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恩德 永志不忘

今年的4月15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遥望鄱阳湖西岸共青城富华山下的“胡耀邦同志陵园”，仿佛又看到波光滟潋的鄱阳湖水，浩瀚无垠；陵园路旁盛开的玉兰花洁白清香，沁人心脾；环抱陵墓的高大青松林，郁郁葱葱；树上无数的白鹭盘旋在天空，时起时落，咿咿呀呀唱出美妙的歌声......是它们长年陪伴着耀邦同志的忠魂。
凝望着远方，翩翩思绪，拂之不散，愈显得清晰可触，耀邦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谨以此文做为心香一瓣奉献给他，敬表缅怀之忱！
我是1951年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区团委直属的东北青年出版社工作，于1954年9月从沈阳东北区团委调来北京团中央少年部工作的，任新创刊的《辅导员》杂志的美术编辑和摄影记者。《辅导员》杂志是团中央主办的指导全国少先队工作的刊物，是胡耀邦同志倡导创办的。1955年北京正义路3号团中央新大楼建成后，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在3楼，少年部和《辅导员》杂志在5楼，有时偶尔在楼梯上碰到他，他拿着烟边走边和我们打招呼，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耀邦同志，他微笑着点点头。
在团中央经常听到耀邦同志作报告，大家都爱听，生动、具体而又幽默。在1955年3月他主持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话泼些》的讲话，他提倡孩子们要有“小老虎”的精神，不要做“小老头”，讲得非常生动形象，他还为《辅导员》杂志亲自写文章谈这一问题。
关于少年儿童入队的问题，他主张少先队是少年儿童接受党和团的教育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要对孩子们要求太高，人为地设下许多清规戒律，把孩子们拒之少先队的大门之外。他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促进了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壮大，使更多的少年儿童在党的教育下茁壮成长。
1957年春天，我专程去江西瑞金采访，在瑞金档案馆里找出了二十多年前瑞金出版的报纸《青年实话》，其中有许多当时少先队和儿童团的活动报道，我摘录了一些，又在瑞金叶坪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沙洲坝的“列宁小学”旧址，拍了一系列的照片。1934年胡耀邦同志任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那时他才19岁，他经常在“列宁小学”的操场上讲话。
  我回到北京后，感想很多，在瑞金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写了一篇题为《在二十六年以前》的文章和一组瑞金的照片，发表在《辅导员》杂志上。
是年7月，正有一场暴风雨般的“阳谋”在等待着我，那年我才26岁，不谙风向，而又恃才自傲，仗义执言，认为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在鸣放会上提了一些我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又写了一张批评XXX仗势欺人、打人事件的大字报。就是这张大字报种下了祸根，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莫明其妙地一夜之间成了团中央机关第一个“右派”。小会批，大会斗，又被点名上了《中国青年报》的社论，团中央及各直属单位于1957年7月31日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近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盛禹九，8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2版又刊登了批斗“右派分子”刘恪山和盛禹九的消息报道。从此我成为团内“右派名人”，许多无限上纲的不实之词强加于我，使我无法申辩，又责成我写检查。写不完的检查......而后我受到开除团籍，行政降一级，下放“劳动锻炼”的不公正待遇。从此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心灵和精神的创伤，是永远也不能弥补的......
当团中央机关反右风暴来临时，正是七、八月间，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而后又在苏联基辅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当他乘飞机回到乌鲁木齐，得知团中央及各直属单位划了许多“右派”时，十分震惊，立即打电话给团中央主持反右的领导，要他尽快刹车，不能再扩大化了，他本想保住一些同志，但在当时严酷的氛围里，他也无力回天。他回到团中央后，经过研究压缩了不少，只留下60个“右派”，他说：“损失惨重啊”！
1958年3月，他在团中央大楼3楼大会议室为“右派”下放送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耀邦同志大步走进会议室后开始讲话，第一句就大声地说：“同志们”！我听到了这热情洋溢而又多时听不到的称呼，从内心深处感到一股暖流冲激心扉，他这一句“同志们”的称呼，让我看到了我的前途闪烁着一缕光明的希望。
他接着说：“今天我送给大家12个字：‘错误十分严重，前途十分光明’”。他阐述前途十分光明的含义，他激动地说：“你们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时对你们敲打的不够，你们现在感到悔恨难过，我同样也很不好受，但你们的前途仍然是十分光明的。陶渊明曾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下去以后，通过劳动，好好向农民学习，改造好了，欢迎你们回来，将来我们还有共事的机会，再见！”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他频频回头，向大家招手，缓步走出会议室的大门。
他这次送别的讲话使我们近乎绝望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憧憬着末来，也许若干年后我还能够重新回到团中央工作......
