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批示，脱了李文化反革命帽子

被江青指定拍摄
《南海长城》

李文化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将苏联专修班学习到的电影摄影艺术运用到实践中去，拍摄了著名的电影《早春二月》。这部电影拍摄得很成功，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好评，被群众称赞为电影艺术的精品。
1964年8月14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的报告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这部电影一方面被法国电影专家夸奖为电影艺术的精品，一方面成为重点批判的大影片传遍全国，并提出摄影艺术越高，反动性越强。
李文化作为摄影师，心情当然十分不好，他想不通一部精心拍摄成功的作品，竟然成了“大毒草”，这对他的心理打击自然不小。
李文化却在这个时候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南海长城》。这部片子是中央抓的重点片，不论在文艺改革方面，或是在政治形势斗争方面都是要当做典型来抓的。
这次接到任务，是党和组织上对李文化的器重，当然也就弱化了因为《早春二月》引起的批判，也弱化了侯刚长久以来的家庭背景。
早在1965年7月的一天，李文化正在拍《煤店新工人》的外景，整个剧组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大喊：“李摄影师，你家有人找你，让你赶快回去！”
“我没空！”李文化头也不回地说道，“让他等等！”
“等不了了。”那人大声喊道，“说是中央的命令，让你赶紧回去！”
中央的命令没人敢怠慢，剧组的人连忙催促李文化回去。没了摄影师，电影自然是拍不成了，李文化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想想是中央来的人，说不定是什么大事，向剧组的其他人道了个歉，连忙向家赶去。
一进门，他就看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田方坐在那里。田方看到李文化，立马就喊道：“中央要找你。”
李文化一愣，随即变得十分紧张，不知道田方这么着急干什么。《早春二月》作为“大毒草”被批判一年多了，虽然摄影师不用承担主要责任，但李文化的状态已无异于惊弓之鸟，这个时候电影厂的领导找到他，不知道有什么事，若是旧账新翻，那麻烦就大了。
“中央在抓一部电影，作为典型，用来带动全国，让你去当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叫《南海长城》。”田方说道，“你准备准备这个事，这可是中央亲自抓的，若是拍好了，你这个‘大毒草’的摄影师马上就可以翻身了。”
李文化一听说能够翻身，十分高兴，可是却仍然感到莫名其妙，“摄影方面我虽然说得过去，可是不如那些大师啊，如朱今明、钱江、高洪涛、聂晶，我怕拍不好，能不能反映一下还是让他们去？”
“这是江青指名要你去拍，谁也改变不了。”田方打断了李文化的话，接着说，“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严寄洲，你可以先去找他，问问情况，然后就去报到。”
第二天，李文化赶到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家，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严寄洲笑了笑说道：“你呀，是江青亲自点名要你来拍这部电影，说《早春二月》拍得好。江青一句话，就是‘圣旨’。”
听严寄洲提到《早春二月》，李文化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报上早就说这是‘大毒草’，一直在批判，摄影造型也被认为是有很大问题的，都说摄影师拍得越好，毒性就越大，怎么中央领导又说拍得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严寄洲苦笑着说道：“那是别人批判的，江青可说‘拍得好’。江青说好的东西，谁还敢说不好了？”
又叹了口气对李文化说：“你还是先拿《南海长城》的剧本去看看，然后来《南海长城》摄制组报到。”
既然做摄影师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李文化也只能接受任务。
第二天，李文化拿着厂里的介绍信到八一厂报到，正式进入《南海长城》摄制组。
大家在一起商讨剧本的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江青要接见《南海长城》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一听江青要召见他们，李文化心里有些忐忑，连忙将剧本仔细地看了几遍，争取在见到江青的时候不会被她问住。
几天之后，李文化和《南海长城》剧组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见到了江青。
江青身着便装，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五十的人。江青针对这个剧本说了很多话，随即将目光转向了李文化。
江青也是第一次见到李文化，以前只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摄影水平确实高超，好奇之下亲自点了他的将，然而却从来没有见过，却没想到李文化这么年轻。她微笑着审视了李文化一会儿，赞叹说：“李文化，你真年轻！”
听到江青这么说，李文化不知该说什么好，说自己是年轻不太好，说自己不年轻也不好，只好腼腆地笑一笑。
江青也跟着笑了笑，接着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
李文化连连说：“是！是！是！”
江青审视着一脸虔诚的李文化，又强调：“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
李文化感觉到自己额头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连忙说道：“明白，明白！我拍摄的《早春二月》是‘小桥流水’，属于资产阶级；‘大江东去’属于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你让我不要拍小桥流水式的资产阶级情调，要拍出无产阶级大江东去的气势。”
江青看了看大家，说：“哎，这就对了！”
剧组的成员都笑了起来。
剧组既然受到了江青的亲自接见，自然说明了她对这部片子的重视，剧组的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全心全意地投入了电影的拍摄中。
