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缅怀耀邦同志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 龚倩倩
古往今来，浏阳—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无数湖湘儿女，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发出激扬天地正气的呼声，做出报效国家、民族的壮举；无数仁人志士，怀着赤诚之心，抛头颅洒热血，驱散人们头上的重重迷雾，用火红的鲜血谱写着生命的赞歌。从改革志士谭嗣同，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用献身的情怀投入变法；到一代伟人胡耀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无畏的精神践行改革。前赴后继，死而后已，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开辟了复兴之门。
一声振臂高呼成为脑海中永不散去的回音，一句动天的抒怀是泪水的不竭源泉，一段深沉的文字激起满腔的热血，那位早已离去的英雄成为记忆的永恒。----谭嗣同！
当他为“死得其所”高呼“快哉！快哉！”的时刻，他留下的是一个永不逝去的爱国形象予后人去瞻仰。透过这短暂的诗句，我依稀看到他为救国事业而献身的快感，这是何等的淡定与豁达。这来自他心中难以驱遣的对祖国的热爱。面对祖国被涂炭，他不愿看到一个承载了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就此没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他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他坚持不懈地为救国大业而努力着；面对一个接一个强盗蹂躏我们的国土，他不惜在而立之年为祖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对死亡的无所畏惧诉说着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真正胸怀，和那深深的爱国之情。
先贤有知应欣慰，未竟事业有来人。17年后，在浏阳一个叫做西岭的小山冲里，诞生了一位热血男儿，谁可曾想过，在若干年之后他竟成了领导泱泱大国的总书记。----胡耀邦！
然而对于谭嗣同和胡耀邦的了解，让我觉得共通之处莫过于他们提倡和推行的“改革”。“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自由竞争？”此振聋发聩一言，让无数人意识到思想解放势在必行。然而，如果是一个正义和理想可以自由表达的国家，又怎么会有精神禁锢一说？所以即使意识到思想解放乃大势所趋，人们也只能在心中呐喊，呼唤自由民主的到来。
正是这种有理不敢言大背景下，胡耀邦同志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积极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显得尤为重要。他的大无畏，大智大勇在战胜权威，解万民于水火的品格才显得意义非凡。在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让我们缅怀这位带领我们走上改革之路的思想先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本不应该是什么新的理论问题，他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必然接受的观点。其次毛主席的《实践论》也是此为基石，本着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是丝毫没有疑问的真理。然而，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是非不明，忠奸不辨的。这是即使“四人帮”下台仍然没有带走的封建诟病，而这些思想，更深深植入某些执掌生杀大权的执政者手中。这就意味着，真正要实现思想解放，面临的不仅仅是历史遗留的难题，而是要改变当权者、老学究的思想桎梏，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动摇权威，没有惊人的勇气是做不成的。而胡耀邦同志本着理论良知，凭着革命家大智大勇，毅然踏上理论创新、思想解放之路，
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道：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
显然，他也认识到现实不是那样友好，但与其苟且在权利机关，尸位素餐，倒不如回家养老，这体现了他动摇这牢不可破的思想牢笼的决心。而胡耀邦的这种决心，这种思想，这种认识显然于时下“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抵触。我认为但凡有自觉判断力的人应该知道“两个凡是”这种以主观为判断客观的思想显然是存在漏洞的，但就是有这样一个思维的牢笼限制着大家，让人们都不敢说。事实也是如此，你看到在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将军，元帅被抄家，下放，隔离审查，无数文化界，科学界，学术界的那么多国内外专家的著作被诬为“毒草”，或付之一炬，或送往纸厂化浆，这种大背景下，还有人敢言么？思想界于是就形成一条用错误的原理来证明错误的原理，以错误的思想指导错误的实践，人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虚伪的，但不敢去撕开这层外衣。俨然皇帝的新装，就是这样一种世界。
胡耀邦就是少数敢于打破思想牢笼的先锋。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始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而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正是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办了三个刊物，分别是《理论动态》《中央党校校刊》《中央党校》，后来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根据地。随着中央掌权领导刻意强化两个凡是思想的地位，文革中冤假错案被平反的几乎没有，反而越来越多，这使他意识到要写一篇文章，不仅针对“两个凡是”，更要还原历史真相。于是经过系列波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由光明日报社刊登，而后通过新华社传播到全国，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交锋。虽然过程曲折，然而，真理终归是越辩越明的，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才重见天日。这些活动如果没有耀邦同志惊天的勇气和智慧，很可能半路就夭折了，凭借着与当权者的斡旋和一批实干的老前辈的大力支持，才冲破全国上下思想的壁垒，令真理绽放光彩。
“莫道浮云遮畏眼”，“寒冬过后始是春”。我们不能忘却历史，也不能给历史留下空白。不仅谭嗣同，不止胡耀邦，我们要铭记每一个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繁荣昌盛做出过贡献的人，沿着前人开拓的路继续奋勇前进。
