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老胡多好哇”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务，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那十多年间，我有幸作为新华社采访中央新闻的记者，经常随同耀邦活动，采访新闻报道。记得第一次采访他个人，是在他刚刚上任中组部部长一个月的时候。
那时，我有个朋友叫陈文伟，他在中组部老干部组工作。据陈文伟同志介绍，胡耀邦同志一到中组部，便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使中组部面貌大变，许多老同志像袁任远、杨士杰等，都感动得热泪盈眶，说现在的中组部有点像延安时代的中组部，党员干部又有了自己的“家”了。这件事，激起了我采访中组部，采访胡耀邦部长的兴趣，所以，我鼓足勇气到了中央组织部机关，那是1978年1月中旬的事
记得坐落于西单北大街路东、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那座灰砖砌成的大楼，此前面向大街的楼门是关锁甚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一片死气沉沉、冷冷清清。这次来这里，大楼面街的大门打开了，人们从这里出出进进，来中组部办事、反映情况的老干部络绎不绝，有的老干部拉住我的手，眼含热泪说：“中组部又是党员之家了，老胡当部长一个月，这里就恢复了党的好传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当我来到耀邦同志办公室时，他不在，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梁秘书笑笑说：“够呛，恐怕你的愿望很难达到。老胡这个人，很不喜欢宣传他所在的单位，特别是不欢迎宣传他自己，再说，他才到中组部来，工作刚刚开展起来，他也不会向你讲什么。还有，白天晚上找他谈问题的人很多，中直的、国家机关的，还有些是各地专程来京的，他忙得团团转，更没有时间接待你们记者了。”
正在我大失所望的时候，门一开，耀邦同志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位要求与部长谈问题的外地来京的老干部。见部长回来了，我立起身来，赶紧打招呼：“胡部长，我是新华社的记者……”
“我是胡耀邦，不要叫部长，叫我老胡就行了，我总比你要大二十多岁吧，我可以称老胡了。”耀邦同志笑着说。
见耀邦同志这样平易风趣，我便说明了来意。他一听，便摇头说：“哈，不行啊，我才来，又没有做什么工作，再说又忙得很”，他指着身后那位老干部说：“你看，人家从外地专程赶来，点名找我谈问题，你说，我应该接待谁呀？”
“这样吧”，耀邦同志见我不好意思，伸出手指表示个六字说：“半年之后，我们再谈，好吗？”说完，他就和那位老干部到接待室谈话去了。
好心热情的梁秘书见我有些扫兴，便向我介绍了老胡到部里一个月来的工作，然后指点我说：“您可以到老干部组找袁老（袁任远）、王鹤寿、杨老（杨士杰）等老干部聊一聊，还可以找老干部组的工作人员像陈文伟等同志，他们对郭玉峰当部长时期的情况了解比较多，对老胡来部里工作后的情况，也全部清楚。”
第二天，我又来到中组部，找到了袁老、杨老，聊了一阵子，接着，陈文伟有根有据地向我全面介绍了胡耀邦来中组部一个月的工作。他的介绍大体分四个方面：

1． 召开整风会议
会议宗旨是研究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把中组部的业务工作开展起来，怎样面向全党、全国，协助中央把党的干部工作、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向前发展一步，提高一步；怎样把中组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行到底。会议用大会小会结合、会内会外结合的方法，把参加会议的部核心组成员、各组室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和各组室推出的党员群众代表，共50多人，分成五个小组，开展讨论。大会每周开两三次，小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以亲身经历揭发了中组部原领导人紧跟“四人帮”，拉帮结派，迫害革命干部的大量问题。许多人反映，老胡当部长的很短时间里，就初步揭开了中组部被原领导人捂了一年多的盖子。

2．成立干部分配组
老胡一到中组部就说：“听说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还有六七千名干部没有分配工作，许多人仍在干校，多年分配不了，政策不落实，许多人甚至还没有结论，粉碎‘四人帮’都一年多了，这样拖下去怎么行！这些干部中不是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么多人，应当说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如果不这样估计是不对的。‘四人帮’被打倒了，应当按党的政策，尽快妥善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补充干部，可以从这些干部中找人，少从外省调。”根据耀邦意见，中组部成立了干部分配组，曾志等老同志参加分配组工作，工作进展顺利。