在拍摄筹备过程中，罗瑞卿经常陪江青到八一厂看《南海长城》样片。俩人在前面缓缓而行，八一厂的领导跟在后面，再后面是摄制组导演严寄洲、摄影师李文化等人。通往放映厅的走廊，大概二十几米，江青往往走几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旁边的服务人员立刻把准备好的凳子放下来，江青在那一坐，随意和大家聊几句，几分钟后，站起来接着走，不一会儿，又示意休息，短短的一截走廊，往往停下来休息两三次。李文化有点奇怪，看着她精神还可以啊，想不到身体这么弱。
江青经常来厂，对演员形象提出自己的意见，光演员就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摄制组每一项准备工作，江青都要看，作指示，服装、色彩，甚至化妆、头饰等，都要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剧中的女演员的服装是广东渔民的特色服装，在大襟上要补上两块补丁，表示很穷。江青亲自指点“这个地方应该用黄色，那个地方要用绿色”等。
讨论《南海长城》剧本时，江青为突出一号人物区英才的英雄气概，设计出区英才在悬崖上搏斗的情节，于是让主角咬着匕首跳崖，追捕海匪。
1965年冬，《南海长城》摄制组拍完全部外景回到北京，随即接到厂部通知，严寄洲带着全部的外景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查。江青提出让主创人员到上海来，一块谈谈。她提出的摄制组里相关人员名单，除了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黑线人物和演反面人物的演员不参加外，其他全部是正面人物。
导演严寄洲很纳闷，“为什么演反面人物就不能参加呢？演了反角，就成了坏人啦？”
《南海长城》这部电影的命运足够坎坷，在江青的过问下，本来很快就可以杀青的电影，被人为夭折。十二年后公映时，此《南海长城》已经不是彼《南海长城》了。
不管怎么说，片子虽然夭折了，李文化却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至少没有在这暴风雨中被打倒。
李文化在《南海长城》夭折之后回到了家，回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造反派却又重新抓住了“大毒草”《早春二月》不放，身为摄影师的李文化自然也不能例外，《早春二月》导演被批斗，李文化陪着作检查。
自然，这个辉煌的摄影师渐渐消沉了下去，终于一蹶不振。
一天晚上，李文化忽然得到通知，说中央领导要见他。
中央领导一般是在深夜办公，要见他自然也是在深夜。李文化对此多有体会，也不以为意，坐上车，直奔中央领导的会客厅。
到了之后，李文化才惊愕地发现，这次召见他的，竟然还是江青。
江青经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脸上的岁月痕迹明显，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让他坐下。
江青轻轻地问了一声：“你知道革命样板戏么？”
革命样板戏李文化当然知道，自从《人民日报》提出这个概念之后，这几部戏就天天在身边唱响，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只要打开来，就一定在放这些样板戏，作为摄影师，李文化还能唱几句样板戏呢，又怎么能不知道？
不过他只是轻轻地点点头，就等着江青的下文。
果然，江青继续说道，“我们要把样板戏搬上银幕拍成电影，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商讨此事。”
李文化连忙点头说道：“保证完成任务。”
出了江青的会客厅，门口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等候了。李文化一看，都是他的同事，有导演，有摄影师等，看来都是为了革命样板戏而被江青统一招来的。
第二天，这些被江青召见过的著名文艺工作者们，就组成了专门拍摄样板戏的摄制组，大家聚集在一起，商议怎么将样板戏拍摄好。
江青对于样板戏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中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
“样板戏”创作的理论基础是：“源于舞台，高于舞台”和“三突出原则”。
“三突出”，是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大家都干得很卖力。
不能不说《红色娘子军》的导演、摄影师拍摄得很成功，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此情况下，李文化又多次被江青召见，在江青的要求下，又以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样板戏《草原儿女》、《海港》的摄制。
李文化在此后的摄影创作中更是一帆风顺，并于1974年负责拍摄了我国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摄的电影《侦察兵》，获得了一致好评。

由朋友转交给胡耀邦
一封信

李文化在“四人帮”时期，领导分配他导演了“大毒草”《反击》电影。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对李文化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
北京电影制片厂大字报铺天盖地，都是在批斗“反党反革命分子”李文化。
三个儿女们很不明白，父亲一向是勤勤恳恳的，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的，他们从小就看到父亲冒着严寒酷暑外出拍片，足迹遍布了祖国各个角落，特别是拍摄《侦察兵》的时候还因车祸几乎不能幸存，可这样的努力换来的只不过是一顶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他们想不通，孩子们的思想很简单，墙上若是有批斗父亲的大字报，他们就爬上去撕下来。
李文化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从来都是跟着党走的，现在他却成了反革命，这让他怎么也想不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批斗越来越猛烈了，矛头直指“大毒草”《反击》，批斗会是领导直接抓的，负责批斗他的领导就是当初将拍片任务交给他的领导，当时是绝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李文化经受不起轮番批斗，想走绝路，被妻子侯刚坚决制止，她发自肺腑地劝慰李文化：“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中央是掌握政策的，要坚信不移。退一万步说，就是你被打成反革命，你也不用寻死。我都想好了，把三个孩子托给姐姐照看、带养，我陪你去北大荒修理地球去，我陪你去，你也不会孤独。你在那待十年，我就陪你十年。不管你受多大委屈，多大冤屈，给你扣多少反革命帽子，我都要在你身边陪伴你。因为在我心里，你不是那种人，不是反革命，不是‘四人帮’的爪牙。所以，我要一直陪着你，直到死。”
