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3：《中国青年》的回忆
邢方群，当代著名报人。原名邢福津，山东蓬莱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读天津南开中学时，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在西南联大担任过党支部组织委员，并任过学校中进步学生团体和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职务。皖南事变后，奉组织命，离开大学，到外地隐蔽。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北平的《时代日报》、《道报》、《益世报》任编辑，作为职业掩护。１９４７年９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营救出狱，随后去解放区，在河北平山县参加土改和整党工作。１９４９年１月，调中央青委工作，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的创办，任副总编辑。１９５３年８月—１９６３年１０月，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两度任《工人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离休后，又参与筹办《中国老年报》，该报１９８８年６月创刊，邢方群任总编辑。１９９０年因健康原因辞去总编辑之职，在家休养。
２００５年９月，我们利用在北京参加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学习的间隙，拜访了邢方群老人，向他请教办刊经验。老人年届九旬，虽然清瘦，但精神很好。讲起在《中国青年》那一段办刊经历，老人的脸上洋溢着欣慰而兴奋的神采，仿佛年轻了许多。
《中国青年》创办于１９２３年，是一本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丰富办刊经验的青年团刊物。早期青年革命领袖恽代英、萧楚女都主编过《中国青年》。它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工农运动，像革命号角一样，武装和动员了千千万万追求真理和光明的爱国青年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组织隆重的《中国青年》创刊３０周年纪念会，给邢方群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多领导同志和各界知名人士都应邀赶来，说明对这本杂志的肯定和支持，也意味着刊物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十分重要。
１９５３—１９６３年这１０年间，《中国青年》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第一次刊登毛主席像片插页的轰动、开展“什么是青年的幸福”讨论的教育作用、刊登小说《刘志丹》引起的风波……然而，最令邢方群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应《中国青年》之请而题“向雷锋同志学习”
记者：学习雷锋运动是１９６３年开展起来的。雷锋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雷锋精神影响和鼓舞了几代青年，至今仍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据我们所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著名题词是为《中国青年》题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邢方群：宣传雷锋，《中国青年》做出了重大贡献。雷锋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因公殉职，他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感人至深。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国青年》召开编委会，专门讨论如何宣传雷锋的问题。当时，北京有的报纸已摘登了雷锋日记。《中国青年》杂志社有个传统，每遇到一个重大事件或重大主题的宣传，能够赶在其他报刊前头的，则捷足先登；如果为刊期所限，不能赶在前面，则力求后来居上。我们对雷锋的宣传，要在声势、规格和深度方面超过其他报刊。会上决定，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也请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题词或写文章，并派人到辽宁进一步搜集雷锋先进事迹，出宣传雷锋专辑。
当时要请毛主席题词，是壮着胆子做的，因为毛主席很少题词。当时只见到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刘胡兰烈士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们用毛笔在直行红格的信笺上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信，派人送到中南海。过几天，我们拨通了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询问主席秘书林克同志：毛主席看没看我们的信，肯不肯题词?芽回答说：“信收到了，毛主席看过了，没有表示态度。”我们分析，没有表态，就意味着没有拒绝。再过两天，我们又打电话询问。回答是：“主席已决定为你们题词。”我们非常兴奋，遂请林克同志报告毛主席，《中国青年》准备在３月１日出版，因为要有一周的印刷装订时间，请毛主席最好在２月２５日前题好。２月２２日下午，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过后，我们获悉了一个特大的喜讯：毛泽东把题词写好了。我们急忙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去取。当把毛主席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拿到杂志社后，全社轰动了，团中央轰动了。
杂志社的同志们知道，毛主席题词固然是应《中国青年》的请求而题，但题词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杂志社不能垄断题词。于是，团中央书记处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书记处研究，由新华社将毛主席题词发通稿，各报要在３月２日刊出。后来因有一篇重要的国际问题文章要立即发表，乃决定各报在３月５日发表毛主席题词，《中国青年》可按原出版日期不变。以后，全国就把３月５日定为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纪念日。
记者：周恩来总理当时题词了吗?
邢方群：在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之前，周总理应《中国青年》之请，题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稍后，周总理知道毛主席正为雷锋题词，就让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问我们毛主席题词的内容。随后，总理翻看雷锋日记，经过思考，又重新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内容很丰富，除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外，还刊登了董必武、郭沫若、谢觉哉、罗瑞卿等同志写的诗文，还有雷锋日记、长篇通讯等等。那一期刊物发行量猛增，彩色封面来不及印，各地来电说，没有封面也可以。一再加印，在北京和各地印刷，总计不下７００万份。
周恩来参加了《中国青年》创刊４０周年纪念会
记者：《中国青年》创刊４０周年的时候，您还没有离开吧?芽
邢方群：没有。那次纪念会总理都参加了。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晚，我们举办了《中国青年》创刊４０周年纪念晚会。我们知道周总理关怀青年一代，也关心团的工作，所以特地发请柬请总理前来参加纪念会。晚上８点多钟，总理果然来了，团中央领导胡克实和我在礼堂门口迎接。
举办纪念会的同时，我们还在团中央礼堂的一个会议室举办了一个展览，陈列有关《中国青年》历史文物和当时情况的各种资料。总理来后即到展览室参观。他看得很仔细，当翻阅陈列着的《中国青年》１９６０年第２１期时?这一期内容多是介绍《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的长文章?雪，他说：《中国青年》的质量要提高，内容和刊式也要改进。现在的文章太长了，和《红旗》杂志差不多，青年看不完，我们老头子看也觉得多了。帮助青年读“毛选”，最好一个问题讲一段，一年把４卷讲完，最好用札记的形式。短些的文章好。
周总理还指出，你们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４０周年，应该考虑今后２０年怎么办，要有计划，确定新的方针。现在刊物发行１４５万份，百分之七八十在城市，只有很少部分在农村，无论从发行情况和刊物内容来看，都和农村青年的需要不适应，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进。我看今后《中国青年》杂志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团中央考虑《中国青年》读者群主要在城市，一下子转向农村，恐有一定困难，遂决定适当增加适应农村青年的内容，并恢复《农村青年》杂志。
总理和蔼可亲的风采，循循善诱的教导，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
邓小平谈教育青年的问题
记者：邓小平同志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他对《中国青年》有过具体指示吗?
