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耀邦同志的交往

１９５３年，我任共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６３年，我任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九大上，我当选为团中央常委。这前后两次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不过４年，中间又因工作调动隔了几年。但所幸的是，我在共青团工作期间，团中央第—书记都是胡耀邦同志，离开共青团后，我仍多次见到耀邦同志，聆听他的教导，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与政治家风范。

1976

耀邦同志凝神倾听，很少插话，然后，像是针对我谈的情况，也许是另有所指，他略带沉思地缓缓说：“一个党的干部，要在看到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更要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１９７６年春夏之交，铁路修建工程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指示我到北京向煤炭部领导汇报情况。北京当时“文革”运动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在北京听到了耀邦同志的消息，知道他被邓小平点名派去中国科学院工作。

一天午后，我找到耀邦同志的家———富强胡同５号。这是一套极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前院耀邦同志住，后院好像是胡克实住。敲门之后，是耀邦的大孩子来开的门。耀邦同志穿着灰色布裤和白圆领汗衫很快迎了出来。他还是那样热情爽朗，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他注视着我说：你也有了白头发，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了！是啊，从我第一次做团的工作和耀邦相识，二十多年过去了，怎么能不老呢?
落座之后，耀邦同志问我的工作、身体和家庭情况，问在甘肃工作的其他同志，问甘肃的生产形势。那时候当然问题很多，我简要地向他谈了谈。耀邦同志凝神倾听，很少插话，然后，像是针对我谈的情况，也许是另有所指，他略带沉思地缓缓说：“一个党的干部，要在看到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更要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几个月后，国家形势大变。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四人帮”被粉碎，普天同庆。在这新旧交替之时，耀邦同志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这一时期的耀邦同志我仅见过一次。那次我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同志的申诉材料。耀邦仍住在富强胡同，他比以前要忙多了，他的书案上堆放着许多信函，他在下班后还要看相当数量的人民来信，他的客厅里坐满了人，大多是找他反映情况的，耀邦同志吩咐秘书登记收下我转交的材料。看到他那样忙，交谈几句我便告辞了。

1981

耀邦同志指着在湖南工作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上扭转不够，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的吧’。我去年去了一次，说，那你把人家也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１９８１年夏天，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将要结束，周末的一天，我托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给耀邦同志带去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与其他几位当年在各省团委任过书记的同志都在党校学习，大家很想见到他，但想到他工作太忙，就不去打扰了，就此问好告别。李昭当时也在党校学习，耀邦刚在６月２９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工作很忙，我们是不便去打搅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清早，耀邦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找我，要我们几个不要出门，马上有车来接，耀邦同志要接见我们。我感到又惊又喜，本来是向耀邦同志告别的一封短信，想不到耀邦这样快就作出了接见我们的安排。我们几人穿戴整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那一天是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６日，天气很热。刚刚落座，耀邦同志就推门进来了，他使劲地和我们握手，亲切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他几句话就消除了我们见到“领导人”的拘谨心情，让我们感到又回到了当年共青团的氛围之中。

服务员端上茶水，打开电扇，轻轻地带上门出去了。耀邦同志指着在湖南工作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上扭转不够，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的吧’。我去年去了一次，说，那你把人家也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我们问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那一天耀邦同志的兴致很高，他着重谈了全国生产形势：今年农业不会错，工业不理想，增加３％吃力，宁夏今年生产不好，比去年减产２０％，基础不好，工业也不行，争取明年去那里。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书记亲自动手写３０００字的报告，说明明年计划如何安排。耀邦同志继续说，现在主要是能不能把今年的生产抓好一些。已到８月，只剩下４个月了。一位同志插话说还有５个月。耀邦同志说：“１２月不算，准备过年了———明年的春节很近。明年的生产可早着手抓，有人主张明年要增长４％，还没有开会分析，怎么知道?努力能办到的不办还行?”

停顿一下，耀邦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作人家的历史决议，现在是自己作自己的决议，不能叫人家作……”我们知道耀邦同志说的就是一个月前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继续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快１２点了，耀邦同志说：“一早上就把你们接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

一间很简陋的小餐厅。耀邦同志在一位同志递上的单子上划了一下，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个托盘，内有四碟菜，一盆汤。耀邦同志笑着拿起筷子邀请：“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菜有红烧肉，芹菜炒瘦肉，虾米炒萝卜，素炒油菜，西红柿鸡蛋汤。菜比较烂，可能是大锅炒的，味道比普通食堂要好得多，做得也精致一些。五个人吃四盘菜，吃得干干净净。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个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同志付。我们心里都暗暗惊叹中央最高机关内务管理的严格与简洁。

饭后，耀邦同志说，你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可以四处走走看看。

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省工作的人来说，能在中南海里随便走一走，转一转，真是大遂心愿的事情。耀邦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的西侧，我们沿着古树参天的道路漫步走去……

下午，我们去向耀邦同志告别。耀邦同志正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与我们道别。他对我说：“我还是西征时去的甘肃，以后一定再去！”

回到兰州，我向宋平同志作了汇报。宋平非常重视，又专门安排一个上午的时间，让我到他家对耀邦同志的谈话做详尽的了解。当时甘肃省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确存在很大阻力，宋平正在花大力气解决着这一难题。耀邦同志对甘肃的这一指示大大加快了甘肃落实中央政策的步伐，经过省委的努力，甘肃的这一工作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耀邦同志以后几次来甘肃视察指导工作，他轻车简从去了许多贫困山村，在田间地头、农舍泥屋中与农民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他还满怀豪情地去了长征时走过的陇东、陇中等地。

1988

１９８８年秋天，我去北京开会。开会期间，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任景德一同去看望耀邦同志。任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曾任中青报副总编，也是共青团里的老人。

耀邦同志任中央主席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围墙外会计司胡同。１９８７年初辞去总书记职务后，他仍住在这里。这也是一套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绿意扑眼，富于情趣。

耀邦同志很快从书房出来迎接我们。他较我在前一次见到时显得瘦削了一些，头发明显地夹杂了许多白的，但精神很好。还是那样熟悉的握手方式，寒暄几句，把我们让进了客厅。

面对我们的问候，耀邦同志开朗地笑着：“身体很好，没有大的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着两个膝盖，“估计还是关节炎，骨质增生也有一点。”

他告诉我们，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他露出舒心的微笑。

在谈话间隙，耀邦同志时常出现凝眉思索的神态，这和过去是不大相同的，过去你见他，他连珠炮似的提问让你难以招架，你也乐意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然后细细地听他的分析。而这一次，他更多地是听你说什么。

当时正值１９８８年夏季的抢购风刚过，商场里的家用电器被抢购一空，物价飞涨，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太大，银行银根紧缩，储户提不出钱，人心不免浮动，但报纸上还在说要闯物价关云云。我问耀邦同志对形势怎么看，耀邦弹弹烟蒂上长长的烟灰，告诉我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有这一条，经济会走出低谷的……”

他说正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文革”时期他就在读，后来忙，就停下了。他说：“干一段，重新读，又会有许多新的体会。”

看到我们有告辞的意思，耀邦同志出去一会儿，进来时他手捧着两筒茶叶，非要送给我。他是那样真挚，却之不恭，我只好收下了。

回去的路上，我下意识地说道：“今天这么好的天，在耀邦院子里合张影多好，真是太可惜了！”任景德也感到很可惜，他说，下回吧，等耀邦从湖南回来，等你再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