改革先驱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 龙希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清新朴实的民歌荡起了阵阵涟漪。在历史的涟漪里，沉淀着无数仁人志士的豪情壮志，为着中华之崛起而抛头颅、洒热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浏阳河流经的这片潇湘大地上，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平大夫，至船山先生 “宽以养民”的天下情怀，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志士，慷慨悲歌、忧乐天下的血液流淌在后人的身体里。特殊的地域铸就了特殊的性格，特殊的环境陶冶着特殊的情操。好比浏河涤荡了无畏的性情，辣椒里集聚着倔强的基因，大米中掺和了不屈的芬芳，游鱼穿梭着智慧的谋略，烈日赐予大山的又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脊梁意志和人格理想。胡耀邦便出生于这片辈出伟人的热土上，并由此启程，开始了他跌宕起伏六十载的革命生涯。自古以来，凡是锐意改革的人，都是要冒杀头的危险的。改旧革新，谈何容易。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或似入泥泞，在曲折坎坷中艰难前行。推倒现实的围墙很容易，可是要推倒束缚人们心中那堵被称之为“保守”的墙，却难于登天。由古至今，概莫能外。
历史选择了谭嗣同，成就了中国崛起这一宏伟诗篇中的一段不朽插曲。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先驱者，谭嗣同生命中最绚丽的一页，不仅仅在于他为变法而奔走呼号，更在于变法失败后他决意以自己的生命唤醒自己的同胞。
纵观历史，谭嗣同的变法，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惊醒了一大批沉醉于“天朝上国”的士子官员，他们幻想、寄托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图在未触及皇权制度的前提下，做出一些小打小闹的革新，以此来抵御外强，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再次苦尝败果。清政府的惨败导致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发了士子们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他们提出的向西方靠拢的变法主张，对谭嗣同的改革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谭嗣同的改革，由上至下，从经济到政治，甚为彻底。变法的本质就是改变制度本身，直接触及执政者的核心利益，势必会动摇掌权者的根基，自然会遭到顽固势力的破坏和反对。他的失败，最大的原因在于过于激进，在自己尚未羽翼丰满的时候，直接挑战以西太后为首的当权者的利益，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如果他能讲究策略，循序渐进，也许情况就不会那么极端了。其实，任何意义上改革都会遇到落后或反动势力的打击的，改革过程总是充满着血雨腥风，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需要改革者不仅要能深谋远虑，还要在失败时“有杀身以成仁”。当袁世凯叛变后，在谭嗣同被捕的前几天，朋友曾劝他赶快离京，或去日本使馆避难，他都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谱写了最悲壮的诗篇。
历史的步伐迈入现代，改革的滚滚春雷，在神舟大地惊起。当“春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的时候 ；在“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时候，人们的脑海里，似乎只勾勒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身影，却不知还有一位曾为此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的改革先行者--胡耀邦。
可以说，胡耀邦是幸运的，他达成了先贤为之奋斗一生的遗志，参与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然而，他又是“不幸”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厉行改革，向旧的制度弊端发起挑战，向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却被置入了历史的阴影里。他的这种“不幸”，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都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然而在我们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何曾想到过这个曾为此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组织推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思想、人才上的准备，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有序有力进行，自己却甘愿承担所有改革中出现错误。“如果海水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在他担任党的领导人的六年时间里，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僵化的体制注入了一汪活水；努力打破自我束缚的条条框框，锐意改革，倡导开放，从体制上摸索党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他亲民爱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民生，体验民情，为民之福祉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息；他十分重视科教工作，提倡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知识分子团结一心地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奋斗；他还完善了政党制度，在八字方针上发展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与民主党派同呼吸、共命运，提倡各民族应是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提倡要和宗教人士搞好关系、搞好团结；他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他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位在公开场合穿西装、打领带的国家领导人；每次出访，他都十分尊重所访问国家的风土民情，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不拘小节，重国体而轻自己；而我国2200多个县市中，有1700多个留下了他的足迹。正如原黑龙江省长陈雷所提：“耀邦大志，振我中华”。是的，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献给了他所忠实的这片热土，献给了他所爱戴的中国人民。至今，他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仍振聋发聩，余音绕梁。
