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中宣部

耀邦在一年零三个月的中宣部任内，不知做了多少工作，在有限的部务活动中，留下了许多如珠如玑的言谈。笔者根据有限的记忆和有限的资料，谨将耀邦在中宣部的一些活动和言论按时间顺序摘记如下：

【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廿五日，胡耀邦任中宣部长。

【一九七九年】

一月十三日，中宣部例会。耀邦讲话中提到，“对青年要善于引导”，要考虑青年的特点，从青年的实际出发，“不要把青年报办成第二党报”。

一月廿四日，中宣部例会。交谈新闻工作情况。耀邦提出：“办好报纸的标志，两条很重要：一看有没有好新闻，一看有没有好言论。”

二月七日，中宣部例会。当反映上海“知青”要求回上海、闹事等情况时，耀邦的视角非常有意思，他说：“这是最近落实政策，搞民主的副产品”。“这是因流毒未肃清，问题成堆。要快刀斩乱麻，不要拖。一时不能解决，要创造条件。”并告诫：“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言论的体现”。反映了他的政治气度。

三月十一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第二次讲话，提到中央正在研究“解决国家体制和领导方法的问题”，要求报纸、新闻发挥监督职能——批评、表扬的职能。

三月十八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第三次讲话（闭幕会上讲话），提出“要把解放思想的重点放在研究新问题上”。还提到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只有一个宗旨，没有第二个。”

三月廿一日，耀邦在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广播、刊物对国外宣传报道工作的汇报会上，对改进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发表了意见。特别提到，“不要把大家封闭起来，不敢想，不敢做。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也不要瞎指挥，不要统得太死，要适当放宽些。”

四月三日，耀邦就对外经济宣传问题写了一个批示，指出要大胆解放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敢于打破陈规，敢于别出心裁。

四月十八日，中宣部例会。耀邦讲话中提出： “宣传机关不大改，不走在前边，担负不了任务。” 七月十一日，中宣部例会。研究中宣部《关于宣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几个问题的通知》，耀邦在插话中批评现行的“全民所有制”：“什么全民所有制，是全民所无，全民所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分子，我们有几百几千，像张志新这样遭到杀害的，有三十万人。”

七月廿日，中宣部例会，研究对外宣传问题。耀邦指出，对外宣传的毛病在于：“1、管理控制太严；2、思想太僵，犯片面性毛病；3、调子太单调；4、语言太干瘪。最好搞一个对外宣传领导班子，我去请示中央。”

八月一日，中宣部例会。讨论党风和干部作风问题。耀邦提出：“要批‘有权就有一切’，……要把这个理论搞臭。”

八月八日，中宣部例会。耀邦在发言中表示“赞成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他提出：“要注意文风、注意讨论问题的思想方法”，共五点：1、不管什么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要浮夸不实；2、不要杀气腾腾、慷慨激昂，要充分说理、留有余地，对青年人不要“围剿”；3、不要偏激、过头，片面性，多做历史分析、全面分析；4、不要从概念到概念；5、不要前後矛盾。

八月廿三日，耀邦会见广播局召开的电视节目会议代表并讲话： “要使人们的革命理想、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奋斗目标、生产知识、欢悦的精神生活统一起来，浑然一体。……艺术品离开政治不行，但艺术品离开艺术就不是艺术品，那看‘毛选’好了，看电视干嘛？”

八月廿八日，耀邦在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上访问题会议上提出：“高中级干部要亲自处理群众上访问题”，“中央要求党政军领导同志都亲自抓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九月二日，耀邦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要求关心上访人员、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批评一些信访部门和人员“感情上不关心别人的疾苦，政策上死、不灵活。如‘右派’改正回城，先是态度不错，后来回城人多了，又发通知说，原则上不让回，搞一刀切。几万人吊在当中成了黑人。”

【一九八○年】

一月十五日（大年除夕前两天）下午，中宣部举行迎新春会。部内职工和宣传口各单位代表们早早就到会入座。耀邦也来得很早。他和几位副部长及宣传系统的领导坐在中区第一排，他坐在最中间（会务人员安排的）。因为还要等几位老同志到来，耀邦正热情随意地和周围人谈天。突然，他兴奋地站了起来，喊道：“李老，你来啦？”大家这才注意到身材硕大、满头白发的卓然老人出现在门口，耀邦双手扶着老人，一直把他迎到原是自己坐的位子。有顷，周扬也到场，耀邦再次迎上去。这种场面，真使大家开了眼界。

李卓然是法国勤工俭学共产主义小组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元老、老资格的宣传理论家，满腹经纶不得伸展。只有如胡耀邦者才理解、尊重和珍爱他。

晚上，举行聚餐。耀邦带着几位部长挨桌向职工们——他的同事，—一碰杯敬酒，不断地嘘寒问暖，说些俏皮话，大厅里爆出一阵阵欢笑。虽然当时餐桌上只有二锅头、粉条炖肉一类的粗酒淡菜，但却让大家顿生“痛饮黄龙府”之慨。

一月廿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中宣部委托中国剧协、中国作协等单位召开剧本座谈会。二月十二日耀邦到会讲话。强调：“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的自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决不是违背客观规律，凭个人意志独断专行。”提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园地里，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叫四个现代化。”

二月廿三日至廿九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宣部的干部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谓喜，是因为耀邦当总书记是众望所归；所谓忧，是因为耀邦终于离开了中宣部。

三月十二日，在中宣部履行部长交接的例会上，耀邦以中宣部长的身份作了最后一次讲话。他说：“做了一年工作，不是自吹，不能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但也有议论，主要对我，也是对《人民日报》。说我讲得太多，做得少，讲得不慎重，对宣传方针掌握不紧。”和自己有关的话，他就说了这么几句，没有豪情壮别的话，也没有依恋惜别的话。接着叮咛同志们“宣传应注意两点，一不要忘记抓经济工作；…。二今年着重抓党的建设”。嘱咐大家在刘少奇平反昭雪宣传上要注意的问题；还介绍了书记处分工情况。

（来源：《炎黄春秋》2002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