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出现弃权票
发布时间：2009-06-02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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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阳人大否决事件、岳阳二次选举事件在新闻轰炸中向我们走来时，很少有人知道，1982年12月全国人代会上第一次出现弃权票，围绕是否让这个消息见诸报端，曾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1982年12月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新宪法的那次全体会议正在休会。与会代表熙熙攘攘，聚谈说笑，等待投票表决的结果。
5时35分,会场里的电子荧光屏上映出：
赞成票3037张
反对票0张
弃权票3张
这时，万人礼堂、各个休息厅和休息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代表们兴高彩烈地欢庆新宪法的表决结果。
作为新华社国内部的政治记者，我参加了五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过去两年关于“82宪法”的酝酿、讨论的全过程，深切地体会到这个过程做得相当认真、慎重和周到，叶剑英委员长、具体主持修宪工作的彭真副委员长及许许多多的有关部门和同志，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和汗水啊。由于这次修宪的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从实际出发，充分总结了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变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它写入宪法。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既考虑到我国当时的现实，又考虑到发展前景，只写现在能够定下来的、最根本最需要的东西，所以这次修宪是极为重要、极为顺利的。
当时，对新宪法的表决结果出来了，代表们兴奋、欢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一面这样想看，一面把电子屏幕上映出的表决数字顺手填到了写好的新闻稿上。我敏感地觉得三票弃权是这次大会的一个新闻亮点。
当我来到设在大会主席台右方会务办公室时，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新闻风波”。
几位大会会务组同志很快传阅了我的新闻稿。
“今天大会的消息稿中，别的我没有意见，只是把三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会务组同志说。
“我看把报道三票弃权的那几句话勾掉吧，不能把不同意的意见也公开出去啊！”另一位会务组同志说。
“为什么不能报道有三票弃权呢？”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大会上搞新闻报道的记者，我的思想上有点想不通，听了上述意见，立即这样反问。
有位同志耐心地向我解释说：“过去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通过一些重要决议、决定，都在新闻报道稿中写为‘一致通过’了什么什么。我们总不能把不同的意见公诸报端吧？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嘛！”
“那要看什么问题。今天这三张弃权票，我认为应该写入消息稿。”和我一起搞报道的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张孟仪说。
这话，勾起我从老一辈政治记者口中听到的一段往事：据说，1959年全国人大开会，选举国家主要领导人时，收回的选票比发出的选票少了一张，这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当时会场里并未找到这张选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这少了的一张票是赞成？反对？弃权？但在公布选举结果时，也用了“一致”字样。从事实上说，这个“一致”是有小小缺憾的。为了不再留下缺憾。我补充说：“写进消息里的理由有这么几条——”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杨尚昆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三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
“新闻记者同志，你主张写进消息的理由是什么呀？”杨尚昆同志问我。
我一看，机会来了，便连珠炮似的说：
“第一，今天外国驻京记者被允许在礼堂二楼采访大会，当代表们按动表决器表决新宪法时，他们目睹了大会现场，而且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已经记了下来或用相机长镜头照下了表决结果，明天外国报纸、电台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宪法有三票弃权，我们作为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三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稿件的生命，作为新闻记者，应当尊重客观事实。”
“第四，作为新闻记者，我采访了分组讨论会。代表们对新宪法草案都是评价很高的，完全赞成。但是，也有个别代表有点意见或建议，这几位代表对整个宪法草案是满意的，只是对个别条文中的文字表述上有意见，建议改一改。比如洪丝丝代表，他对整个宪法草案的框架、绝大多数条款条文赞不绝口，只是对表述华侨工作条文中的个别字句，提出了修改意见。据我所知，他表示希望能按他提出的建设改一改，否则，表决时他只能因这个字句未改而弃权。还有两位代表同意洪代表的意见，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今天下午出席大会表决新宪法的代表3040位，有效票3040张，同意票3037张，没有反对票，弃权票仅有3张。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表明我国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将这三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这时，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来到会务办公室，他在听我陈述意见时一直笑着频频点头。
“记者的理由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问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作为他们的社长，当然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小平、耀邦同志都在休息室里，咱们还是去请他们裁决吧。”杨尚昆同志说。
我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三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小平同志也笑着点头。
一场“新闻纠纷”就这样解决了。
出了休息室，我立即动手在消息稿中恢复了三票弃权的内容。
第二天——1982年12月5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文字，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境外许多媒体都把它作为一种衡量“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来看待。
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有些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发表的某些尖锐意见，也在我们写的新闻报道中作了报道。特别是已调到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的新华社老社长朱穆之同志，更是重视这件事情，每当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漏报时，他都提醒我们：“那些不同的意见为何没有写上？”
这场对三张弃权票“报”与“不报”的新闻风波已经过去多年了。二十年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推进及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足发展，现在来回顾二十年前的这桩鲜为人知的小事，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但作为当事记者，每想起来，总是感慨万千。
我钦佩小平、耀邦同志，他们以他们的胸襟和度量，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开创了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