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胡耀邦的三次接触
发布时间：2009-05-11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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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普通的干部，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三十年间与胡耀邦有过三次接触的经历，但仅仅是三次，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永志不忘的印象。一九五三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谈阶级分析的小文章。这本是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论点。不料他却在一次团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谢大哥”发表的这篇文章怎么怎么好，进行了表扬。过不多久，他就在一个星期天把我叫他家中，从上午交谈，到留我共进午餐，到下午一起游公园、逛街。作为团中央的第一把手，他对一个普通干部如此热情相待，又如此平易近人，使我受宠若惊，加上水平有限，我发言较少。但是，不论是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他都在议论不休。在外面见到什么情景，如一个景点的设施、少先队员的游戏等等，他随时就发表见解和评论。由于事隔多年，他当时谈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从那时起，他留给我至今难忘的印象是：他简直是一个大脑在不停地思考的人。
我记得，耀邦当时给青年多次做的报告中，都反复叮嘱年青人要懂得经过和经验的区别。经过就是遇事毫不动脑，就像猴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什么也没有留下。而经验则是对经过的事情进行思考与总结，留下今后处理事务时的思想资源。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这样不断总结和反思的人。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个人思维特点的那些品质的总和就成为一个人的智慧能力，智慧品质包括求知欲、钻研性、智慧的深度、智慧的灵活性、逻辑性、批判性等。从他当时思想活跃的程度看，这些智慧品质耀邦不仅都具有，更可贵的是，他思考的内容十分引人注目。
在当时耀邦的许多讲话中，以及后来在八十年代初我看到团中央保留的他当时的讲话纪录，都曾反复强调要尊重年青人的个性，要提倡个性解放、独立思考。他用通俗的语言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中国青年报》社的编辑，根据这些思想写了提倡独立思考的文章，提倡青年穿花衣服等等，后来都成为右派分子的言论。胡耀邦当年只有三十多岁，这些与当时国内意识形态不符，却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和理念是怎样形成的哩？我在想，他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十多岁在江西参加共产党的事业，以后经过长征到延安，生活的环境使他很难接触到西方的经典著作，受到他们的影响。他是受到陈独秀等人的影响，还是他自身的经验使他的思考得出了这些理念？我们知道，他十几岁时在苏区杀AB团的运动中差点被杀，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又做逼供信的试验，将无中生有的结果告诉毛泽东。现在不是在写胡耀邦传吗，也应该研究他的思想成长的历史，也许能得出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中，只要有深度的智慧品质，也能得出人类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等理念。
我和耀邦的第二次接触是在一九七八年。这次接触并没有面对面，而是我写了一封申诉信，他亲自批示以后，使我二十多年的疑案得到了清白。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五二年我遭到同在报社工作的一个人的陷害，冒充我的同乡同学检举我是一个外国特务，代号是多少等等。在家乡调查的结果是在全县户口上根本就无此人，即使如此，领导的态度仍然是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在得逞以后，她又继续用同样的手法陷害别人，直到她丈夫（报社的领导）因胡风案被审查，她一连写了十封这样的陷害信，涉及到报社很多人，甚至威胁要杀胡耀邦全家，成了大案，下狠功夫侦察，终于破案。我也因此得到清白。但接著又有人检举我曾是三青团的分队长，当时我在贵州铜仁国立三中读高一。同学中一个同乡要我参加三青团，也没办任何手续。后来班上几个三青团员开一次会，推我为代表参加学校的三青团代表会，我参加了一天的会。高二我离开了这个学校，从此再无其他任何活动，所以对分队长我不能承认。坚持了几年，最终还是说我隐瞒历史，在一九五九年开除出党。