在我们这些“右派”下放之前，耀邦同志还亲自给“右派”所在单位的领导说：“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人，要好好帮助他们，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来工作，还可以恢复党籍嘛，对于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要一视同仁”。
当时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之时，耀邦同志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大胆的，如此充满人道主义，独具慧眼的思想，的确保护了这些“右派”，而后在我下放晋南的21年里，深深地体验到他的恩泽，后来他的预言也一一实现了。
1958年5月，我被下放到安徽怀远县曹老集农村劳动，亲身体验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荒唐岁月，看到了人民的苦难……。
1959年4月，我随团中央下放干部劳动锻炼队，转到了山西省晋南地区临猗县牛杜公社劳动，临猗县是晋南的富庶之地，盛产棉麦，文化发达，历史悠久，民情淳厚。
曾记得1959年秋天，耀邦同志在山西晋南地委书记李立功同志的陪同下，到临汾、秸山、万荣考察工作，随后他又来到临猗县看望团中央下放干部。在临猗县委后院的一个会议室里，他和我们下放的45个人举行座谈会，气氛很轻松。一年多没有见到耀邦同志，大家感到十分亲切。他问大家：“谁知道临猗县县名的来历吗？”这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他说：“临猗县是解放后于1952年将临晋县和猗氏县两个县合并后各取一字，成了临猗县。猗氏县名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猗顿，猗顿是越国大夫范蠡的学生，越国被吴国战败后，范蠡带着西施逃到山西晋南，在运城经营盐池，后又大力发展畜牧业，成为大富商。范蠡致富后，他的学生猗顿，尊称他为‘陶朱公’，故有‘陶朱猗顿之富’的赞语流传至今”。
他又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随乡问俗，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多问、多看就能增加许多知识”。耀邦同志勤奋好学的精神，确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他那热情奔放和霭可亲的作风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他在李立功同志的陪同下，端着一个玻璃罐头瓶子的“茶杯”，上了一辆伏尔加牌的小汽车，他从窗内伸出手来和大家招手告别。
1972年夏，我从临汾去北京出差，听团中央的老朋友说：“耀邦和克实从河南潢川干校回来了，你不去看看他们吗？”我和他们分别已是14年了，很想去看看两位老领导同志。我来到王府井灯市口富强胡同甲6号克实同志家，克实住在东房的厨房里，耀邦住在北房里。耀邦原来住在前面的3座四合院里，他们去了河南干校后已被他人占用了，回来后只好两家挤住在克实原来的住房里。
多年不见胡克实同志，他又黑又瘦，见到我后紧紧地握手，详细地问我这些年的情况。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西吕梁工作过，对那里比较熟悉，我还在方山县当过县委书记，临汾的大宁县我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他又说：“耀邦回来了，咱们去看看他。”
他带着我走过盛开的蔷薇花丛，走进北屋，只见耀邦蹲在地上整理满地的书籍，他也是又黑又瘦。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的手有力而又有些粗糙，这是他在干校辛勤劳动的收获。克实向他介绍我：“他是《辅导员》杂志的刘恪山，湖南人，也是你的老乡，他现在临汾工作。”
耀邦笑着说：“久仰大名，那年批判你时我可不在家，出国了。”
我笑着回答说：“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也不能怪您啊，我下放山西晋南工作已经14年了，1959年您到临猗县看望我们，算来已是14年没有见到您了。”
耀邦说：“犯错误没关系，我不也犯错误吗，改了就好，前途是光明的。”他又问：“临汾地委现在的领导是谁?”
