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1975年的《化石》杂志风波

１９７５年，在“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开始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化石》杂志编辑张锋上书毛泽东，要求重视科普工作，增加《化石》的刊期，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广泛注意。相比同时期的李庆霖为“知青”命运上书和张天民为电影《创业》的上书，人们对张锋上书的过程了解还不够多。本文作者在访问当事人的基础上写成此文，有助于廓清历史真相。

毛泽东要看大字本《化石》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医生为毛泽东的左眼做了针拨手术，消除白内障。几天后，毛泽东的左眼视力可以阅读了。他心情高兴，想读一些比较轻松的读物。８月下旬，毛泽东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动物学报》杂志和《化石》杂志产生了兴趣，要求将这两种杂志印成大字本给他看。
《化石》是一本科普杂志。８月２７日，当年３９岁的编辑张锋跟随中国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王台来到中科院院部，领受编排大字繁体版杂志的任务。
编排有限的“大字繁体版”印给谁看？当然是印给毛泽东看了。这使《化石》杂志唯一的编辑张锋兴奋不已。当时，《化石》杂志是半年刊，１９７３年创刊，到此时总共只出版了６期。“文革”中，几乎所有科普类杂志都停刊了，有限的科普杂志《地理知识》、《化石》杂志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化石》在１９７３年创刊时发行５０００余份，到１９７５年已增加到５１１５０份，不断有读者来信要求将杂志改为季刊或双月刊。
接受新任务后，张锋立即投身于大字本杂志的突击性印务。他是一个热爱科普的人，知道自己编的《化石》受到欢迎，盼望《化石》成为季刊或双月刊。７月下旬，胡耀邦、李昌等来到科学院，使张锋的信心大增。８月７日，张锋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增加《化石》刊期，增加编辑力量。接信后，胡耀邦和科技四局基本同意这个意见，但《化石》杂志的出版单位——中国科学出版社却不那么积极，这和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印刷力量紧张显然是有关系的。
张锋意识到，倾注着自己数年心血的刊物，就要变成大字繁体本，很快送到毛泽东手里，由一代伟人来阅读了，那么，他读了《化石》是否喜欢？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毛泽东要看《动物学报》和《化石》，说明他对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关注的，说明领袖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高墙，是可以沟通的。９月初，张锋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将长期以来遇到的麻烦和苦恼写信直接向毛主席说说呢？
眼看给胡耀邦写信还推动不了《化石》的发展，张锋就开始在心中酝酿给毛泽东写信。

一封贴了４分邮票的“诉苦信”

９月５日晚上，张锋铺纸落笔了：
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名编辑。科普刊物《化石》３年来虽然得到工农兵的初步好评，但却受到出版部门个别负责人的排斥、压制和少数权威的挑剔，不得不停留在可说是“过了酷暑待来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今仍为半年刊）的境地。它只能在曲折的斗争中顽强地、艰苦地生长着……
信的中心意思是反映增加《化石》刊期时遇到的困难。
张锋在信中说：“在《化石》增刊和充实编辑力量等问题上，几年来我们却遭到院、（科学）出版社、所内个别负责人的挑剔、非难和压制，遭到了所内外少数权威的冷眼和嘲讽。”主要是认为《化石》涉及面过于广泛了，主要致力于科普而不是提高云云，所以至今没有改为季刊或双月刊。
张锋希望《化石》杂志缩短刊期、加强编辑力量、改进印刷。作为一名热爱科普的编辑，他向领袖反映工作情况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他在信中涉及胡耀邦时说：“胡耀邦同志来院后，我在８月７日向他报告述及《化石》增刊一事，院四局也已将同意改季刊的意见告诉出版社。可是据了解，直至８月２７日中央交办任务下达前，科学出版社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一致的口径是：顶住！这又是为什么？”
张锋在信中还说：
当前适宜于知识青年和中小学生的科学普及杂志实在太少了。应大力创办几种通俗而有趣的、有丰富思想和科学内容的杂志，特别是综合性的自然杂志（如可办《学科学》、《中学生》、《科学画报》、《函授大学》等等）；报刊上，特别是几家大报，应多组织科技书刊、科普工作的评论，多刊登一些自然科学的讨论、评述文章。《化石》如要发展，可考虑研究范围更广泛些，办成《自然史》一类月刊……
由于所处的“文革”大环境，受到那个时代的语言乃至思维的限制，张锋信中有几处将问题提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斗争仍在继续”、“为了使科技出版工作和科普工作能顺利进行，繁荣创作，必须抓紧出版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另外，对更倾向于提高研究性水平，认为科普杂志更适合由别的单位负责的意见，张锋的信也有责之过激之处，是应该仔细斟酌的。
而在那天晚上，张锋落笔后，３０００多字的信一气呵成。署名之时已过午夜，他就将日期写成９月６日。然后将信装进信封，贴上４分的邮票。
９月６日早晨，他上班经过邮局，围着门外的邮筒转了好几个圈。他写信时没有告诉妻子，此时有过一番犹豫，要不要把信投进去？最后想到，信都写了，哪有不投进信箱之理？他将信封塞进邮筒以后，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胡耀邦的应急处理

