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人心是永远

2005年11月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这里，笔者谨以一名老少先队员、老共青团员和有3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拙笔，把所知所闻的有关胡耀邦同志的“点滴”记录下来，为了这个不应忘记的人，不应忘却的纪念。

时刻准备着

一次，胡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问我，会不会唱电影《红孩子》里的主题歌———“准备好了吆?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我说，当然当然。他告诉我，当年耀邦在中央苏区担任团中央儿童局刊物主编时，那份刊物就叫《时刻准备着》。有趣的是，胡耀邦在即将付印这份刊物时忽然发现封面不够饱满，显得空空荡荡。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在封面上搞个名人名字的猜谜游戏。第一个谜语是“抬耳向上”；第二个是“精通往事”；第三个是“谁是雇农”。谜底呢?分别是“张闻天”、“博古”、“何长工”。

这种活泼清新、不拘一格、不囿俗规的作风贯穿了耀邦的一生。在延安，毛泽东点名让“红小鬼”胡耀邦给“抗大”编份理论学习刊物，而且鼓励他大胆约稿，不怕争论。耀邦当即说：“那好，我就先约主席写一篇吧!”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事后从不食言的毛泽东果然履约，交出一篇文章。这篇约稿就是鼎鼎大名的《反对自由主义》。

胡耀邦之所以会有以上作为，恐怕还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纯洁信念：我的党是一个亲密无间的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尊卑贵贱的森严等级，更不需要尔虞我诈的权谋。年龄长幼、资历深浅仅仅意味着责任不同、分工有异。作为“红小鬼”、“红孩子”的责任就是努力学习本领，时刻准备着。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少先队的工作当属份内。一天深夜，他仍在伏案疾书，起草庆祝少先队成立10周年的讲话稿。这篇通宵达旦写就的讲稿，今天看来，还是那样充满激情与活力，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他对孩子们的讲话里，想像出当时会场的热烈———

“10年前，你们(指在场的少先队员)有的还在妈妈的怀里，现在你们戴上了红领巾，成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成了祖国和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年龄小而小看自己。你们应该这样想，现在我是小孩，不久我就会成长为大人。今天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预备队，明天我应该成为突击队，后天我还应该成为先锋队。我们的祖国正在胜利前进，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要用你们的呼号问你们，是否有决心、有信心、有志气：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回答当然是童声组成的“春雷”：“时刻准备着!”

“前进书记”提出“新长征”

胡耀邦同志开始担任团中央书记时，正值人民共和国的草创岁月。那是一个物质匮乏但精神充实的年代，是一个困难重重但不断向困难进军的年代，更是一个人人讲奉献、人人惟恐奉献太少的年代。

最近，我在翻阅有关胡耀邦的史料与文稿，特别是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讲话、发言中，“发现”有近一半的重要讲演报告，都在标题上用了“前进”二字。我曾半开玩笑地对胡德平说：“你父亲可取名‘前进书记’。”

何以见得?请看事实：

1953年他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标题是《在工业战线上前进的中国青年》。

一个月后，在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工作报告定名为《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前进》。

……

1956年1月胡耀邦广播讲话的标题是《朝着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同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又做了《引导我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的发言。

1957年，他在《中国青年》发表题为《中国青年坚定地沿着十月革命的伟大道路前进》。同年，他给部分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做的报告是《眼光远大坚决前进》。翌年春季，又做了《思想解放勇敢前进》的报告。195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的演讲。

胡耀邦在说“前进”，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探索的人。正因如此，他才会把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性地比作“新长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提出“新长征”时，并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不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而是在这之前的1975年。当时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同志主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在那年10月24日全院青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他说，这个新的长征要求我们的，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的子孙后代要骂我们!”这些今天看似平常的话，在那个动辄就被诬为“唯生产力论”的极左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几年后，耀邦同志更加明确地生动地解释说，“老长征”的雄心壮志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新长征的雄心壮志则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

仅此一例，我们可以窥见这位革故鼎新人物思想之一斑。

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给你们

胡耀邦同志去世后，当时已近90岁的谢冰心老人说过这样一段极为动情的话：“他是伟人!我快90了，没死；他才73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冰心老人的心语如此滚烫，就像姐姐在向弟弟告别。