我说：“地区革委会主任是仝云，地委书记是胡亦仁。”
他说：“好啊！这两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仝云原来是团中央常委，团山西省委书记。胡亦仁在解放初期和我一起在川北区工作，他是宣传部长，是个好人，你回临汾请代我问候他们。”
他随手从桌边上拿出一个黄色的烟盒，是“人参牌香烟，”他抽出一支问我：“你抽烟吗？”我笑着说：“这样的高级烟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他递给我一支，他同时也点燃一支抽起来。他又指着一台正在播放新闻的九寸黑白电视机，问我：“临汾有电视看吗？”我说：“现在还没有。”
他又问我临汾“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看和他二位谈的时间不短了，起身告辞，耀邦和克实一直送我到大门口，目送我走过大槐树，他们才回去。
这二位老领导如此热情地接待我，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本来想向他们诉说心底的委屈，但我又不敢说……。
我曾听说在“文革”初期，耀邦、克实同志都遭受了残酷的批斗、折磨和毒打，尤其是在河南潢川干校受了许多苦难，但他们也都挺过来了，因为他们有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去战胜困难，铁骨铮铮，昂首阔步地走过来了。
过了两年多，我又出差到北京，曾去富强胡同6号看望耀邦同志，他那时正参加中央读书班，已经从后院搬回前院原来的住处，客厅里仍然是老样子，一套黑皮旧沙发，一个书桌，两把木头靠背椅子和一个旧的藤圈椅。我是晚上去的，他见我笑着问：“你又来北京了？你在临汾工作，现在是什么职务？”
我说：“我是个画画的，职务和功名利禄对我来说是身外之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他很欣赏我这句话，把沙发的扶手一拍说：
“你这句话是马列主义的观点，雷锋也没有什么职务，但他所起的作用和社会影响是许多有高级职务的人也做不到的。”
我说：“这些年每逢重大节日时，我就仔细看报纸上有没有您的名字，后来就看不到您的名字了。”
他笑着说：“我现在只剩下了共产党员了，猪肥了也不怕开水烫啊，哈哈……你刚才说的身外之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
我说：“您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前辈，以后国家是需要您们这些老干部的，人民更需要您们的，将来还是要重用您的。”
我的预言不久就实现了。
1977年冬，粉碎“四人帮”后，我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北京参加“中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的设计工作，自临汾又来到北京。我去拜访老国画家董寿平先生。董老听说我还要去看望耀邦同志，就要我将一幅他新画的“墨竹”带去送给耀邦同志，董老是很敬重他的，上一年董寿平先生曾送给耀邦同志一幅他画的“红梅”，又请赵朴初先生在画上题诗：

“不取暗香，奇馨遐被。不怜疏影，繁花吐臆。
一片丹心，朝霞无际。身饱雪霜，春来天地。”

赵朴初

我在晚上又去了耀邦同志家，他听说我来了，从客厅后面的卧室里出来，一边系着皮带一边和我说：“天冷了，刚才我加穿了一条棉裤。你这回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说：“中国科学院借调我来参加科技成就展览的设计工作，住在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里，今天来看望您，还带来一幅董寿平先生送给您的‘墨竹’。”我随手将画打开，他一边看一边说：“去年董老为我画了一幅‘红梅’，画得太好了，我很喜欢。”他关切地说：“董老先生现在的生活和住房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说：“董老现在的住房大约有12平方米，祖孙三代同居一室，连画画的地方也没有，是很困难的，他的退休金每月有一百多元，由‘荣宝斋’发。”
他说：“慢慢来解决，上次他老为我画的红梅，我非常喜欢。我作了一首诗想送给他。”
我说：“请您把诗给我看看。”
他摇着头说：“还不成熟，还要改动，给董老写诗可不能随便，他是个大学者啊。”
这件事表达了胡耀邦同志对董寿平先生的关切和敬重。
后来董寿平先生曾告诉我，1986年10月，胡耀邦同志曾请他为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钓鱼台国宾馆作画，昂纳克看着他画了一幅墨松，感到十分惊奇。这张画当场送给昂纳克，昂纳克再三感谢，高兴地收下了这张画。
耀邦同志又问起山西的情况：
我说：“您问山西农业的情况，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是‘工业学大庆’，打倒‘四人帮’后人心大快，但有些事还得一步一步来，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