长期对我的怀疑以及这次处理，使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九六二年随万人下放团到安徽亳县农村，以后就转到安徽省阜阳地委工作，属于控制使用的非党干部。下放时，我对《中国青年报》对我的处理感到不服，向报社提出了申诉。几年后《中国青年报》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式结论是不象结论的结论：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大力推行平反冤假错案。我因此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细述此事的经过，并附上地委的结论。几个月后《中国青年报》主动答复我，接受我的申诉。我因此上京到报社等待落实，并参加了《中国青年报》复刊的一些工作。不久问题圆满解决，也恢复了党籍，并全家调回北京，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是耀邦在我的申诉信上作了批示，事情才能如此顺利得到解决。
我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当时与他认识的、不认识的又该有多少人曾给他写信，又有多少人亲自上门拜访，请求他解决冤假错案，他竟然一个一个都处理，何况他还有其他重任在身，他忙得过来吗？又需要花费何等的精力啊！这里不仅是他实事求是高度负责的精神，而且包含著他对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高级的、普通的人，有关系的、无关系的人，案情大、案情很小的人，一律平等相待、同等尊重的民主思想和作风。更为重要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不仅受冤者的心灵受到伤害，整个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也极不正常，而当时的领导却提出两个凡是，顽强地坚持一贯正确。要改变这一切，勇于承认错误，等于是扭转乾坤，在中国历史上都少有，谈何容易。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厚爱和拥护。在他逝世后，我先是一个人带著北京大学校园里最早悼念他的几首诗抄下来到他家掉念。胡德平看到诗很激动，也感谢我将诗送来。以后我又给全家讲，不是耀邦我们不可能回到北京。我带著全家人又一次去他家在他灵前三鞠躬。
第三次接触又是给他写信，是为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一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事。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持《青年研究》刊物。从创刊起，我们每年都将当年刊物上的论文精选以后出版一本青年研究论文选内部发行。一九八四年的论文选中，选进一篇论述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论文。作者是吉林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安全部工作。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开始后，院部对青少年所、社会学所、马列所、政治所派出了联络员，属于重点清理对象。在青少年所，这篇论文又作为重点清理的对象，一定要将它删掉以后才能向外发行，而且准备召开全所对此论文的批判会。
我非常不服，就去拜访著名的叶恭绍教授、周建人先生，请他们对此论文写出评论。他们回忆了周恩来总理对加强性教育的指示，对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作了充分的肯定。我带上这两篇评论文章，给耀邦写了一封对批判不服的信，请胡德平转交耀邦。胡德平称赞了我这种不服从的精神，并要我将此信及那两篇评论文同时写给邓小平，也由他转交。胡德平以后告诉我，耀邦收到信后说知道我这个人，但对此事没有直接回答。
此后，我记不清是从那个渠道得到了耀邦当时的一个讲话，其中提到对人体艺术都值得肯定。可见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在全所召开对上述那篇论文的批判会时，我将这个讲话交给了主持者，但他没有宣读，会议照样轰轰烈烈大批判开下去。以后院里要求所党组成员表决是否撤掉此文，只有我一个人反对，那本论文选集就硬是裁掉了几页，成了很少有的存在明显缺页而又发行的书。我仍然不服，很想直接向梅益申诉，想说社会科学院不科学。后来我知道，不只社会科学院，由我主持的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下属的《婚姻与家庭》杂志，因为一九八六年连载了学者潘绥铭“性的发展史”论文，也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全国妇联召开会议要负责编发此稿的副主编检讨，她也是不服气，并因此不再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工作。
这些事情不要说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几年以后性教育就成了学校教育中大力提倡的事情了。那些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科学当作精神污染的人们，是何等的荒谬，已被事实所证明。而胡耀邦不止有超人的思维品质，有令人敬佩的民主作风，有纠正错误扭转乾坤的魄力，而且有独立思考坚持原则的精神。他不懂权谋政治，只一心为他长期形成的符合人类文明的思想和理念奋斗到底。而这些在中国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正因为如此，他被荒谬但强大的反对力量包围了，大力推行平反冤假错案的人自己背上了大冤案，真是当代中国的大不幸。
（作者系原团中央干部。本文选自《人民心中的胡耀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