其实，胡耀邦同志与许多人，包括不少素昧平生的人都是以心换心的亲人、朋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胡耀邦决定选北京大学一个团支部作为自己抓工作的“直接联系点”。这个“点”最后定为北大中文系59级语言班团支部。之后，他在一年之内就与这个团支部的学生有了5次之多的见面谈话。每次谈话都是那样热烈、平等，无拘无束。然而，仅过了一年，胡耀邦就奉命调往湖南省工作。临行前，深感遗憾的他给青年们留下一封信。信中写道：“再见了，同学们，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给你们。”他许诺要在大学生毕业时再仔细地交谈一次。耀邦绝不是在做表面文章，他的情是真的、话是实的。1964年，当这个班的大学生就要毕业时，已经离开团中央在外省任职的胡耀邦用他回北京的机会，真的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他问：“你们班有多少人?”“38个。”“好，加上我，就39个。”学生们正要高兴地鼓掌，耀邦突然发问：“我们39人是不是一条心?”大家答：“是。”耀邦正色、大声说：“对，我们是一条心，跟共产党一条心!”

让人感到近乎传奇又完全真实的是胡耀邦与王金锐的故事。王金锐原是北京某机关的普通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看不惯造反派无理批斗虐待老干部而给中央上书表示不理解。结果大祸临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监禁3年，接着又作为“四类分子”和专政对象被赶到农村达7年之久。有一年腊月二十几，王金锐骑了两天两夜自行车，途经沧州、静海回到北京，渴望与妻儿团圆，结果到了家又被赶了出来。在与孤坟、荒野、破屋为伴的日子里，王金锐只觉得生不如死。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同样身处逆境的胡耀邦。当他向胡耀邦哭诉自己的遭遇时，胡耀邦鼓励他：“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顽强地活下去。”一次，王金锐的女儿得了急性肺炎，胡耀邦夫妇得知立即解囊。面对热泪滚滚的王金锐，耀邦不断催促：“快去救孩子，孩子生命要紧!”

1977年除夕之夜，当已经“平反”的王金锐给胡耀邦斟酒表示感谢他给予自己的重生之恩时，胡耀邦神色凝重地说：“从全国来看，该有多少万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这其中的阻力和难处有多大，谁人知晓啊!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能欢快起来吗?这个问题，不论难处有多大，必须下决心解决，必须尽快解决，不解决，我的心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工作中，胡耀邦之所以能显示出一个革命家的非凡勇气和魅力，源于何处?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恐怕是最好的回答：“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在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

耀邦懂得：只有以心换心，才能心连心。

博览群书

胡耀邦生前是否给其他刊物题写过刊名，我不清楚。只晓得《博览群书》的刊名是他亲笔题写。他本身就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

耀邦小时家境贫苦，父亲是挑脚的，他14岁参加革命，只读过一年初中，是老红军中最年幼的一代。然而，酷爱读书却是他贯穿一生的习惯和嗜好，这使他终身受益匪浅，其文化修养、知识底蕴以及对中外事务形势变化的感觉与理解也必然会高于他的许多同代人。胡耀邦自称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实际上，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无论是在遭受迫害冲击的文革十年还是在日理万机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耀邦同志坚持读书的刻苦精神和读书范围的广泛都是惊人的。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领导职务的曾志同志生前告诉我，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她任何时候到他办公室请示工作，都可以看见耀邦同志在读书，“他个子小，仅占宽大沙发的一角，满沙发都是书，人就像埋在书堆里似的。”根据他的家人和生前好友的回忆，笔者粗略估算了一下，他的读书范围至少可分为六大类。其中包括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中国与世界历史；中外文学名著；古文及古诗词。在科学知识方面则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地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学、土壤学等。他读过《资治通鉴》，但仍觉历史知识不足，又借来影印的《廿五史》通读，耗时数年。他要求自己也鼓励身边的同志都要每天至少要读一万字的书，而且一日不漏。

广博的知识使胡耀邦对世界先进文化有着很强的理解能力。他在俄罗斯冬宫访问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列宾、希什金、鲁本斯的作品，连连称赞。当然，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更喜欢那些描绘战争、英雄的油画与雕塑。耀邦站在冬宫画廊前习惯性地挥舞着手臂，反复说，一定要动员我们的画家也把动人心弦的中国革命历史场面画出来、留下去!

