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茅盾的信到耀邦讲话

——亲历1979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3月底，我因工作调动，从石家庄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报到。还没落实到具体部门上班，秘书长张僖同志就派我和中国文联的两位女同志参加一个会议担任工作人员。那就是3月底由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四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我们三人都分配到简报组，简报组的负责人是文化部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同志。我原来一直搞新闻工作，这是第一次接触文艺界的事。但对文艺工作并不完全陌生，因为我爱人一直在文艺部门工作。我知道文艺单位在历次运动中，挨批挨整都是首当其冲，所受灾难深重，比我们新闻单位要更严重，只是由于没置身其中，体验不那么深罢了。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对我了解文艺界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知名人物的遭际，是一次绝好的机遇。我决心认真参加会议，好好完成中国作协领导交给的任务。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研究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会议。参加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局、文联的负责同志和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共100多人。这次会议是在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的督促和指导下召开的。座谈会的缘起是：1979年3月，茅盾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文联筹备组的林默涵，说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应该来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这封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触地说，文艺界不知有多少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遭受了冤屈，至今还没有回到文艺战线上来。他立即指示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文艺界团结、跃进的大会。
座谈会一开始由黄镇同志作动员讲话。黄镇同志说：粉碎“四人帮”后，各地对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做了大量工作。胡耀邦同志为中宣部 “阎王殿”、“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冤案平反，做了扎实有效地工作，加速了落实政策的步伐。但工作进展不平衡；对一些人的复查不彻底，留有尾巴；对一些人平凡昭雪后，善后工作没跟上。耀邦指示我们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耀邦说：“这不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是个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问题，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要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定不移平反昭雪冤假错案。”黄镇同志强调说，会议首先要抓好文艺界知名人士的政策落实；同时汇报、交流各地复查冤、假、错案的情况、进度、经验。会议期间，将请耀邦同志做指示。
我们紧张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期盼着聆听耀邦的讲话。我的任务是参加华北组，既当联络员，又写简报。组里还分配了一位军艺的年轻学员，和我一起工作。简报要求及时，突出重点，文字简练，做到准确无误。我们基本上是每天开完会就写，有综合反映情况的、有突出重点个人的。当天写，当天核实，当天上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必须把会上反映出的所有人和事报上去，以便让很多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冤案得到昭雪，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尽快回到文艺岗位上来。对他们的被当作毒草错批了的文艺作品也要予以平反；并让哪些自负盈亏艺术团体的流离失所的艺人们尽快找到活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在座谈中都涉及一些知名人士的问题。山西就有西戎、李束为等；河北有田间、刘真等；北京有肖军、柳倩等；天津有李何林、方纪等。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们上报的材料坚持真实准确的原则。知名作家肖军曾参加抗日义勇军，著有影响很大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等。1940 年赴延安。他在“文革”中挨批挨斗挨打受冲击最严重，被逼退到了街道。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点了肖军的名，使其家属也受牵连：一个女儿因神经失常而惨死；一个女儿被停职、停发工资；一个儿子差一点被打死。柳倩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从事新文艺工作，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和穆木天、杨骚、蒲凤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创作了大量诗歌。解放后奉命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曾整理京剧剧目《孔雀东南飞》，并参与整理出版《京剧汇编》百余种，成绩显著。但他命运多舛，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批判斗争。1969年被勒令退职到街道。为核实肖军、柳倩等人的情况，我们访问了北京代表队的曾伯融先生。天津“文革”中出了个有名的“砸二黑”（砸文艺黑线、黑网）事件，很多人被牵扯进去。著名作家方纪遭难最深，几成病残。河北省会从天津迁到保定后，“砸二黑”的造反派追到到保定，省委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被逼非正常死亡。我写完有关田间、刘真等河北的简报后，曾找河北带队的负责人齐斌同志核对相关情况。齐斌说：你爱人在河北工作多年，你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啊!我回答说，耳闻不足为凭，上报的材料必须一一核实，力求准确无误。