他说：“我刚到中央党校工作，正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现正在开展用实践来检验党的路线的讨论。”
我告辞时，他说：“这个星期五下午5点你来，我请你吃晚饭，咱们再谈谈。”
我说：“这次来北京又见到您就很高兴了，您太忙，谢谢您的盛情，我就不来吃饭了。”
他哈哈大笑地说：“老同志来了还是应该吃餐便饭的，不就是四两粮票吗，不要你交粮票的。”
我们交谈时，都说湖南话，更感到亲切了。
到了星期五下午，我于4点就从中关村上车进城，到耀邦家5点多一点，冬天天黑得早，但还算是傍晚时分。当我走进中院时，耀邦同志正在二门旁的海棠树上抓虫子，他见我来了说：“今天请你吃晚饭，我提前回来等你。”
我说：“您在树上抓什么？”
他说：“这树上有虫子结的茧包，我把它弄掉，要不明年开春又出来祸害树。”
我开玩笑说：“您这是在清除‘四人帮’。”
我们一同进了北房的客厅，坐定后话题自然谈到“四人帮”，他说：“‘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但‘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我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也看不到有什么好处！江青并不是她现在被抓起来了我瞧不起她，我在延安时就瞧不起她！”
这时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进来说：“饭好了，你们快去吃饭吧，天冷菜怕凉的。”耀邦带着我走过廊下向饭厅走去。只见他一家人都坐好了，在等我们，耀邦要我坐在他身边。饭桌上己摆好五六个菜，餐桌是个老方桌，四周有翻板，翻上来就成了圆桌，耀邦面前的翻板都坏了，撑不住晃晃悠悠的，他说“这桌子也该修理一下了。”
他说：“今天请你来吃便饭，特意为你做了一碗湖南菜梅干菜红烧肉，你多吃一点”。他又给我倒了一小杯绍兴加饭酒。他一口喝完，要我也喝完。一会厨师端上了一盘子金华火腿，他给我夹了一片，大家也都吃了一些，他看盘子里还有不少，他端起盘子一下子扣到我的饭碗里，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又感动不己。
他说：“这是真正的金华火腿，你在临汾也难吃到，你多吃点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客厅，他点燃一支烟，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问我：“山西的‘农业学大寨’你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怎样？”
我说：“大寨在山西，因之省委和报上提出了许多形式主义的口号，如‘文化教育学大寨’，民兵、妇女、商业、幼儿教育等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好像学大寨是万能的，老百姓不敢明说，背地里好笑，这种做法却使学大寨走向了反面。更有甚者，平平的农田也要学大寨人工做成梯田。去年临汾全城停工，停课，各级干部几千人坐着大卡车开到河西刘村去修大寨田，把地面上的好土深翻，把地下的石子砂子生土翻上来，好好的农田弄的乱七八糟，胡闹了好几天，不管了，一走了之，老百姓骂这是劳民伤财。”
他听到这些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又谈到人才的问题，我说：“最近报上登出今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现了几个优秀的音乐人才。”耀邦说：“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以后经济发展了，各种人才就更多了。”
我向他建议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地方的修志工作，这是全世界各国所少有的，现在各省县的志书都是清代或民国初年编修的，解放后再也没有续编，将来这段历史将成为空白，以后盼望您向有关部门建议，把各省县市的地方志编修出来，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大事。”他听后频频点头称是。上世纪80年代中，全国各地都开始了修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使中断多年的修志工作得以继承发展。
1979年2月，团中央寄来通知，为我的“右派”问题作了改正，撤销处分，恢复原级别。为此临汾的许多好朋友纷纷来我家祝贺，院子里的自行车都摆满了。不久我听说中央组织部调我回团中央原单位工作的调令到了太原山西省委组织部，直到是年11月，我才离开娘子关，告别了20年来呵护我的山西父老乡亲！
山西晋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说起我能够重新调回团中央工作，首先要感谢胡耀邦同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听说中央要着手改正“右派”的问题，就大胆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申诉信，请北京的朋友亲手交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而后得知他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纯系错划，尽快改正，转团中央办理。”因此我成为团中央第一个被划为“右派”的人，又是第一个改正“右派”的人，而且是第一个从外地重新调回团中央工作的人。真是3个不同的“第一”，3种不同的滋味。而耀邦同志在21年前为“右派”下放送行的讲话，终于在我身上实现了，我怎能忘却他的关怀和恩德啊！