3．成立干部接待组
耀邦一到中组部就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要求到中组部谈历史结论和工作问题，这是好事，要成立个组承担这项工作。”他还规定，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的老干部来谈问题，领导干部要尽量亲自接待；得知有的老干部要求谈问题时，能来的就请来，交通不利的派车去接来，行动不便的要派专人到他家中去谈；有些外地来京的老同志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治病提供方便。现在，中组部由陈野苹副部长亲自抓，这个接待组的十几位同志整天应接不暇，天天还有许多书面谈问题的信件。据介绍，仅去年12月就有两千多封信，进入1月以来每天的数量又有增加。

4．成立老干部生活组
老胡一到中组部，就指示成立老干部生活组，管老干部看文件、看病、生活照料等，并指定由李步新副部长抓这件事，使许多老同志学习、生活有人管，解决了这些同志很多问题。如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曾三夫妇过去只住一间房子，生活极其不便，他们给老胡写信反映这个问题，老胡在中组部整风大会上念了这封信，并批呈中央领导同志，使曾三的住房很快得到解决。
在那些天里，我在中组部采访，确实看到许许多多新气象：过去，中组部大楼正门是封着的，从西单大街上走的人，都说这座大灰楼死气沉沉，耀邦一到中组部，于12月20日这个正门打开了，许多街上的行人和来部的干部一语双关地说：“中组部的大门敞开啦！”
我看到：来谈问题的老干部喜形于色，见部里发生了许多新气象还激动地流了泪。有三位来部里谈问题的老同志在院中相遇了，三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说：“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又派老胡到部里来，我们这些十几年没有‘家’的人，现在又有‘家’了。”一位说：“咱们今天到中组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又感到回到了大后方，到了‘家’了。”
许多老干部还说：1972年，曾山、陈正人同志去世后，周总理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叫去，严厉指示要把一些老同志找回来，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安排好生活。鉴于陈正人同志去世时身边没有人照顾，周总理严肃指示，一些老同志的爱人调到别处去的一定要调回来，夫妇两人老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要调个子女在身边照顾。可是，由于“四人帮”和他们在卫生部代理人的破坏和抗拒，加上中组部原领导人也不执行，致使周总理的指示得不到贯彻落实。今天，党中央调整了组织部，我党关心爱护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又恢复了，周总理几年前的指示有人落实啦。
采访了几天，我写了一篇稿子，拟用内部材料的办法向中央反映中组部发生的新气象。按规定，要找耀邦同志审审稿。当我在他的办公室好不容易等到他时，他却摆摆手说：“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你们记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稿子我不看，文责自负嘛！”
我说：“胡部长，您不看稿子怎么行呢……”未待我的话说完，耀邦同志说：“怎么又叫胡部长？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叫我老胡不是很好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以后注意，以后注意。”从此，我不再称他的职务了，就是后来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我每次见了他，都称呼他“耀邦同志”，因为我总觉得叫“老胡”有点不合适。
那天，他约定的谈话对象有好几位在等他，最后他也没有看稿子。我在告辞的时候告诉耀邦同志：“许多老同志要我带话给您，希望您注意身体。他们听说您每天在机关里有十多个小时，午饭还要端着饭碗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吃，中午也不睡个午觉，他们担心您这样工作会累垮的……”
“哈，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情况？”耀邦同志笑着说：“就这样干，事情也办不完哩。十多年啊，十多年造成和堆累的问题，不争取时间解决怎么行哟！”耀邦同志还说：“在机关食堂买饭吃也值得表扬吗？你们记者的表扬标准也太低啦！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吃呢？”他说：“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特别是围着饭桌一坐，大家什么话都说，可以听到会上听不到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才是真正的心里话呢！是在办公室里很难听到的！”
后来我觉得：耀邦同志做中组部部长期间，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为我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大量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我党许许多多老同志复出工作开了路。

(来源：《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