3月30日，我们期盼的胡耀邦同志莅临会议。耀邦同志是我原来在团中央
系统工作时的老领导，我在《中国青年报》任编辑、记者，曾多次听到他对团干部、报社、出版社工作人员的讲话。每一次都那么率直、坦诚，生动感人。这次在座谈会上讲话，仍然那么有理有据、富有鼓动性、感染力。他说，现在有些地方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迟迟不动，他们说“不了解意图”、“不知道精神”，他们在等“红头文件”，等什么吗？党中央这两三年强调了很多次：有方针、有政策、有界限，有办法，有要求。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必”者，一定之谓也，不是可纠可不纠。实事求是嘛！错了不纠正，就叫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功过不分。把是非分清楚了，功过分清楚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达到安定团结。这些年，为什么不安定团结呢？就是因为是非不分，坏人当道，好人受冤屈。在落实政策工作中，我们也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他在讲话中还尖锐地批评某些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有私心的人：人家把他搞错了，住了几年牛棚，他那个火气大得很；可是他把人家搞错了，他就不承认，不让平反。“怕否定这，怕否定那，不就是怕否定自己嘛”。要打通他们的思想，使大家懂得做好这件大事的重大意义。胡耀邦还要求各地防止马马虎虎草率了事，一定要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实处，切实解决问题，把工作做扎实。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这次座谈会开得相当热烈而顺利，会议达成共识，产生了《联合通知》。会议对平反冤假错案要求非常具体：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分子等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改正。另外，在给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落实政策的时候，对于他们在“文革”被当作“毒草”批错了的作品，也都应该平反。
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出，落实政策还要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地给予解决。尤其是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这些意见得了到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联合通知》下发到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落实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善后问题。
在座谈会的推动下，全国文艺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度大大加快。这就在为相隔19年没开过的文代大会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就以我所在中国作家协会为例吧！作协1978年恢复工作后较早成立了复查组，对所谓“右派”、“丁、陈集团”等大案、要案积极着手作清理复查工作。座谈会后加速了平反进度、节奏。不属于“右派”、“反党集团”的个案，平反工作就由当时的人事党委部门来作。座谈会后，我就分配在人事部门工作。记得，我曾参与为韩北屏、金玲（陈白尘夫人） 、林莉（阿英夫人）等作家以及受牵连的人 等作平反结论。为某人的历史问题，我曾请示当时作协负责人李季同志。李季同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留任何尾巴。可见作协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很大，态度极其明朗。丁玲、陈企霞的冤案平反了，艾青、罗峰、白朗、舒群的冤案平反了。唐因、唐达成、杨犁等一批人的错划“右派”的帽子摘掉了。丁玲从山西回来了，艾青从新疆回来了，陈企霞从杭州回来了，舒群、罗峰、白朗等从东北也陆续回来了…..当时作协的办公地点还没有着落，临时在沙滩北大的“五四广场”搭的简易板房里办公。那么多作家回到北京往哪儿住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住旅馆，北京的北纬饭店、远东饭店、中组部招待所就成了他们的家了。胡风的冤案因与公安部共同来处理，胡风和梅志直到1980年才回到北京，得以安排。
践踏人权的十年浩劫结束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有序的进行，大快人心。1979年10月底，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终于迎来了19年没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人们欢欣鼓舞。这次会上，谁也不会忘记：丁玲、艾青、周扬、林默涵、阳翰笙、夏衍、巴金、冰心、曹禺、肖乾、方纪、孙犁、王西彦、肖军、赵丹、白杨、张瑞芳….等等，一大批白发苍苍的、劫后余生的老作家和艺术家 ，悲愤与欢欣情感交织在一起相聚的时刻，多么令人动容啊！又有多少人为之潸然泪下啊！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又怎能不想起耀邦同志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付出的心血、精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