1979年11月下旬，我回到北京，《辅导员》杂志的全体同志到北京站接我，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志，使我非常感动。想不到我下放安徽和山西整整21年过去，1958年我在安徽淮北怀远下放劳动1年，1959年又转到山西晋南临猗县劳动两年，1960年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调临猗县工作3年，1965年调临汾工作15年，1979年团中央为我改正“右派”问题，又重新调回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而我己从26岁的小伙子“下放”成48岁的小老头了……真是感慨万千！我上班后抄写了一首唐代刘禹锡的诗，贴在办公桌后的墙上：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裁。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有些人问我，你写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我笑着回答：“无可奉告，请你自己去看看唐诗吧”。
在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专程去灯市口富强胡同6号看望耀邦同志，当时他已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大门口有警卫了。我敲开大门，警卫看了我的证件让我进门。我问德平回来没有？他们打电话给德平，不一会德平出来接我。我问他：“你爸回来没有？”德平说“他在家”，带着我走进后院的客厅，只见耀邦同志正坐在旧藤圈椅上看电视，站起来和我握手，笑着说：“你在临汾好好的，怎么回来了？”
我说：“《辅导员》杂志刚复刊，调我回来重操旧业，已经回来快一个月了，今天才来向您报到”。
他高兴地说：“回来也好，他们需要你这个老美编。”
随着他职务的不断变迁，可是客厅里还是老样子，只是在他坐的藤圈椅下，多铺了一块一平方米的旧地毯，窗台上放了几盆小花，垫在用报纸包起来的砖头上。这几盆小花绿油油的，在寒冬里显出几分春色。
他又谈到“身外物”之事。
他说：“前几年你谈到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我很赞赏，也常在想这一问题，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为此却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呢？现在山西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打倒‘四人帮’后，人们的思想认识虽然有些变化，但过去‘左’的东西还不能很快转变，尤其是许多领导人，仍然是抱着老一套不放，形式主义的指导思想，务虚的多，务实的少，因此经济还没有多大起色。有些领导应该易地而治，不能几十年不动。最好您到山西实地去看看。”
他说：“现在我还顾不得去山西看看，以后我要去的，等几天王震同志就要去山西了。解放战争中，我多次去山西，打临汾，打太原我都参加了，对山西比较熟悉。”
我说：“再过两天就是元旦了，今天是来向您报到，也是向您祝贺新年。”
岂知这次和耀邦同志面对面的亲切谈话，竟成了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谈话。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爆竹声中，进入了8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全国人民兴高采烈，信心充沛，昂首阔步，拨乱反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耀邦同志在1980年2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于他职务的变化，工作太忙，我从此没有去看望他，只是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他的慈祥、和霭而又亲切的形象，唯有默默地祝福他健康吉祥。