没有想到，１０天后的９月１６日，毛泽东看到了张锋的信，批示道：“（邓）小平、（姚）文元同志：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毛泽东，９月１６日。”毛泽东意犹未尽，在信尾又写下６字读后感：“一封诉苦的信。”
毛泽东的批示连带张锋的信马上印发给中央各部委负责人。胡耀邦知情则要更早一些，邓小平办公室直接向他转达了此事。
看到毛泽东批示和张锋的信，胡耀邦有些意外，也有些紧张，主要因为这封信还送到了姚文元的手里。不久前，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时，和程子华、吕正操曾一起议论，认为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应写信向毛泽东反映。现在姚文元极有可能过问此事，会不会出现难以控制的事态？而且，来到科学院以后，胡耀邦和李昌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做法很为不满，有时在办公室里颇多讽刺讥喻，渐渐连秘书也不避讳，会不会一言不慎，给姚文元可乘之机？胡耀邦显然想到了这一点。
不过，胡耀邦还是认为，张锋的信确有可取之处，《化石》办成半年刊显然不合适，应该增加刊期，如果科学出版社还要“顶住”，那就不对了。
接到毛泽东批示和张锋信件的当天上午，胡耀邦召来了吴明瑜和罗伟，对他们说，你们看，我才来两个月，麻烦就来了。这封信一公开，新华社很快就会来人。现在，你们负责把这件事了解一下，院党组也要做出几条决定，你们要连夜把这些情况写成汇报，尽快报上去，赢得主动。他还和李昌商量，将主席批示和张锋的信，加急印刷１万份，让全院人员周知，表示科学院对毛泽东批示非常重视。
胡耀邦的担心不无道理。一两天后，姚文元办公室打来电话，询问对这封信的处理结果，以及胡耀邦是什么态度。李昌接听了这个电话，回答说很快就把处理结果报姚文元办公室。
胡耀邦催问张锋信中涉及的情况，科学出版社负责人报告说，这主要涉及怎样看待研究和科普的关系。在科学院，大部分人认为应该以科学研究为主，科普不是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所以在经费、印刷诸方面，前段时期对《化石》的支持不够，这一点，张锋说得有道理，但谈不上是“路线斗争”。科学出版社要吸取张锋信的积极之处，加强对《化石》的支持。
胡耀邦心里有底了，下一步，他马上安排召开科学院干部大会，宣读张锋的信，“诉官僚主义之苦”，把问题推到前面去。

从张锋上书说到陈景润

９月２０日下午，科学院召开了“落实毛主席９•１６批示的干部大会”。胡耀邦在会议召开之前，召见了前来开会的张锋，要他坐在身边聊了一会儿。
张锋告诉胡耀邦，早在１９５７年，就给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他写过一封信。
原来，新中国成立之时，１４岁的张锋考入杭州一中。１９５１年７月考入设在杭州的军事干校（军干校），相当于参军了。１９５２年６月，他随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到坦克二师四团运输连当文化教员，１９５４年４月回国，１９５５年２月复员回到杭州一中继续读书。
年轻的张锋迫切希望入团入党，但是他的家庭关系众多，特别是一个姐姐建国前夕离家去了台湾，更是给张锋的政治发展带来了障碍。几番入团不得，１９５７年春天，张锋怀着沉重的心情给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不久，杭州市团委负责人专门找张锋谈话，鼓励他继续“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争取进步。张锋猜想，一定是胡耀邦收到信后过问了这件事。他果然振作精神，于当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对张锋曾给自己写信，胡耀邦记不起来了，他对张锋打趣说，那我就欠你两笔账（指前后两封信）。
中科院干部会议开始后，张锋作了发言，其中说道：“领导应该是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潜在的积极性，让他们像岩浆一样地喷发出来。”
轮到胡耀邦讲话了，他站了起来，第一句话就解释他为什么要站起来：“我坐着说不出来，我要站起来讲。”
胡耀邦说他要讲三点：一是对主席批示的初步体会；二是要不要向张锋学习，学什么；三是全院怎样开展对主席批示的学习、讨论和贯彻。
胡耀邦说，“文革”中毛泽东对“小人物”来信有三次重要批示。一是批示李庆霖的信，督促克服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生活。二是对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来信作了批示，这一批，会促进文艺战线上的更大繁荣和发展。第三，就是对张锋信件的批示。
胡耀邦说：“主席是抓典型。抓住张锋同志信这个典型，来促进科学宣传、科学出版、科学实验，促进我们全院、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工作。”由此，胡耀邦肯定了张锋写信的勇气，指出他想把本职工作搞好，他是个螺丝钉、小人物，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胡耀邦说，张锋今天的讲话也很好，值得学习。为了开展百家争鸣，他又讲了新的意见：“是不是张锋今后就保险了呢？那也不一定。从不革命到革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两种可能，一天天一年年把自己的工作推向前进，好上加好，也可能。不好了，跌倒了，那也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天的讲话中，胡耀邦第一次当众提到了数学所的陈景润。他说：“现在对陈景润的争论应该澄清了吧。对陈景润不是还有争论吗？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
胡耀邦介绍说：英国人写了一本关于属性理论的书，第１１章就叫做“陈氏定理”。“当然陈景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刻苦钻研，而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呦！……假如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是非不能含糊。陈景润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样讲？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当然，政治上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可能的。但是他拥护社会主义，他不反对毛主席嘛。中央领导同志告诉我他还有一条，他不搞资产阶级派性。同志们，我们在党的会议上，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这样讲，也可能中央领导同志会知道：陈景润政治上基本上是好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岁月里，数学家陈景润饱受折磨。胡耀邦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第一次明确地告诉人们：陈景润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好的”。胡耀邦在这里是有所指的，“中央领导同志”即指邓小平。
胡耀邦提到了科学院正在进行的“整顿”，要防止这次“整顿”受到干扰。胡耀邦对大家说：“我们来的时候，中央指示科学院要整顿，据说还有同志想不通，说：‘为什么要整顿？’”
胡耀邦右手握拳，用力地捶击桌面，说：“假如有这股风，坚决顶住，打回去！中央领导同志说，军队要整顿，我们就不要整顿？”