邢方群：那倒没有。不过，有一次我随小平同志下去搞调研，他沿途谈了不少教育青年的问题。１９５７年春，党中央书记处为贯彻执行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刘少奇同志带领一些同志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考察，由邓小平同志带领一些同志到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考察。小平同志是３月１２日由北京出发的，随行人中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如万里、刘秀峰、梁津，中共中央办公厅何钧、章泽，全国总工会的陶泊、何守忠，团中央的杨海波和我。
小平同志沿途听取当地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参观一些工厂和城市建设，同基层干部座谈，并派随行人员到基层了解情况。我在太原、西安、兰州几个大中学校调查学生和教师中的问题，并及时向小平同志汇报。他在听取大家汇报和座谈时，随时插话，并作指示。４月１７日，我们由成都返回北京。我感到小平同志在沿途讲话中，几次提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这对青年团的工作关系重大，所以除了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外，我把它整理出来，拟在《中国青年》第１２期上刊登。但此文未送小平同志审，所以见刊时没有提小平同志的名字，用的标题是《一位领导同志谈教育青年的问题》。
１９８９年我读《邓小平文选》，书中《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两篇，都是小平同志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于是我联想到我当年写的那篇文章可否把“一位领导同志”改成“小平同志”而重新发表呢?芽因为小平同志所谈的几个问题，对现在的青年工作同样有重大指导意义，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思想工作、要教育青年懂得艰苦、要号召青年做傻瓜带头吃苦等等。我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寄了一封信，并附上我改好的那篇文章，请他审阅或送领导审阅。他回信说，由你自己定，不需送审。这样，《中国青年报》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重新发表了此文。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重要指示
记者：胡耀邦同志１９５２—１９６４年间一直担任团中央书记，他的思想和作风对《中国青年》是不是影响很大?
邢方群：是的。这十多年中《中国青年》的宣传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与他的领导有密切关系。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的多次讲话，我都做了记录，可惜在“文革”中我的笔记大部分丢失了。好在当时出过一本关于改进杂志工作的小册子，还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
耀邦同志多次强调，要明确《中国青年》的性质，《中国青年》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要结合当前政治生活、群众生活中的大事，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青年的思想”。比如，青年最关心的是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自己往何处去，我们杂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配合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耀邦的这些思想就是指刊物的定位要准。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０日，耀邦召集《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有关编委，专门研究《中国青年》的办刊问题。他提出要提高刊物的质量，甚至具体地指示说，每期刊物都要有一篇挂帅文章，让人觉着不看挺可惜。他还讲，每期的这些重要文章，“好比工业中的１５６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份量就显得轻飘……”他还主张刊物要有生动活泼的风格，但“生动活泼不应该只从形式上来考虑，生动活泼务必与思想指导、战斗性相结合”。耀邦的这些观点，对我们办好《中国青年》帮助很大。
耀邦是一个充满活力、作风很踏实的人。他读《中国青年》时看得很仔细，有时还在一些文章上用红笔圈圈点点、划道道。如果发现问题，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很注意文风，对文章的通俗化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一个能够说出深刻理论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用通俗形式表达的人。”他还说，我们的一些论文，应该掺和一些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来写，不要堆砌概念，不要板起面孔，更不要用大话去吓人。
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青年》杂志兴旺发达的时期，也是编辑同志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受到教育和锻炼较大的时期。可以说，在耀邦的领导下工作，领会他的思想，感受他的作风，使我们终生受益。之后，杂志社一些年龄较大的编辑人员先后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大家还常常怀念耀邦同志重视报刊工作、关心和指导《中国青年》的种种事情。今年１１月，是耀邦同志９０周年诞辰。他长我一岁。我很敬重他，也很怀念他。
去拜访邢方群老人的那天，正好赶上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走在泥泞的返程路上，我们彼此交流着感受，觉得从邢老的回忆中能够获得不少启示：比如政治类期刊的使命和责任及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期刊的科学定位问题，期刊的思想性与文章的通俗化问题，期刊选题策划的针对性问题，等等。《中国青年》的过去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模糊。对于２０岁的《党史文汇》来说，任何有益的借鉴都有助于她的成长和成熟。作为这本刊物的编辑，我们清醒地知道：任重而道远。
(来源：《党史文汇》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