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之一）

胡耀邦同志拨乱反正的几项有效措施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矛盾，打倒和迫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党中央深刻体察民情，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立即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委派胡耀邦同志挂帅，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伟大的工程

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一巨大工程。全国动员60万人上阵，经历5个春秋，复查和平反了290万人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复查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错案188万件，妥善处理了因下放应该返城的85万人员，等等。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业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工程。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程，深切地感到，它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反映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改正如此严重的错误。我还深切地体会到，由于坚决地平反了“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实现了拨乱反正的战略措施，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给后来聚精会神搞“四化”，大力实现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将浓墨书写一笔。对此，我把亲身感受，写进了《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一书。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伟大胜利的欢庆声中，总会伴有某些杂音。在落实干部政策后期也派生出一些问题。

一、在清理“三种人”时，一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台上做了一些错事的干部很有怨言，要求严办。

二、一些党委的领导班子出现了不协调、不团结现象。

三、一些同志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难以忘却，耿耿于怀，要把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人都列为“造反派”。

多换思想少换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错事，是指有人参加过专案调查，参加过批斗会等。受迫害的同志对这一批人有怨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人是奉命去参加专案组，做过记录，文件保管等事情，而无其他行为；有的是陪同去做调查的，没有越轨举动；有的被动员参加了批斗会，只是跟着喊口号，未造成危害……显然，这批人不能与那种为争权夺利、有意迫害干部、违法乱纪的坏头头一概而论。

比较复杂的是，一些地方党委中出现了某些不协调、不团结现象。对此，党中央和胡耀邦同志采取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加强教育，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为了分清情况，分别对待，采用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是中组部、中纪委联合派人下去，先个别访问，了解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谈体会，摆事实，讲道理，消除误解和误会，营造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气氛，适时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达到相互谅解，促进了团结。另一种方式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省委班子来京开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敞开思想，揭开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共同分析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从而提高思想，转变观念，达成共识，解决矛盾。这是当年胡耀邦同志解决党内争论的有效方式，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的有力措施。我有幸先后被派往江苏、河北、青海、宁夏、福建、湖南参加了这项工作，深受教育。我深刻认识到，由于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一些积累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误会越来越多，矛盾愈来愈深；由于长时期放松了学习和教育，少数人个人主义膨胀，又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邪气压倒了正气；也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残余在党内延伸而未能清除。这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参与的同志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爱护干部、以诚待人、与人为善的精神，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广大干部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只要认真启发他们，使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他们就能自觉地改正错误，加强团结。

例如对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省长曾是造反派的头头，属于应清理的“三种人”的范围，省委书记一度立场不稳，支持包庇了省长和其他“造反派”。胡耀邦时任总书记，当不同意见的争论反映到书记处后，耀邦同志决定派几路人马前去认真调查研究后，再作处理。我受命带领中纪委、中组部几位同志去了长沙。经过反复调查，查明省长在两派斗争中被一派裹挟，并冠以“政委”头衔，但实质上是虚位，是空衔，其目的是利用他批条要钱、要粮，而他本人并未参与派性组织的决策。问题的要害是，省长被裹挟期间，这一派在两派武斗中打死对方一人。但经查实，省长未策划和参加武斗，对此事不知情，事后也无人告知。为了查实真情，我们不但查访了所有当事人和死者家属，而且开棺验尸。查清死者系武斗中被枪杀，而非拷打致死。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原则，召集了各方面的代表，畅所欲言，展开辩论，特别是请省委常委来京参加辩论，充分发扬民主，终于上下一致取得共识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实践证明，当时湖南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工作中曾有失误，但在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后来为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表明胡耀邦和书记处同志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不能扩大打击面

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同志对当年红卫兵的某些过激行为不谅解，把红卫兵都划为“造反派”。我当时作为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深感正视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责无旁贷，遂借春节之便，直奔保定、石家庄、南京、太原等市调查，发现80％原红卫兵分布于居民之中，有的市区内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如果把红卫兵都当“造反派”论处，城市中80％以上的居民和干部都将成为对立面。这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政策界限问题。我和一些同志根据调查，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们的分析和意见。次日上午即得到批示。耀邦同志认为“很有见地”，希望“成为全党同志的观念”并转发各地。但好事多磨，报告还未全部下发出去，即听到地质部、全国妇联有同志反映：这是“造反派”为自己辩白的伎俩，反映情况的人肯定是“造反派头目”，并派人来我家查究。来人一进门就对我的老伴喊：“你不教育好孩子，竟替造反派说话。”老伴说：“他是我家先生，因为他被错整了20多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向党说真话，也只有他才便于不避嫌地反映这样的问题。”于是他们怏怏地走了。但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来电话，提出当前转发这种报告，将会造成很大混乱，要求停发。习仲勋同志接受周的建议，即令收发部门收回。但报告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很多同志已经看了，薄一波、胡启立等同志也作了批示。不少同志已经知道报告的内容。不少地方已按报告和批示的精神办理了。

这份报告并不是我一人的意见，实际上是许多同志提议并经修改的。特别是邯郸地委书记吕剑飞，邢台地委书记周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副省长霍泛，河北省委副书记赵一民、裴养山等同志帮助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