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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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在人们心目中所形成的“单位”概念，使人们感到只有“单位”才是最可靠和有保障的。很多人仍受旧思维的束缚，认为干个体、搞私营经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1983年 8月 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了300多名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举行座谈。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讲话，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个体经济发展最明确的一次表态
◎由于来自民间的内生力量和民本的激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因势利导和尊重客观事实的及时、明确的表态，到1983年，个体私营经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
胡耀邦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是很清楚。到处碰到这种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胡耀邦明确说，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
1983年3月15日，这一天的全国各大报刊几乎都刊登了同一条新闻——《个体户白士明入党》，这一消息震动全国。哈尔滨市个体户白士明在递交入党申请书3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自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愿。
在白士明成为首个入党个体户后，当年的3月下旬，白士明又成为首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个体户。这两则消息在当时被同时代的个体户认为，是为个体户“打开了一扇天窗”。
然而，对个体户入党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争论。其实，在考虑白士明的入党申请时有反对的声音，一些党员认为，个体户经营中存在剥削成分，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个体户不能入党。无产阶级先锋队怎么能让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呢？而当时的哈尔滨市市长王化成认为，个体户要求入党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只是还没有个体户入党的先例。
1979年，23岁的白士明在当时经营的是一家个体照相馆，很快他就成了个体户的先进典型，从1980年白士明要求入党，之后，街道、区委就逐级地上报申请，最后哈尔滨市的领导有了意见，个体户提出入党的要求可以鼓励，如果符合各项条件、表现积极的话可以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就这样，3年后，白士明的入党要求如愿以偿。
而对白士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引起社会的争议，一些人认为：“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是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而白士明作为个体户，是资产阶级，怎么可以成为人民的代表呢？个体户怎么能配得上这样的身份呢？”
1983年5月9日，全国人大公布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白士明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这一年，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白士明等两位个体户亮相人民大会堂。这是中国个体私营业主首次登上最高政治舞台，一时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然而，在当时人们对个体、私营经济仍是另眼相看，虽然这时有的已赚到可观的钱，但个体户却被视为最没社会地位的一个群体。虽然不再把长途贩运认定为是投机倒把，但这个罪名仍然存在。商人对利润的追逐应该是天然的本性，但在很多人看来，社会主义是不能允许奸商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已经出狱3年多的牟其中又再次被抓进了监狱，其罪名就是投机倒把罪。
其实，牟其中只是做了笔“倒手”的买卖。牟其中是1979年的最后一天被无罪释放的，他是4年前因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出狱后不久，牟其中办了一家中德江北贸易服务部，做些小本的藤椅生意。这年初，他在上海发现一种由上海生产的“555”牌的坐钟很畅销，大凡结婚的青年都要买一个，于是他当即在重庆找到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仿制1万个，然后他再卖给上海一家贸易公司，从中每个坐钟可获得7元钱的价差，就这一把，他赚了7万元。这在当时是暴利了。于是，牟其中被以投机倒把罪再次关进监狱，直到一年后才被放出来。
而这时的王石就显得很幸运。他无意中与坐落在深圳的正大饲料厂做了一笔运输玉米(1937,1.00,0.05%)的生意，成为玉米的中间商，从1983年4月到年底，他就赚了300多万元。然后，他拿着这300多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成立了以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就是日后万科房地产的前身。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被抓进去的牟其中，还是发了玉米财的王石，都被民间称为“倒爷”。显然，在当时，“倒爷”是被人看不上眼的。
而那些小个体工商户更是被人瞧不起，这主要表现在年轻人找对象。在当时，有谁会把好姑娘嫁给个体户，即使你有钱，在人们看来你无外乎就是有几个“臭钱”呗，谁知你能干多久，毕竟那不是铁饭碗，说不定哪天政策一变，连一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在人们心目中所形成的“单位”概念，使人们感到只有“单位”才是最可靠和有保障的。很多人仍受旧思维的束缚，认为干个体、搞私营经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1983年8月23日，劳动人事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和单位，在京联合召开发展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很可惜的是，已恢复工作的全国工商联没有作为主办单位)。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了300多名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举行座谈（保育钧，《呼唤理解》，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第12页）。
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讲话。
