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的历史际遇

李通波当年在《南方日报》上刊发的稿件。(翻拍)

见证者

■人物档案

人物:李通波

职业:记者(现已退休)

来深时间:29年

他是深圳经济特区的首位记者,年过花甲,大家都叫他“波叔”,曾梦想成为农学家或工程师,却做了一辈子的记者。

他16岁才穿上人生第一双鞋,当过兵,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南方日报。一度拒绝到深圳工作的他,在这里采访三年后,义无反顾地把家从广州搬到深圳,至今仍在深圳生活。

他1981年成为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用一支笔向世人展示巨变中的深圳,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精英慕名直奔深圳。

他曾采访过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也曾为体验公交乘车难挤断一根肋骨。

4月25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这位业内经常谈到、媒体多次报道的“老记者”,地点就在上步中路南方日报深圳大厦,这里曾是、到现在仍是他的办公地点。

波叔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张大照片―――1984年与邓小平的合影、1986年与李鹏的合影。

我当记者,尤其是到特区来,在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地带当好改革开放的吹鼓手,还不错。我能够为特区作一些贡献,感到很自豪。

当时想采访哪个领导很容易,去采访就骑单车进市委办公楼走一圈,看到哪位领导有空,就敲门进去。

我的梦想是,深圳能成为世界一流城市,与国外的大城市媲美。在我们那个年代,一讲到国外,都是说美国曼哈顿怎样厉害、漂亮,我想深圳如果能成为那样的城市,在世界上也很牛啊。

■同题问答

1.用一句话描述你对深圳的感受:

李通波:深圳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也是我喜欢她的一点。

2.深圳最让你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李通波:最喜欢深圳勇于改革创新,有生气、有活力,年轻人很多。

3.深圳最让你讨厌的一点是什么?

李通波:社会治安还不够好。我自己没有遇到过什么,但报道很多。“牛皮癣”也很多。

4.深圳现在30岁了,你期望,再过30年之后的深圳是什么样子?

李通波:过去30年,深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0年后,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变化将是不可想象的。你看,以前打电话都难,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了,这在以前根本就想不到。

5.如果没有深圳这座城市,你会怎样?

李通波:那我肯定在广州的编辑部干到老,工作、生活都平平淡淡,没有那么多辉煌、亮点可以讲、可以写。

你看,我那时候穿的衣服多土,现在来看都土得掉渣(指着墙上与邓小平的合影)。但那套中山装衣服算是我的“礼服”了,是跟随中央领导采访时才特意穿的。这是我来特区前报社专门给我做的,没有来特区的都没这个待遇。那时一般人没钱、没布票做这样的衣服,是特批的。

我感到最自豪的,是在做记者的这几十年间见到了很多中央领导,邓小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胡耀邦、杨尚昆、万里、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我都跟随采访过。

我们当记者也好,人家做生意、当官也好,都有个机遇的问题。机遇碰上了,就不一样了。

邓小平第一次南下视察,1984年1月24至29日,我跟随采访了6天,从深圳到珠海,再到中山、顺德、广州,也写了一篇长通讯,但当时时机没那么好,远不及后来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影响大。那时,小平同志第一次来深圳,基本上不发表评论,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都装在心里。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第二次来深圳。上面有指示说,小平同志到深圳主要是休息,不派记者、不摄影、不报道,所以报社没有派我跟随。3月21日,《南方日报》刊发了《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是事后编辑部要求我补充采写的,也是邓小平视察后报纸上公开披露的第一篇通讯。

我选择了邓小平到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的事。先科董事长叶华明是叶挺的儿子,我先到先科激光公司看了现场,重走邓小平视察走过的地方,采访了他接见过的人,第二天我又把叶华明请到办公室,他很高兴,夫妻俩一起来,生动地讲述了邓小平亲切接见他时的音容笑貌,使我顺利写出了这篇通讯。

这篇通讯向深圳透露了一个信号:省报没有记者跟随采访,居然有一篇通讯出来!《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是当时跟随邓小平采访的唯一文字记者,他当初也没打算要报道,但看到《南方日报》突然首先报道出来,他马上请示、汇报、组织报道。后来陈锡添跟我说:“你抛砖引玉,我们受到启发了!”

