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小鬼到总书记―他改变了中国

4月15日是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去世21周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撰写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纪念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的显著位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发表纪念文章，一般认为，此一举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

事实上，胡耀邦自从其逝世，就受到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尊重，这尊重来自于三个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勇敢的面对历史，全力以赴地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共的“新长征”解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挽回了那业已失去的人心；第二个层面是他作为中共中国领导人，毅然担负起了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航船主要推手的角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功不可没。最后，是个人道德水准在当时的领导人中比较高，他知人善用，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不遗余力，有同情心，关心人民群众。我们不妨逐一来看个究竟。

就平反冤假错案而言，在当时，如果不跃过这一步，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先后发动了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文革”浩劫，这期间可说是冤案如山，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千万计。胡耀邦1978年出任中组部部长后，就以超人的胆识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力昭雪过去如山的冤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但他抱着“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义无返顾地开展平反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第一，老干部的平反。文革十年浩劫”中，国家干部仅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中很多人虽然没有被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斗、几乎很少幸免。不抓好老干部的平反工作，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没有了领导和骨干力量。因此，胡耀邦迎着困难上，首先就抓了干部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干部政策，把过去被错误颠倒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牵涉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实践，需要巨大的胆识、勇气与毅力。胡耀邦等人的努力，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使党的组织部门又成了“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凝聚了党心人心，振奋了士气，重树了正气。第二，“右派分子”的平反。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许多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都是学有所成、在各个领域都是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当时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超过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此外还有非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人士等等不拿国家工资“右派”及数以万计的未正式戴“帽子”的“右派”，而且，许多人被划“右派”后还波及到他们的家人和亲友。不平反这样的冤假错案，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面对种种阻挠和责难，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仍然义无返顾地带头展开了一场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的大解救。这场大解救，不仅使全国数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而且为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聚拢起了一支生力军。当时在胡耀邦等人的坚持下，对于“右派分子”的摘帽平反工作与安置，不是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是通过妥善安置来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改革开放做出新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起，从这些重获新生的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领导和骨干，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第三，“地、富、反、右、坏”的平反。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去曾经人为地错误把一些人划分为“地、富、反、右、坏”分子，他们也是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而且人数众多，牵涉面广，对他们冤假错案的平反，更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胡耀邦主持下，开始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历史记载：1978年后的短短三年中，在胡耀邦的组织指挥下，全国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过去被搞混了的是非善恶界限重新得到了厘清。这解救了许多国家和社会的精英，为此后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使亿万普通中国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使社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平反冤假错案，扭转了社会风气，使社会关系得到理顺，社会正气得到伸张，社会正义得到鼓励，把过去被搞散了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环境。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奠定了最厚实的的基础。

结束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胡耀邦更为让人敬佩的是：他身体力行，为改革开放破冰行船。

1978年5月10日，经过反复修改和胡耀邦两次审阅过的重头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尽管当天新华社就全文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并且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但这篇文章仍然受到一些大人物的严厉指责。在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批评特约评论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但胡耀邦没有退缩，他指导《理论动态》继续组织撰写发表了多篇论述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等。此后，随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慢慢开始崩溃。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这场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标志这场讨论已经取得了胜利。了巨大的作用，可说是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开放先锋。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创造的“大包干”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在1979年12月4日主持召开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阐明宣传工作如何适应重点转移、经济建设问题，这个讲话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胡耀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刻观察和认识，反映了他对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

在城市改革中，最早主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名的领导人之一。改革初期，有不少人对商品经济在观念上还抱有抵触情绪。当时，不少人认为私人长途贩运商品是典型的“投机倒把”主张坚决取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则明确表态反对取缔，风趣地说：“什么投机倒把？他们是二郎神。”薛暮桥等经济学家最先提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他在1980年初就提出了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与发展商品经济的建议。在薛暮桥为此受到批评甚至责难时，胡耀邦率先站出来表示赞同薛暮桥的见解，许多领导同志随后也纷纷支持。这使得薛暮桥的建议成为多年以后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张本。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大问题上，冲决了“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提法虽然冠以“有计划”，但终究为“商品经济”正了名，迈出了认识上的重大一步。胡耀邦对迈出这一步是有大贡献的。正是他加强了起草小组，增加了林涧青、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调整了起草班子负责人，才写出了被邓小平表扬为好东西的这个《决定》。它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而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对外开放方面，胡耀邦也是不遗余力。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特殊的开放政策。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准兴建大连、秦皇岛、宁波、青岛、烟台、湛江、广州、天津、南通、连云港、福州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除了继续增加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外，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综合开发区等相继设立。胡耀邦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他提出的“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成为了特区从事改革试验和创造性工作的指导思想。

人们至今都还记得，在推动对外开放上，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头穿西服，值得特别一提。在今天看来，当年那股由他领头兴起的“西服热”，不仅冲击了国人传统的封闭观念，更值得重视的是其中所显示出的大国国民的气度，以及中国领导人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上，所展现出的空前的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胸怀。当年身穿西服、面带微笑的胡耀邦总书记等中国领导人频繁出现在外交舞台，实际上是在强烈地传递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正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明确信息。

在用人和个人品质方面，胡耀邦也让中国一般老百姓心存感佩。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选择干部不任人唯亲，而是看重才干，大胆提拔了一批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能够持续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优秀年轻干部——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就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8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才有了如此大的进展，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后继有人。他还特别注重党风廉政建设，以极大的精力抓过整党工作，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再比如，他身居高位时，仍然时刻保持着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了，全国2000多个县他去过1500多个，是当时下基层最多的中央领导人。他还总是抽空挤时间阅读大量人民来信。当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当时就有外国媒体这样评论：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富有人性和体恤民众，锐意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杨锦麟先生在“有报天天读”中，谈及温家宝撰文怀念胡耀邦时有云“三十多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关键时期，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复杂程度远远甚之以三十年前，此时此刻人们的纪念和怀念胡耀邦，不可能只是一个个人政治情感的流离，当然也不可能被牵强附会，加以毫无边际的政治联想。我们很难想象，很难认同，外界诸多玄机促成的牵强附会，但是如果用‘温热’这两个字，来描绘我们对此时发表这篇文章的感受，相信也是恰当。我们乐意从这篇‘温热’的文章的字里行间去缅怀，一位因饱受忧患而过早离去的老实人，和一位毫无政治居心，也因此蒙受很多冤屈的厚道人。”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胡耀邦不仅是一个“饱受忧患而过早离去的老实人，和一位毫无政治居心，也因此蒙受很多冤屈的厚道人。”而且是一位推动了历史，也因此被历史记住的伟大人物。换言之，他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清官，他更是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披荆斩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

文章来源：信力建的BLOG 

作者：信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