对于改革开放，他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这就使精神文明纳入了党的建设范畴，与物质文明并为改革发展的“两架马车”。可是，改革的道路总是充满阻碍的。他知道前路布满荆棘，却执着奔向前方；他明白改革充满艰险，却义无反顾只身冒险；他看见前方横亘悬崖，却依然纵身跃下。究其原因，正如他在平反前所立下的誓言：“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是的，在大胆破冰的时候，他是抱着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的。就像为了中国的崛起而甘愿牺牲的谭嗣同一样，胡耀邦也甘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兑现他所勾勒的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你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是人民对于耀邦的评价，也是他兢兢业业六十载革命生涯向人民交出的最好答卷。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正是涌现了一大批“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的改革先驱，甘当人先，敢于牺牲，才使中国的改革之路在曲折中得以继续前行。不以成败论英雄，是的，他们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却开了改革之先河，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精神将得以永存！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 穆怀晶
浏阳河九曲回肠，大围山钟灵毓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浏阳人。回眸过去，一个个伟岸身躯，鲜活灵魂历历如在眼前：“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为变法“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革命烈士唐才常“一腔热血洒荒丘”的铿锵誓言，爱国将领彭士量“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可歌可泣的悲壮情景，少年胡耀邦深悟“小石头打碎大水缸”的道理后对革命的不懈追求••••••在近代中国革命号角吹响的时候，狂飙突进，一骑绝尘，冲锋在前挥舞着猩红大旗，以先行者的形象傲然出现在近代中国滚滚激流的浪尖上的正是浏阳人！那一张张英雄面孔像夜空中的繁星，数不胜数，但要提及“改革先驱”，则非谭嗣同和胡耀邦莫属！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将近100年，中国一直在改革的道路上艰难而顽强地前行，这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谭嗣同和胡耀邦作为改革的猛士，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们的精神之光，却一直照射到21世纪的门槛上……
浏阳河带着远古精魂奔腾着。也许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酿就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惊世之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重的民族灾难，谭嗣同的心被焦灼着，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他知道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浏阳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谭嗣同生命的意义，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有着浏阳河“变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然而，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腥之路，就像故乡的浏阳河，要弯多少道湾？
终于，维新变法百日而亡，面对同志和朋友的劝离，谭嗣同毅然拒绝：“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他成了“留者”。一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毅然决然。凡是变革便总有牺牲，在中国，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河水奔流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面对万人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闪，血光如炬，直冲九天，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
多少年后，人们仍在争论着那个像谜一样的问题:他为什么会坦然赴死？变法失败后，有人躲了，有人跑了，有人哭了，有人面如土色口不能言，还有人选择了背叛和出卖，成了民族的千古巨恶。而谭嗣同从容不迫，送别了朋友，安排好亲人的后路，然后坐等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中。是出于“知遇之感”酬答光绪，还是为了“殉主张”或“死事”以感召后人，是他血液里有着坚毅勇猛的湖湘传统，还是从小就养成的“坚守诺言”的性格，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的士人的责任，还是任侠的舍生取义的信仰，是“先圣先贤，死而不亡”的“生死如一”的理念，还是学佛多年对个人和国家的劫数能无畏对待的态度？对于他，死虽然是一个清醒的决定，但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吾知之矣！”他对抓捕他的人平静地说道。作为戊戌变法中的一个参与者，他起初的声名比不上康梁，最后却光芒四射。他让人们至今都在仰视叹服，他唤醒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
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英勇就义后的17年，同样在古朴的小城浏阳，又一位富有变革精神、民主思想、性格魅力的伟人诞生了——胡耀邦。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伟大变革。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这场变革中，胡耀邦作为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他的名字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改革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为这场变革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代价。
提到胡耀邦，人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称他是改革的先锋。人们日后评价这样评价胡耀邦的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耀邦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有人说，胡耀邦不是完人，但他是真人！他远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因为他率真，赤诚，他的身上永远激荡着年轻人才有的热血，他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透明的童心！
古往今来，湖南三湘大地上，浏阳永远是革命者的摇篮和熔炉，在他积极奋进、忧国忧民的群体精神哺育下，从谭嗣同到胡耀邦，一代代浏阳人民前仆后继，舍生取义，踏着先辈们的光辉足迹，以睿智的眼光、深邃的思想，辛勤的汗水，给黑暗无边的苦难中国带来了希望，无限的激情为着祖国的昌盛、民族的富强百折不挠、奋力前行！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讲解员：叶霞