我为我当过记者而感到自豪,我们那一代的记者很敬业,很廉洁,也很受人们尊重,到哪里都受到欢迎。

过五关斩六将考上大学

我1942年底出生在潮州农村,1969年从暨南大学毕业。中央台放的连续剧《命运》看了没有?命运,命运,我觉得我的运气还是比较好的。我一解放就开始读小学,1956年小学毕业,然后上初中、高中,中间服了几年兵役,1964年又从部队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

本来,父母觉得我小学毕业就可以了,但我很想上大学。初中升高中时我偷偷报考名校,还居然考上了离家50多里远的广东省四大名校之一―――广东金山高级中学。父母不知道这个学校是名校,我被录取后他们反而批评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父亲沉默了很久,冒出一句话:谁叫你考那么远?(笑)他想的是学校离家远,要住宿,要多花钱,但家里还是七借八借凑了8.6元让我去上学。

高中没读完我就去当兵了,那是赶上了1961年灾荒年,本来不用当兵的城市人、高中生也要去当兵了。

1964年,国家要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说在部队里招一些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参加高考,我是金山高级中学的,底子很厚,虽然当了几年兵,但高考成绩还是比很多人高。

我去当兵、上大学都是党和国家安排的,后来到报社也是党和国家安排的,没有挑选的余地。我们中文系毕业的,当时一般都是当机关干部、老师,很少一部分人能当记者,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做记者。

其实,我小时候受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的影响,很想当个农学家,种出好吃的水果。上高中后,我想读工科、当工程师,不过由于当兵耽误了几年,读理工科不可能赶上人家,只能读文科。我喜欢看小说、文艺类的东西,就选择了中文系。

不过,现在来看,这么多年来“被安排”的路子也没什么遗憾。我当记者,尤其是到特区来,在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地带当好改革开放的吹鼓手,还不错。我能够为特区作一些贡献,感到很自豪。

从广州来到深圳

我1969年毕业,1970年被分配到南方日报,之所以被挑到南方日报,我想是因为我根正苗红,而且是党员。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根正苗红”什么意思吗?(笑)就是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党报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业务能力还可以,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

1978年,我去了海南记者站,那时海南是广东的8个行政区之一,从广州到海南,要坐一天一夜的船。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在海南待了快两年了。本来一般驻站两三年就可以回广州的,但这时南方日报社社长丁希凌陪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到海南,社长找我谈话说,中央准备在深圳办经济特区,报社决定把我派过去,理由是我年轻、业务上可以独当一面、思想解放。

当时,我说我坚决不去深圳。因为我爱人在广州,两个孩子刚上小学,照顾不过来,我很想回广州工作。1980年春节过后,我如愿回到了广州,编辑部认为我到深圳最合适,就让我负责深圳的采访。工作中我越来越觉得深圳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越看越受到鼓舞,所以深圳第一届领导班子梁湘他们来了之后,报社要在深圳设记者站,我就来了,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20多岁的记者游雁凌。

我们一开始住在深圳戏院附近的蛇口工业区招待所,租了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做办公室,在房门前挂个牌子成立了记者站,搭了两个床铺,吃饭、睡觉、采访、写稿统统在里面进行。那里的蚊子多得不得了,说话时一不小心蚊子就钻到嘴里,然后就使劲把它咳出来,晚上伸手一抓就能抓到几个蚊子。电视剧《命运》里,市委书记在蚊帐里批文件,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写照。当时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我们光着膀子坐在蚊帐里,把枕头垫在腿上,写完一篇稿就是满身大汗。

写完稿发稿也很麻烦,那时别说传真机,连座机都没有。要骑车到邮局拿号、排队,就像现在火车站候车室一样,急的稿子就发电报,不仅贵,而且要换成数字代号,一千多字的稿子发下来电报纸好几米；也可以打电话,口读给广州的编辑部记录,这边读一句,那边记一句,我的普通话又不准,加上电话有时候听不清楚,读完一篇稿子也很辛苦；非急稿就寄信到广州,当时的稿件除了突发新闻之外,都没什么时效性。

那时不用每天都写稿,一个月能写十篇八篇就是高产了。《南方日报》四个版只有二、三版刊登地方稿件,上稿非常难。最大的压力就是写的稿老排不上队。

当时我们都是拿固定工资,不像现在有稿费。1970年刚到报社时,我的月工资是51.5元,1981年到深圳,工资是61.5元,再加上特区补助15元,没别的收入。事实上,当时很多工人一个月才二三十元,我们的待遇已经很高了,很多工人干到退休才四十多元一个月。