广博的知识使胡耀邦极为重视新闻出版宣传教育事业。1952年他刚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就立刻把“团口”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负责人找来谈话。他表示要经常接触、交流思想。耀邦十分重视新闻出版的骨干，他毫不讳言：“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业务经验、正派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干事业的人。”

广博的知识使胡耀邦在国际交往中充满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自信。1986年，胡耀邦率团访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致词中突然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带有相当思想性的问题，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措手不及。这位“铁娘子”说：“您将访问大英博物馆，具有影响力的十九世纪的大思想家马克思在那里度过许多时间。如果您的访问能长一点的话，我会建议您去科克弟访问，那是亚当·斯密的出生地。……亚当·斯密的分析经济行为的著作被马克思认为是经典之作，但《国富论》没有提到资本主义。”撒切尔首相在说什么，她是在含蓄地批评还是在隐喻地讥讽?胡耀邦坦然地立致答词：“在英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有如群星灿烂的杰出思想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亚当·斯密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国富论》……高度评价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一起，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胡耀邦话锋一转：“我们中国人现在所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所有制的差别，积极推进我们之间已经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不读书不思考的人能有如此精准的回答吗?!

以天下治天下

这些年来，在回望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时，人们似乎很少看到胡耀邦的身影。事实真是这样吗?

其实早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上，他就曾大胆又大声地疾呼：“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而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要素!”

1980年，胡耀邦又有感而发：“我们的古代人都知道，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嘛!小生产者的软弱地位决定了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把自己看成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要使他们从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像《国际歌》唱的：全靠自己救自己!”说这番话时，中国农村改革正方兴未艾。尽管围绕“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的争论有了初步结论，但还有相当一批省份主要负责人的态度十分犹豫。当时，社会上攻击农村改革是“资本主义回潮”有之，说它“违宪”有之，甚至在最早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也有人在大会上就骂，农村改革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等等。此时此刻，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的态度就显得举足轻重、十分重要。

万里同志恰恰是在这年进入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他退休后曾动情地回忆说：“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就呼噜噜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

这“呼噜噜干”、这“冲破难关”就意味着胡耀邦和万里一个到西北、一个奔东北，挨着个地找各省区的“头头”做工作、打通思想。

这“呼噜噜干”、这“冲破难关”就意味着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的出台。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

这“呼噜噜干”、这“冲破难关”也就意味着从1982年至1986年，每年年初党中央都会发一个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一号”红头文件。当“三农”成了全党全国第一等的大事时，我们就迎来了连年丰收，就听到了农民的欢笑、就看到了大地的绿野平畴。

党中央在耀邦同志去世后评价他生前“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绝不是虚词套话。在澎湃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潮中，我们仿佛又看见了那个一会儿忙着插秧一会儿又忙着扛麻袋拉板车的农家孩子的身影，他的名字就叫胡耀邦。

两封信

前几年，因为要找德平同志谈事情，所以其父在北京富强胡同和会计司胡同的两处住所我都去过。说实话，这两处住所的简朴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房前房后、屋里屋外虽然十分整洁，但毕竟铺的是化纤地毯、用的是几十年未换的家俱。惟一可以用财富来形容的是那里丰厚的藏书。我每次告别后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不用说拿这套总书记的住宅与白宫、白金汉宫、冬宫相比，就是与今天中国一些当红演艺界人士、知名学者教授的私宅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呀!或许，在耀邦同志心中，惟俭朴与清廉才能与人民群众保持永久的精神相通。

1961年1月，胡耀邦亲笔给家乡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信。起因是自己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到北京办事，用公款作路费并带来了生产大队买的土特产。信中写道：“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送来的冬笋和芋头，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写到这里，耀邦同志颇动感情：“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与这种“一万次请求”同样真诚的是他在5年前党的“八大”召开时写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这封信也是要求“退”，不过不是为了退钱，而是为了退“名”。起因是胡耀邦不愿意当中央委员。信中说：“今天上午，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他在信中写道，我并不是在有意低估自己，而是这样一来“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名单里去。”

如果说，前面那封写给家乡父老的信，反映的是他物质上的朴素；那么，这封信则记录的是他精神的朴素。真正的谦虚就是精神的朴素与纯洁。由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会这样“表态”：“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当即“点评”，一语中的：“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

1986年4月，胡耀邦曾改写过一副古对联，以铭心志。此对联是“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最近，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在一封信中说，耀邦从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过渡人物”，这是一个多么谦逊又多么具有深刻内涵的词汇。不过，胡耀邦是裹挟着时代风云的“过渡人物”，他本身也是时代的风雷与闪电。

    慨当以慷，惟有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