农村工作、城市工作。他说：“在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要进一步开展多种生产经营。中央马上就要发出指示。农村活起来，全国的事就好办了。农村的变化之快，是中央也没有预料到的。小平、陈云同志的指导方针，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和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这时，我环顾了他的办公室，看到在靠墙的一边放着一张长的躺椅。他告诉我说：“中午我就在这里休息。晚间也尽量睡在这里。”我说：“能休息得好吗？”他说：“时间不够用啊！要学习的东西又太多！”是的，他的勤奋好学是闻名的。他一贯多读，多学，多思考，注重实际，他的思想常驰骋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历史和实践的原野上！
    晚上10点半，夜深了，我向他依依告别。我请他注意健康，为党珍重。我说：“不能再打扰你了，下次再来看你吧！”他送我到办公室的通道里。亲眼看到党的总书记夜以继日工作的情景，如此朴实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确实令我感奋不已。我为党的事业有了这样的领导者而高兴。

（注：周克曾是“一二·九”时期投身抗战、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后长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初期曾是上海难民工作的重要组织者；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又曾领导了著名的上海江湾机场军火库爆炸、“长治号”军舰起义等。此后，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首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因实事求是地在党的会议上给当时炙手可热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了意见，在“反右运动”后期“补课阶段”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蒙冤21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8年才获平反。复出后，他先后出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周克口述，顾训中整理，文汇出版社出版，2006年8月第1版；第306—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