那时候不讲待遇、不讲报酬,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辈子也不考虑跳槽。

上世纪80年代的事业高峰

因为南方日报于1981年初第一个在深圳设记者站,当时本地还没有报纸,新华社、羊城晚报几个月后才到深圳,所以我成为特区第一个记者。1981年,我被正式任命为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我真是很敬业,调动不去,晋升也不要,就下决心在特区过一辈子,时间过得真快,一“站”就是二三十年。

最初,只有《南方日报》报道深圳,其中有深圳的新闻一定不会漏掉,那时无论是群众还是领导,对我的名字都非常熟悉。当时深圳的第一届领导班子,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现在都80多岁了,和我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喝茶聊天。

当时想采访哪个领导很容易,去采访就骑单车进市委办公楼走一圈,看到哪位领导有空,就敲门进去。中午和领导一起在市委小食堂吃午饭,有座位就凑在一起。现在就不行了。

当时到深圳来的人都有些冒险精神,很多人从我的报道中得到启发,认为这个地方这么好,不考虑你以前做什么、什么级别,来了后根据你的才华安排工作。那时深圳的收入也比内地高,每个人到深圳来,最起码有特区补助15元一个月―――那时一斤猪肉还不到1元,理发才2毛钱,一餐饭1毛多,一个月伙食费十几元就够了。有的工厂还有计件工资,收入就更多了。

我做了30多年记者,感觉最辉煌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特区正在起步,很多人对特区不了解,《南方日报》坚定不移地支持特区创办,歌颂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有很多新闻,有很多改革做法值得内地借鉴,那时我天天处于兴奋之中:“噢,今天又写一篇稿,又头版头条,又配评论了……”

写完一篇稿后,我就可以收到很多全国各地的来信,当时没有手机、电话,每天都有来信、来访,有人写信让我帮他调到深圳工作,有人上门让我推荐他到稿子里写过的某个单位。收信和接待来访的人,搞得我像个救星一样(笑),但我不可能帮人家调动工作。上世纪80年代要求调来深圳的人最多。

1983年,不少人到记者站来投诉乘车难问题,由于我平常都是骑单车采访,没这个体会,就专门去体验了一下,结果一体验就搞断了肋骨。当时深圳只有1、2、3路公交车,其中从水库开往上海宾馆的3路车最为拥挤。那天我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就站在公交车门口的第一级,肋骨顶到上一级那个瘦乘客的屁股,过铁轨的时候车子一颠簸,那个乘客的屁股就把我的肋骨顶断了。等公交车开到现在邓小平画像的那个位置,我就下车赶回广州看医生。

我在广州住院一个多月,敷着膏药来到深圳。等身体好点之后,我去参加市委常委会议,梁湘笑着对我说:“对不起啊,记者同志,一定要改变现状。”后来3路就增加了几辆公共汽车。呵呵,我的肋骨换来了几辆公共汽车。

年轻人应看看《命运》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来深圳特区视察,当时省里对深圳特区的未来有个远景规划:深圳特区人口最终发展到80万,仅仅罗湖商业区就要盖50栋18层以上的高楼大厦,这是对深圳未来的远景规划,很鼓舞人心的。要知道,广州当时才只有2栋18层以上的高楼。

深圳市汇报情况时只有几十个人,我作为省报记者跟随胡耀邦采访。胡耀邦问梁湘:“深圳人均工资多少?”梁湘说:“60元。”胡耀邦一边抽烟一边踱步,说:“我希望到2000年,深圳的人均工资达到200元!”200元?大家热烈鼓掌,说:“好啊好啊,那要托总书记的福了。”

我给《命运》打八九十分,很不错,年轻人也该看看,了解一下深圳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深圳,到哪里都是年轻人,充满活力。人很怪,如果你和老人待在一起,看到别人没精打采,自己也会没精神,但天天看到年轻人充满活力,自己也被感染,好像更年轻了。

现在,我经常爬莲花山、跑步,把保健放在第一位,也看书、看报,补看一些年轻时没空看的书,理解力比以前强,但记忆力没有年轻时那么好,感觉岁月不饶人。年轻人要趁年轻多看点书,受用终生啊。

我的梦想是,深圳能成为世界一流城市,与国外的大城市媲美。我们那个年代,一讲到国外,都是说美国曼哈顿怎样厉害、漂亮,我想深圳如果能成为那样的城市,在世界上也很牛啊。不久的将来,前海可能就要变成一个“曼哈顿”,这是很有可能的。

出品: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

监制:姚燕永张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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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马芳

图片: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