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棣：好大一棵树
发布时间：2011-05-26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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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第一次从MTV上听到（或者说看见）那英唱这首歌时，就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并不知道歌曲诞生的来龙去脉，直到后来听说，在胡耀邦女儿写的父亲的传记中披露出，那原本是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的列车上，听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以后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所以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见满妹写的这本《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心里早已存了几丝似曾相识的甜蜜，赶紧抱回家中阅读。当然，打开这本沉甸甸厚达500多页的书时，心情已开始沉重起来，因为往事的记忆，那些因书中主人翁不幸逝世而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骤然间又都胀满了本已衰退的大脑和麻木的心胸。迎面扑来的文字里，居然跳出这样一段话，让我的心继续往下沉，沉寂到了一种悟道似的宁静。在说起她父亲辞职后的岁月时，作者这样写道：“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作者接下来写道：“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这样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是直达我的心扉。
其实，从第一页起，我便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作者还有另一层共识和苦痛，那就是，都曾因为身在美国而没能最后见上自己的父亲一面。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上一句话”，“没有机会为他做上一件事”，“成为家中唯一没有尽孝的子女”，只不过我仅有一个姐姐而她有三个哥哥罢了。类似的其它一些巧合或相近又不断地被我发现。例如，胡耀邦比我父亲小一岁，但因为是“红小鬼”，投身革命比我父亲还要早三年，而满妹的书稿完成于1999年，在此之前的1998年，我刚好在美国出版了英文回忆录“红屋三十年”。我的书稿完成五年之后才找到出版商，这很容易理解，可是她的书稿竟然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久久没有能够出版”，这就不能不使我有些诧异。她居然苦苦等了六年。作者还说，“这可能是命运使然”，而我则不能不多想，因此重又回到上文里提到的关于沉默的认知。事实上，当我读完书中关于其父辞职的一段记叙时，便不能不下结论说，这回该轮到女儿来保持沉默了。
哪怕还不可能做到言无不尽，这本书仍然是很有看头的，尤其是前半部，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光是主人翁那九死一生的经历就足以叫人感叹。险些第一次吃的枪子，就是来自于革命队伍内部。十六岁参军的他，不久就被当作AB团成员而差点儿枪毙，连死刑判决书都已签发。除去枪林弹雨中因不顾警卫员劝阻一贯地往前冲而屡遭险情以外，最后在攻打山西太原阎锡山部时他又险遭不测。在联系策反的过程中，原本已答应只身带一名警卫员赴敌谈判，后因徐向前不放心临时改派参谋处长晋夫做替身才幸免于难。满妹说，“每每忆起此事，父亲总是难过地说：想想他，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
大约也正是因为有过被误作AB团的经历，才使他后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能够这样义不容辞地大胆平反冤假错案。书中有过这样的精彩一笔：“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我还注意到另外一段有关“反右”的内容也非常重要。作者写道：“父亲还分析说，主席的思想有个演变过程，而且这种演变并不都完全取决他个人，也包含外部环境因素”。“父亲尤其不同意某些人解释的1956年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引蛇出洞’的说法”。“‘引蛇出洞’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是1957年5月主席对一些尖锐的鸣放言论很反感，认为性质变了，决定要反右，才有这种说法。而且当时也不是主席一个人主张反右。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主席提出反右，大家都赞成”。
我个人以为，胡耀邦的分析是对的。过去我也曾相信过那种流行说法，直到最近看王光美回忆录时才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说得难听一点，这是部分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在“意淫”，主观臆想出自己的强大。其实真正可悲的恰是，这种说法无意中夸大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以及社会上的实际地位，以为要打击他们还须那么费劲，还要使上一计。而事实上，在一个法制极不健全，而领袖和执政党的威信又极高的年代里，他们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请君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恰恰是胡的分析才是准确的，真正地还历史以其本来面貌。
掩卷之余，我一边祈盼未来能尽快还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本来面目，一边在耳畔响起多年前那英唱的那首歌：
头顶一个天，
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
……
2009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