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11日 出席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作汇报和检讨
发布时间：2007-09-04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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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11日 上午，出席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他说，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考虑到我省生产落后了，而春耕大忙在即，必须以《二十三条》为武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投入到组织农业生产高潮的斗争中去。因此，有必要把面上的“四清”、夺权斗争放一下，集中力量把生产抓起来。他说，在对各县的扩干会的指导上，突出地抓了两点，一是以《二十三条》为标准，统一大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在肯定成绩、肯定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下，消除在一部分干部中由于不了解政策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以便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搞好当前生产。另一个是在大讲大好形势鼓舞干部和群众的同时，适当地摆出了我省和先进省以及我省各县之间的差距，比较深刻地触动了在相当多的干部中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故步自封的思想情绪。他说，在这两个问题上，收效是显著的。在全省“多干会”期间，释放了逮捕的脱产干部四十三人，收回“双开”的七十六人，减轻处分的一百零二人，停职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的四百七十八人。胡耀邦认为这都是必须肯定的成绩。同时，按刘澜涛的批评作了检讨。他说：一、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此在这方面想得多，特别是下去以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这样就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革命对阶级斗争说得很不充分。二、由于当时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就又出了一个片面性，在讲到前段社教中的成绩缺点时，比较起来对成绩说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对点上），而对可能发生的新问题估计不足。三、由于想把生产打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而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这样，又产生了更严重的片面性，这就是《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好几个“一律”，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果大家完全照此作下去，一定要产生混乱和翻案风。四、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问题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是错误的。
(来源：《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