胡耀邦的讲话一开始就开明宗意，他充满感情地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事业是充分支持的，对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为国家富强，为方便人民生活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接着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是很清楚。到处碰到这种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还说什么，当干部光彩，没当干部就不光彩;上了大学光彩，没上大学就不光彩，等等。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并且不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有些是非好坏就分不清楚，就会阻碍我们更好的前进。”
胡耀邦鼓励个体劳动者，他说：“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们必须把陈腐的观念清除掉，代之以正确的观念。”
胡耀邦在讲话中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他还说：“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胡耀邦年谱长编》，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21-1422页）”这无不令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们为之感动。
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个体经济发展最明确的一次表态。
第二天，国内的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胡耀邦这一“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大连老虎滩公园照相的个体户姜维后来回忆说：“很多个体工商户是一边读着报纸一边不停地哭。”一些年轻人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
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入党还不到半年的个体户白士明受到了表彰，他作为先进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坐在第一排，聆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讲话。会后，胡耀邦还与白士明等很多受表彰的先进个体户握了手。当年很多受表彰的先进工作者，后来都成为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
10年之后，1994年4月23日，
在成为首个入党个体户后，当年的3月下旬，白士明又成为首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个体户。这两则消息在当时被同时代的个体户认为，是为个体户“打开了一扇天窗”。
而对白士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些人则认为：“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是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而白士明作为个体户，是资产阶级，怎么可以成为人民的代表呢？个体户怎么能配得上这样的身份呢?”
由方小文、王力、王命兴、刘永好、汪远思、张芝庭、张江平、范建中、周晋峰、韩伟10位民营企业家所倡议的“光彩事业”，其名称正是源于胡耀邦的那次著名的讲话。
由于来自民间的内生力量和民本的激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因势利导和尊重客观事实的及时、明确的表态，到1983年，个体私营经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福建的石狮，浙江的温州、义乌，辽宁的西柳等地，相继出现的专业批发市场已初具规模，这些自发形成的专业市场，构筑出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由此诱发周边地区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并形成“前店后厂”的初级产业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资本得到了广泛积累，同时，市场竞争、产品竞争的“市场意识”不断形成，“物美价廉”促使城镇个体工商户宁可行程几百里或上千里，奔赴各大专业批发市场去上货，然后在城市里以摆地摊的方式进行销售，有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才出现了租柜台、租门市，后来自己开商场的商业形态。
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下，一些企业的少数职工，开始向往从事个体的自由和财富的积累，现代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在颠覆着计划经济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对“单位”的依赖，有的开始主动要求“停薪留职”，放下铁饭碗去从事个体经营。这一时期的下海者，很多都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
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6月11日，国家劳动人事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关、停的国营企业，职工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统筹安排。一时安排有困难、职工本人又要求停薪留职的，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显然是社会处于转轨过程的特有现象，客观地说，属于“吃着锅里的，还看着盆里的”。一是怕政策变，二是旧体制还有很多可依恋的待遇，想两头都占着，这属于人的本性。只有极少数人是“铁了心”了。
刘氏四兄弟中的老三陈育新(原名刘永美)就是在1983年主动要求停薪留职的。之后，刘永言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自行车，四兄弟一共凑了1000多元钱，陈育新把自己家的房子改做了孵化室，创办了刘氏四兄弟第一个实业：育新良种场。
以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的民营企业家很多，而今王守义十三香的老板王银良就是在1984年停薪留职的。
1984年9月7日，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国家工商总局三部委联合下发补充通知，对停薪留职的职工重新作了界定，即指国营企业富余的固定职工。
停薪留职这一特殊的身份转换形式，到1994年劳动法颁布后，全员劳动合同制实行，停薪留职的做法也就逐渐消失了。
1983年，由于中央态度鲜明地支持和从正面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也于12月26日发出通知，决定自1984年1月1日起，对个体经济比照集体经济的贷款利率（月息7.2‰）执行。这一年年底，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1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员达到746.5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这些数字，显然是来自当时的官方数字，而现实要远远超过这些数字。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