从古自今，无论是哪个朝代或是哪个时期都会涌现出一批思想独特的一些知识份子。古代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或是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现代的改革开放都无一不是在具有先进思想，有远见的人士的推动下而开始的，那群人可以统称为“改革的先驱”。因为他们都是在改革当中处于领头的地位，带领人民一起改革，一起解放，其中也有不少人因为改革而失去生命。今天我在这向大家介绍两位出自我的家乡浏阳的“改革先驱”，“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和一代总书记胡耀邦。
谭嗣同1865出生1898逝世，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是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也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少年时博览群书，好任侠，喜词章，富于思想。青年时期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在此期间，他目睹了清王朝统治腐败，益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故自名“壮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谭嗣同痛感自己的精力多敝于考据词章，无补于事，决心致力于维新变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因为袁世凯的叛变变法失败，在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去送资料给梁启超要他出国避难时，他对梁启超说过“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因为戊戌变法的时间只延续的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也叫百日维新。一代枭雄就这样葬送在一个封建思想到处弥漫的时代。
在谭嗣同舍身报国后的第17年，他的家乡又诞生了一位热血男儿，他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1915年出生在浏阳县1989年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15岁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在这不长不断的60年里耀邦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耀邦他一生中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耀邦在每个职务上都是竭心尽力的工作，在团中央是他就带领青年团的人积极参加到经济建设当中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他就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他主政中组部组织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蒙冤的同志得到平反昭雪；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上他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谋划了新农村的五个一号文件，开放沿海港口进行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走上轨道立下了汗马功劳。
谭嗣同为中国的民众奔走，在“百日维新”中死于封建官僚的刀下，却坚毅不屈，为中国的革命奋斗。说到“百日维新”很巧合的是胡耀邦同志曾今也领导过一次百日维新，那是他在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的时候。团中央书记出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因此耀邦也被卷入到这场大风波当中，因为此事工作也停了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认真贯彻中央全面整顿的方针。他到任后不久，在科学院就针对左路线的纠偏整顿，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在这一提纲中耀邦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重要思想观点。《提纲》还从“猛攻关键技术，组织钢铁、粮食两个科学技术大会战”，“为加强国防现代化，研究发展一批新材料、新装备，提供两弹、卫星、飞船、核潜艇所需的各项配套新技术”，“狠抓几项新兴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仿生技术)”，“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向认识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等四个方面，勾画了“科技十年规划轮廓”，描绘了一幅鼓舞人心的科技现代化、科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壮阔图景，那真是大气魄、大手笔的杰出构想。在科学院的时候，他顶着极大压力，全力投入了对受“四人帮”影响的“重灾区”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并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的长远发展规划，提出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名单。他的工作，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沉重的政治阴霾中呼吸到了一缕清风，坚定了作好基础研究工作为国效力的政治方向。他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被传为佳话，至今人们仍深深地感念着“五子登科”的故事。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只进行了三个月他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被再次打倒。在耀邦后来回忆说他在中科院的工作可以说是“百日维新”，因为从他主政到停职在这个职务上他只工作了短短的120天。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他们都是在为中国的进步而奋斗，他们都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像他们一样的革命先辈的付出和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康。从谭嗣同到胡耀邦，是那么短短的几十年但是我们社会却从封建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他们改变的不只是社会的现状更是我们心灵思想的改变。
从封建社会的崩溃到新中国的成立，从闭关守国到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次次的洗礼和成长，我们的人民在思想上不断的进步。这些变化，都来自于革命先辈们不惜一切代价的血的奉献。