1984年8月，中国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在北戴河隆重举行，由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主持。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民族少先队员小代表一千多人，在北戴河、山海关开展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后由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那天由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万里委员长在北戴河西山小会议室里先接见部分小代表，只有经过特别批准的10位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进入小会议室，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采访工作。在他们快进会议室时，这些记者都很紧张地等待他们进门。胡锦涛同志在门口迎接这几位领导同志，耀邦同志在少先队员陪同下走进会场，我个子高，不用小梯子，把照相机举起来就抢到好镜头。耀邦同志从我身边走过，看了我一眼，可能他也感到意外，会在这个场合见到我。他们坐下后，耀邦同志向小代表们讲话，一会他又站起来讲。我为他拍了不少照片，拍完后我就走到他身后，避免他看到我。这也是4年来我和他又近距离的见面了。

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万里同志缓步走进广场，他频频举手向大家致意。代表们早就在梯架上站好了，掌声和欢呼声像潮水一般，此起彼落。他们落座后，记者们抢着为他们照相摄影录音，秩序有些乱。在场的警卫人员急了，把记者们往后拽。我个子高，举着照像机抢拍了几张耀邦同志和小代表们说话的镜头，我站得稳，拽我也没有被他们拽走。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1993年出版的《阳光下的花朵——刘恪山摄影作品选》的画册中，我还送给李昭同志一册留念。
1985年我去广西采访，到了南宁、贵港、玉林、北流、桂林等地。看到贵港南山风景区炸山卖石头子，贵港糖厂和造纸厂污染西江，北流炸山破坏“大风门泥盆纪化石区”等问题，回京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并附上照片，发表了。我又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照片和化石样品，请中南海的朋友送给耀邦同志，不久后我收到广西自治区政府给耀邦同志的调查处理复件的一份抄件，桂办报（1986）30号《关于广西北流、贵港文物被破坏、环境受污染的处理情况报告》。我看后才知道耀邦同志收到我的信后作了批示，发给广西自治区政府了。我对他重视群众来信，雷厉风行的作风十分敬佩！
1985年10月15日凌晨一点多钟，突然有人来我家敲门，并喊“老刘请你快起来，有急事找你。”我吓了一跳，急忙开灯披衣下床开门。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张宝顺同志来了。我问他：“宝顺同志，什么急事半夜里来找我啊？”他说：“我刚从团中央来，书记们刚开完会，大家一致说请你用毛笔把这封信抄好，早晨8点送耀邦同志处请他签字，今晚7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要全文播出。这是由团中央起草，以耀邦同志的名义给江西共青垦殖场新老建设者坚持垦荒30周年的一封信。”原件上有耀邦同志的批示，我记得其中几句：“此件……可请书法家用毛笔写好，我签字后发表。”宝顺同志带来宣纸印的信笺，我立即动手抄写，先打草稿，安排好行距和每个字的呼应。此信有400多字，我用行书抄写了4页，该转行的地方都做了调整，又另抄写了两遍，觉得安排妥当了，才正式抄写成4页，最后一页留出半页，便于耀邦同志签字。我挺紧张地抄写了两个小时。在1985年10月15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该信全文向全国播发了。
1998年夏，我的一个青年朋友管祥麟在全国各地考察各民族的民间艺术。他开车路过江西共青城，怀着对胡耀邦同志敬仰的心情，专程去瞻仰胡耀邦同志的陵园。他看陵园入口处有一块巨大碑记，碑上有胡耀邦的签字，就在这个大碑前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我。我看这大碑上的字好像是我写的，这才想到1985年10月15日凌晨我抄写的耀邦《给江西共青垦殖场新老建设者的信》那件事。这件事已过去了13年,我早已忘记了，后来我给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去电话，告知她这封信是1985年我抄写的。耀邦同志逝世后，共青垦殖场的同志们就将此信放大刻到黑色大理石碑上，立在陵园的入口处，以供大家瞻仰凭吊。
李昭同志说：“以前我不知道这回事，这碑是你写的，那太好了，耀邦是你的老领导，又是你的老乡，让你的字永远陪伴着他吧，谢谢你了。”
前几年，在耀邦同志陵园里新建了“胡耀邦纪念馆”，共青城的同志们又将此信放大刻在绿色的大理石碑上，金字，立在纪念馆大门外，更显得庄严凝重了。
1989年4月15日上午7时53分是黑色的时刻，耀邦同志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了。享年73岁。我在当天下午就从团中央听到了这一噩耗，心情非常沉重，第二天上午我和团中央的几位老同志，一起到北长街耀邦同志家吊唁致哀。这时北长街上群众自发去耀邦同志家吊唁的人群排起了长队，无限的哀悼之情涌进了他家客厅里的灵堂......