老伴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李文化，给了李文化极大的勇气、信心和力量，要好好活下来，向党中央写信投诉。
李文化和侯刚互相注视着，眼泪却在止不住地流淌！
患难见真情，这个时候，几十年的朋友一时间变成了仇人，躲得远远的，唯恐受到牵连，就连有的亲戚也躲得远远的。平时相交甚密的朋友，此刻也说了许多风凉话，编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故事。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一家人困顿不堪的时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将军之子李黎风知道了他家的问题。
李黎风下班到侯刚家，对李文化说道：“不要着急，最后要全落实的，要相信党，相信领导，事情总会回到原来的面貌上来的。你在家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事情过去了还是要工作的。你们赶紧写一封信，我亲自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给中央领导的信不能过长，要简练，简练，再简练。”
夫妻两个人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一夜未眠终于将这些事情用一张纸概括了出来，交到了李黎风手里。
胡耀邦同志：
您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把持文艺阵地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分配我导演了“毒草”《反击》。当时由于我政治水平低，没有识别出是“毒草”，积极地执行了领导交给的任务，犯了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猛醒。
两年多来，我在全厂大中型会议上，作过七次检查，写过数十份材料。我认识到，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堪称为反党的影片，是我导演的，这是我终生的耻辱，党和群众对我的审查批判是正确的，使我深受教育。
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拍摄“毒草”《反击》是北影厂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摄制工作也是按领导指示进行的。我与“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和两校的亲信，除工作关系外，没有任何非组织的接触，更没有写效忠信、劝晋书和诬告信。当初叫我拍《反击》的有关领导，他们最了解内情，这次他们不但没有被审查，反而又负责审查批判我。如果追究个人责任的话，我认为，领导和编剧的责任应比我重，但他们都早已没事了，唯独我这个导演至今仍没有解脱，更谈不上参加工作了。
我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入党，今年五十岁。是党把我从一个穷苦的孩子培养成为有一定专长的电影工作者。三十二年来，我拍摄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越南的抗法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闻纪录片。组织上送我到电影学院跟外国专家学习后，摄影过《早春二月》、《千万不要忘记》等十余部故事片。一九七O年后从事故事片导演工作，我编导过《侦察兵》，导演过《决裂》、《反击》等。
当前，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搞“四化”，电影界的同志们，特别是和我犯有类似错误的一些同志，都在为实现“四化”日夜紧张地工作着，而我却不能为党工作。北影厂的群众对我说：“你过去导演了‘毒草’，现在你应该为实现“四化”导演香花。”听说黄镇部长，刘复之副部长，都曾说过要我工作。领导的关怀，群众的鼓励使我很受感动。我多么想工作呀！我感受到，没有比不让我为党工作更痛苦的了。我只有一个要求——请让我为实现“四化”出一份力吧！我愿为导演更多的好故事片奋斗不息。希望党组织考验我，允许我在新的长征中，带过立功。
此致
敬礼
李文化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好，有这封信就行了，”李黎风看着信说道，“你们等我的消息，李文化的事情不是他的错，一定会昭雪的。”
李黎风拿着材料找到胡耀邦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天晚上电视上正值电视台播放京剧《霸王别姬》，胡耀邦正看得入神，一看李黎风来了，笑道：“小李，坐下来一起看嘛。”
胡耀邦对于这个小朋友还是很看重的，也和他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李黎风坐了下来，看了一会儿，摇头叹息说道：“霸王别姬虽然感人，可是韩信死得也太冤枉了。”
胡耀邦是什么人，一听就听出来李黎风话中有话，皱皱眉头问道：“是什么人成了韩信了？”
胡耀邦对于平反冤假错案还是很热心的，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听到李黎风的话，胡耀邦立刻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人被冤枉了。
李黎风二话没说，连忙将李文化的材料拿了出来，双手递到了胡耀邦手中，说道：“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确实是冤假错案，是无辜的，希望组织上认真调查，恢复他的名誉。”
胡耀邦翻翻材料，皱起眉头说道：“这件事我会去调查的，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材料上说他是贫苦人家子弟，在共产党的培育下，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是在党的领导下而执行工作任务的。这个本来没有错，若是调查情况属实，责任在领导，李文化属于执行问题，自然要为他恢复名誉。”
李黎风笑道：“当时是‘四人帮’交给北京电影厂的任务，谁敢违抗？这个导演不过是执行了北影党委交给他的任务，他本身并没有错。”
胡耀邦点点头。
果然，不久之后，胡耀邦的批文就到了文化部，过了几天就转达到了电影制片厂，李文化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
北影党委找李文化谈话：“你从今天起解脱了，可以工作了，你给胡耀邦同志的信批下来了，你是执行的问题。”
全家人终于松了口气，反革命的帽子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