一百年前，谭嗣同为变法血染菜市口，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沧海浮生、岁月如潮，谭嗣同永在时间里轮回，吾国吾民永远铭记。二十二年前，胡耀邦在为我过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操劳了整整60载时，他离开了我们。虽然他走了但是他的精神和他做事的原则却留下来，他的精神和原则影响着他的亲朋好友，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 讲解员 吴 蓉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是中国人杰地灵之域，人才辈出之地，源远流长的湘楚文化陶冶出一代代仁人壮志之士。从“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三闾大夫屈原；到以“扎硬寨，打死仗”著称的清末“中兴名臣” 曾国藩；再到“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的浏阳人士谭嗣同……浏阳，这里民风质朴，民气刚烈；浏阳河，一本古老的书，一幅沧桑的画，哺育出了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提到浏阳，提到谭嗣同，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伟人——胡耀邦。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他们都是改革的先驱，他们敢为人先，敢于牺牲。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谭嗣同5岁的时候，也就是同治八年（1869年）的时候，他便开始在北京读书了。在他7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的大哥谭嗣贻从北京回到了家乡浏阳，从此他便跟着父亲生活，从小就表现出倔强、自立的一面。他曾评价自己：“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者累矣，而卒不死。”少年时代的痛苦遭遇对谭嗣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他对封建伦理纲常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思想。当时他父亲督促他去考科举，科举的主要科目就是八股文，所谓的“时文制艺”。然而在这个时候，谭嗣同有一种本能的反抗思想，就是他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甚至于他在课本上写了四个大字 “岂有此理”。但谭嗣同是喜欢读书的，他喜欢的都是一些所谓的杂书。同时他也很喜欢结交朋友，但是他结交的朋友往往都是一些能够锄强扶弱的“侠客”，他不是愿意结交那些所谓达官贵人或者公子哥们。他的那些“侠客”朋友，勇于反抗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对谭嗣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士子们“公车上书”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然而变法终究失败，“出师未捷身先死”。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刑场上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谭嗣同的死是为变法而死，可以说死得很英勇也很悲壮。他的牺牲起到了激励后人警醒后人的作用。
后来在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又出现了胡耀邦这样的一代伟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至80年代中叶，是中国一个革故鼎新的辉煌时期。胡耀邦在这一时期成为富有变革精神、民主思想、性格魅力的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胡耀邦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是在家规严禁的环境中成长的。5岁时就接受启蒙教育，15岁便踏上了长达60年的革命征程。他从中央苏区有名的“红小鬼”到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从团中央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坐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全面平反冤家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及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
十年文革磨烂，虽然摧残了他的身体，但是没能摧垮他的斗志；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可是谁也无法禁锢他的思想，无法囚禁他的灵魂。复职工作以后，胡耀邦冲破一切阻碍，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从此中国这艘大船，扬帆起航，驶向新的航程。在拨乱反正任务中，胡耀邦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开始了全面平凡冤家错案。为了落实干部政策，他采取了5项重大措施。在面对积案如山的案子，步履维艰的工作时，他有着“会当凌绝顶”的决心，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在为高级领导人平反的时候，他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原则：“按实事求是错了就改的方针做了，就心底坦然，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人民。”20世纪80年代，国家驶进大变革的伟大航程，胡耀邦担任起转型时期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总书记，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窗口。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则是这项伟大工程的组织实施者之一。他曾在上海考察时就指出：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的两大法宝。然而，改革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跋涉。他不辞辛劳的考察了沿海各省市区，回来后中央同意划出一块地来，搞一个特区。胡耀邦对经济特区的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推进了“全面改革”，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然而，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关怀人、解放人、造福人为目的的。至今平“民总书记”仍然是大家对他的深刻印象。在任总书记的五年时间里，他有四个春节是在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渡过的。胡耀邦在引领着一个泱泱大国，决策推动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前进的同时，对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对大西部，始终记挂在心。他为了亿万人民的富裕、幸福奋斗了整整六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做出了卓越功勋。