科学院领导对张锋上书的认识

李昌也在９月２２日到院、所两级干部会议上，专门就毛泽东对张锋信件批示一事讲话，着重说明科学院领导对主席的批示非常重视。李昌在讲话中说：“主席对我院张锋同志信的批示，表示了他老人家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科学普及工作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宣传的极大的关怀。”因此，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批示。李昌说：“学习的目的还是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科研工作搞上去。当前要落实到科学院，把我们的工作搞好。”
李昌讲话后，吴明瑜、罗伟就科学院落实主席批示一事起草了报告，经胡耀邦阅定，再请人用毛笔抄成大字本，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３人署名，送邓小平，并请他转呈毛泽东。
就在这时，姚文元办公室再一次打来电话询问是如何处理主席批示之事的。李昌问胡耀邦，这份报告是否也抄送一份给姚文元？胡耀邦说，等一等。
胡、李、王呈送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并呈
主席：
９月１８日，我们接到了主席９月１６日对我院《化石》杂志编辑张锋同志信件的批示。院核心小组立即进行学习。１９日，我们召集部分单位先走一步，检查了有关工作。２０日、２１日、２２日，又召集京区２９个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学习讨论。我们都谈了学习的体会。张锋同志也到会发言了。主席批示和张锋同志的信，已经传达到全体职工中了。一个学习和贯彻的热潮正在兴起。
……
张锋同志为了捍卫主席的无产阶级科技路线，敢于揭露矛盾，他的信摆事实，讲道理，充满着战斗唯物主义的精神，洋溢着对党对人民事业的热情，他的信反映了我院广大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要求整顿科技工作，加快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迫切心情。主席的批示，对整个科技战线和广大群众都是极大的鼓舞。我们相信，在主席批示的推动下，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又将迸发出来，我国的科技工作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
目前科技出版编辑力量太弱。１９６５年科学院科学出版社有自然科学期刊８０多种，书籍４００多种，还有科普出版社和其他出版机构出版大量自然科学书刊读物。这几年，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科普出版社已并入）只出３０多种刊物、一二百种书籍。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开展学术交流、报道科研成果、推动百家争鸣、普及科学知识和宣传自然辩证法的需要。按现有的出版力量，积压的稿件要５年才能印完。这方面我们将与有关部门商量解决。
关于贯彻主席的科技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意见，以及整顿科学院的一些想法，我们前不久上送了《汇报提纲》，不知主席是否看到了，还望给予指示。
胡耀邦李昌王光伟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４日

很快，毛泽东圈阅了胡耀邦的报告，退邓小平。
看到了毛泽东退回的报告，胡耀邦说，不要送姚文元了，毛主席已经看过了。
张锋上书毛泽东，对《化石》杂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１９７６年开始，《化石》改为季刊，编辑增加为４人。张锋逐渐成为一名著作丰富的科普作家和编辑。在“文革”后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张锋担任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的总编辑。

(来源：《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