4月22日上午10时，我和团中央的同志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参加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我参加大会的通知编号是0000386号。我含着热泪，沉重地走过耀邦同志的遗体，透过水晶棺罩，最后一次向他鞠躬告别......而这份“胡耀邦同志治丧办公室”发给我的通知，至今我一直珍藏着，成了我寄托哀思的纪念品。
一周后，《辅导员》杂志1954年创刊时期的老总编辑毛振珉同志，离休后专程由上海来北京，要我陪她去耀邦同志家看望李昭同志，同去的还有当时的《辅导员》杂志总编辑舒元璋同志。我们先到摆满鲜花的灵堂向耀邦同志的遗像静默鞠躬，忍不住热泪沾襟......
我们来到后院小客厅里看望李昭同志。她坐在沙发上，双脚放在凳子上，盖着毛巾被，精神疲惫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擦着眼泪。我们看她老太悲伤了，不敢多停留，怕影响她休息。要告辞了，李昭同志拉着毛振珉的手说：“你们多坐一会，咱们再谈谈，好吗？”
她从延安认识耀邦谈起，一直谈到耀邦的多次负伤抢救，各个时期的往事，直到耀邦的骨灰安葬的设想，最后她说将来把耀邦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荒山上,立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不能用无畏，他还是有些畏，应该改为“无私无愧。”随后她含着眼泪吟诗一首：

独秀残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

这时，原北京市委书记，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老同志等走进小客厅来看望李昭同志，我们只好告辞了，路过前院大客厅时，我们又一次地仰望耀邦同志的遗像......
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1999年夏，团中央机关离退休老同志一行30多人，专程去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同志陵园”瞻仰，我们献上了一篮鲜花，摆在墓碑下，我们站好队向他的浮雕像鞠躬。大家心情很沉重，凝望着墓碑，回忆起他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许多往事，仿佛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看到他慈祥亲切和霭热情的容貌。他永远话在我们的心中......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在墓碑的东侧，屹立着李昭同志书写的刻在巨石上的“光明磊落，无私无愧”8个庄重苍劲的大字。
陵园里很美，洁白的玉兰花散发着幽幽的清香，茂密的青松林，郁郁葱葱，远望鄱阳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天上盘旋着无数的白鹭、天鹅，白鹤，成群地飞来陵园两侧松林中营窝结巢，栖息繁衍，使陵园里充满生机，祥瑞钟灵......。

我们在陵园的入口处，绿树丛中，看到了1985年10月15日凌晨我抄写的胡耀邦同志《给江西共青垦殖场新老建设者的信》刻在高两米多，宽约4米的黑色大理石碑上。“胡耀邦”3个苍劲飞舞的签字，金光闪烁，象征着他光辉的一生。他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心中只有人民！
在胡耀邦同志陵墓侧李昭同志的题字，刻在巨石上
我站在碑前照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湖南省电力试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著名古典诗词家沈其雍老先生，曾发表古典诗词四百余首，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同学，十分敬仰胡耀邦同志。2007年，他由长沙专程去浏阳中和乡苍坊村耀邦同志故居瞻仰，感慨良深，作水龙吟词一首《临浏感怀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将词寄给我，嘱我用毛笔行书抄奉李昭同志，以表敬仰缅怀之忱：

松筠掩映苍坊，哲人九秩心相系。襟期慷慨，沉吟俯仰，岿然故地。一代菁英，千秋豪俊，丹忱此寄。记芒鞋草帽，躬亲乡井，朝夕近，忧民计。但倚才情匡济。揽宏谟，励精图治。淳风劲节，宵衣旰食，勤商国是。高躅依然，丰神宛在，倾怀有自。对浏河九曲，敏溪十里，感山川意。

注：胡耀邦同志故居在湖南省浏阳市中和乡苍坊村，十里敏溪萦绕其间。

2009年9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