从谭嗣同到胡耀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在曲曲折折中前进。如今中国已进入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改革精神的新新人才。他们这种忧心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在这片华夏大地上仍然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缅怀胡耀邦同志
保卫人员 曾维生
身居高位治国安邦 ，胸怀大局世界眼光。
真理标准托起希望 ，拨乱反正创就辉煌。
改革开放永放光芒 ，老少边穷到处奔忙。
科教文化魂牵梦想 ，部队厂矿时刻不忘。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倾洒中华四面八方。
关心青年终生热肠 ，丰碑矗立共青城上。
虽然走向远方天堂 ，人民怀念永远不忘。
心系人民一心为党 ，平民领袖万古流芳。
如果谭嗣同和胡耀邦都还活着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 黄存敏
历史是一次性的，没有如果
----题记
对于历史，保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距离去观察，是很有必要的。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站在今天回看，给辛亥革命的前辈们一个伟大的评价不为过。“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共和制”这个概念直接来自古罗马文明的传统，包含着“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在100年前，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无论从理念还是理想来看，辛亥革命的志士都达到了当时整个亚洲最高的政治认识水平，令我们后辈敬仰。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泱泱大国，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90年前中国领袖们的选择，一个100周年，一个90周年时间跨度够大了。我不是研究历史，但恰逢在浏阳这片红色热土上从事着宣传胡耀邦同志精神的工作，对历史做点假设未尝不是一件美事。行文的时候我脑中出现这样的场景：谭嗣同和胡耀邦都还健在，和我们共同生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际，他们之间没有时代的跨越、没有宗教的不同、没有年龄的落差、操着醇正的浏阳口音、看着地道的浏阳花鼓戏、谈论着浏阳河畔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宏伟蓝图。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此心此境便是华夏寰宇中两颗从浏阳升起的灿烂之星在国富民强、家国安定举杯畅饮、共商国是的难得一幕。
如果谭嗣同和胡耀邦都还活着？
思想上的互通往来不是已经超越了一切么？
如果谭嗣同还活着，那历史课本里视死如归的“戊戌六君子”便不会有他，那他的生命长度不会只有三十三岁，那他的一生也不会在菜市场的铡刀下结束，他定会是时代的功臣、变革的弄潮儿、社会前进的推动者。在历史车轮陷入变革的泥泞，朝廷风雨动摇时，他就大胆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这一系列的观点和远见显然成了我们这个向现代化建设进军的发展中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中华民族成功举办世人瞩目的奥运会，现代化的世博会、加强国有企业建设、鼓励民营企业、科教兴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城市化进程中修地铁挖隧道、和谐号进入提速时代。难道谭嗣同能遇见未来？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超强能力？难道能掌握整个江山社稷？不，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历史的今天发生的这些都得到了印证呢？我想这是他的个人气概和眼界在时代背景下审时度势才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现代的更多人对谭嗣同的评价还是赞不绝口的。
如果胡耀邦还活着，那他的愿望不再是奢求，那他的辞世不会抱憾，那他的历史也就不是现在的委屈了。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他说过：“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只可惜我们现代的中国速度，城市建设的欣欣向荣，改革30年的丰硕成果未能装进一个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先驱眼中。
如果谭嗣同和胡耀邦还活着，那他们是否会像现在这样被人铭记和爱戴呢？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见英雄本色、剑胆琴心，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他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也许很多人不理解，有什么东西能比死更难办？为什么这么早就结束自己的性命，为什么不在坚持一下，要是活着该多好啊？但是？历史没有转折，如果？历史没有假设。把时间倒回到当时，谭嗣同百般无奈只能仰天长啸，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更加气壮山河。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么？为什么到今天，还有如此之多的人对他尊敬、缅怀，乃至感激，因为他身上有非常罕见的素质。在胡耀邦同志故居的餐厅里有这样一副对联：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丁学良教授来此参观随口改成了：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丁教授还归纳说：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若用中国的当下的政治术语来套，可以称为胡耀邦的“两个代表”：第一，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比较级的“更”，是指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现实相比，与人们在绝大部分时间所能观察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相比，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个代表，是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当然在政治语境之下，我们对“三个代表”的提法是肯定和赞同的。遗憾的是，“三个代表”在中国，多半留在纸面，在现实中太少。 耀邦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几个重要职务，被当时和以后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顶着沉重的压力、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主持与推动平反冤假错案290多万件，改正右派分子50余万件。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团”是最重要的突破口。严格讲起来，1964年底到1965年初他在陕西的两百天，真正工作的只有一百天，还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顶头上司刘澜涛是组织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而若干年后，刘澜涛则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划成“61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受了很多折磨。而他不但没有像很多中共干部那样借机报复刘澜涛，反而还花大力气为刘等人平反，在经济上对他们家人予以支持。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就是尽可能的不让政权有太多的镇压功能，就是尽可能的终止发明和制造“新的阶级敌人”的荒谬进程，就是尽可能的对被镇压机器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到西北局工作，他请示国务院，把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购目标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他们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对陕西省从大饥荒下恢复过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刘澜涛批斗时，下去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有一句话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这个“肥了”就是农民的收成好了，经济有了恢复。
于光远在为《胡耀邦传》撰写的序言里，因为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党中央的悼词里没有把他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愤愤不平，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发生是一次性的，容不得假设，就像很多前来中和镇参观耀邦同志故居陈列馆的游客时常会遗憾地问：改革开放不是耀邦的功绩吗？为什么历史不是这样写的，你们不这样宣传呢，这对他这太不公平了嘛！朱学勤在为《中国传媒风云录》所写的代序里，说胡耀邦“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的政治家”，“满身透明，满身阳光”，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胡耀邦的特点。综观他的革命生涯，在文化大革命谢幕后的十年里达到光辉的顶点。陈雷写下：耀邦大志，震我中华。他的卓越功勋如日月之昭，人所共见，并且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儿女们的心坎上。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胡耀邦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从谭嗣同到胡耀邦就见证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欣喜看到，谭嗣同先驱，您33年的生命旅程有一座陈列馆得以向世人展示和传承，您疾走呼号的政治理念被后人所共鸣，您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您了，耀邦同志，您生死相依、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已经实现了您当年为之奋斗的国民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并维持了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亦如您所愿，这个国家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自觉而执着地践行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坚定不移地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努力实现真正的人民富裕、国家富强。
如果谭嗣同和胡耀邦都还活着，和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那将会是怎样的场面？
抑或把酒言欢；抑或与民同乐；抑或同舟共济话兴邦。
一张简单的书桌
讲解员：雷蕾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国家机关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１７．５％，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７５％，虽然有些干部没被立案审查，但也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也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长期以来不仅使党和人民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而且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1976年，“四人帮”垮台。
复出的胡耀邦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拨乱反正，首先做了两件大事：理论上，冲破各种禁区，从深度、广度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组织上，“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把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举荐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中央组织部便成了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部门。胡耀邦后来说：“我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为什么敢于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呢?三条原因：第一条，有许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条，广大干部的呼声；第三条，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九七八年一月份每天来访的几百人，收到的信是一万二千封，六麻袋。敢于平反，有我一份力，我尽了一份力量。这些就是发生在张简单的书桌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六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落实了台属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此外，还实事求是地复查和纠正了30年代、4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29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当时有着拨乱反正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新道路的开辟还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意义。以今天的眼光回眸30年前的这段历史，更能够看出它对历史进程具有的深远影响。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他卓越的胆识，坚决的态度，公正的断案，得到世人的敬仰。正如中共中央在给他的讣告中所说的：“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在谈起这一评价时说。“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事情都是发生在一张简单的书桌上！
参考文献：
1、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 百度网；
3、 凤凰网；
4、 《思念依然无尽》满妹著;
只为有个“碗”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 讲解员 易浩
三湘大地，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他们为历史留下了一笔数不尽的“财富”。浏阳是一个生长精神的地方，浏阳河水养育的千千万万的儿女，都有着一种惊天的豪情与浪漫。
在400多年前，胡氏一家人为了躲避战争硝烟，举家来到了浏阳河畔一个依山傍水，交通不便，到处生长着低矮的松杉和油茶的小山村——苍坊村。从此在这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苍坊，不会有人把这里的山像评价张家界的山是“一根根”那样有特点，也没有人会把这的水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溪流”，也没有人会把这里的建筑说成是高楼大厦。山峦起伏，蜿蜒的小溪流，十几户人家的泥瓦房、土砖房散落的依山而建，掩饰在周围的竹木树丛之间。这就是浏阳苍坊村的环境，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简简单单，平平凡凡，极其普通的小山村，走出了一位对中国经济发展、农业、知识发展有着卓越的领导人——胡耀邦。
在胡耀邦同志故居陈列馆二楼展厅里，一个不打眼的展柜中摆放着一个小饭碗。这个拳头大小的饭碗并不华丽，碗身也只是泛着点青花。在这个展柜前，你不会耻笑一个总书记用这样的饭碗，而是感受到一种默然的肃静。你会感觉到作为一个人的卑微，感到世间任何的荣华，任何的功业都算不了什么，什么都不会去想了，而你最想做的 ，恐怕只是发一声微渺的叹息。一个饭碗，曾今联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碗，作为人们日常必需的饮食器皿，兴许，追溯历史，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泥质陶制的碗，其形状与当今无多大区别，也就是口大底小，碗口宽而碗底窄，下有碗足，高度一般为口沿直径的二分之一。碗从那个时候一直演变到21世纪的今天，不断变化的只是质料，工艺水平和装饰手段。亘古不变的是它的用途。谁都知道，碗一般用途是盛装食物，说得通俗一点，碗主要是为了盛饭之用。正是这样的小饭碗，每一年却又那么多的人为之奋斗。有人甘心付出青春，甚至生命，目的只为能够吃饱吃好。
耀邦同志出生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吃过很多苦。战争年代，耀邦和广大青年志士一样参加抗日战争，闹革命。只为战争早日结束，解放全中国，人民生活安定太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可是，毕竟战场是流血的地方，耀邦在紧急关头，总是置生死于度外，经常深入连、排前线指挥，率部连续苦战，经常身陷重围，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连身上的衣服、帽子也都被打了几个窟窿，甚至吃饭时手里拿着的饭碗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险些丧生。但是面对连天的炮火和如雨的枪弹，他却随时准备以身殉职。他在炮火连天的前沿还写信给爱侣：“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个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战争结束后，耀邦成为团中央书记，乃至党的总书记，站在那样的一个高度，他仍然非常重视农民的生活，心里想的也是农民朋友的温饱。所以，他经常深入到偏僻贫穷的小山村视察工作。1986年年初，胡耀邦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 个部门的30 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胡耀邦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胡耀邦在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的陪同下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胡耀邦的碗里。就这样，胡耀邦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其实在他担任总书记的五年期间，有4个春节都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民家里边度过。有这样一组数据：全国2200多县市，耀邦同志一生涉足了1700多个。可以说祖国大江南北都有他的足迹。而往往那个时候他不再是拥有10亿左右中国人民的总书记，而是农民朋友最贴切的知己、兄弟。在那些老少边穷的地区，他总是和那些质朴的农民一起谈论吃穿温饱等问题。
吃饭，看似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行为，却每一年有如此多的人在困惑。现如今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吃饭如今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罢了。吃饭当成一道程序，和吃饭当成生命延续的基础。二者似乎没有着实的关联，而在50年前，吃饭、温饱的的确确是生命的保障。
一个人的生日，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惯例，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一个总书记的73岁生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说要有多少领导干部前来祝贺拜寿，或许有家人的陪伴就是一种幸福，足够了。
1988年11月20日，胡耀邦同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修养一段时间。当时安排住在毛泽东到长沙时曾住过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招待所内。晚上，胡耀邦同志独自一个人坐在招待所前的餐桌前，有滋有味地吃着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吃得那样津津有味，便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一天竟然是胡耀邦同志73岁生日。谁也没有料到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尽管他此时不再为国家的事情操劳，不必再远到离家人到“老少边穷”地区视察了。而他总是那么的随意。一碗素面罢了！不管自己吃得好坏，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百姓，始终想的也还是人民百姓。
从三闾大夫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恨”的悲歌，到王夫之“宽以养民”的呐喊，古往今来，民本精神的传统绵绵相承，历久不衰。一个普通的饭碗，反映出耀邦生活的朴素，见证人民生活的好坏！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又有多少人会把人民摆在自己生命的第一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