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难忘的随行采访

1984年初和1986年初，当人们沉浸在庆祝新年的喜悦之中并为准备过春节而忙碌时，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却冒着严寒，两次深入贵州偏远的农村考察。作者时任《贵州日报》总编辑，有幸两次全程随行采访。这篇回忆文章，较为详细地记下了耀邦同志两次考察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胡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于1984年和1986年曾有两次贵州之行。记者有幸随行采访，并列席耀邦同志在南宁召开的云、贵、桂三省区工作会议。两次采访和一次会议，加起来历时二十天。在那难忘的日子里，天天聆听耀邦同志深刻而富有魅力的谈话，记下了大量采访笔记，这是笔者一生新闻生涯最为宝贵的经历。哲人已去，浩气长存。际此，党和人民纪念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刻，笔者怀着深深的敬意，谨将当年个人随行见闻，整理成文，寄托一个退役老新闻工作者对耀邦同志的怀念，也作为历史资料供读者研究参考。

一

1983年12月30日，胡耀邦同志从四川泸州坐汽车取道叙永、古蔺抵达毕节。当时天寒地冻，中央办公厅要他坐直升飞机，他执意不从；坐火车，他也不肯。他说那样就看不到沿途毕节“干人”。“干人”，是贵州土话，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也。1935年中央红军入贵州，最流行的民谣就是“红军到，干人笑”。耀邦同志当年长征路过贵州，深知贵州人民之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曾来过贵州，未去毕节。后听王震同志对他说过两次：毕节太穷、太落后了。他一直惦记在心，所以这次特意要坐汽车走毕节。他满怀深情地说：“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走亲戚莫忘走穷亲戚。”那天他坐汽车到毕节，感冒发烧，仍坚持与毕节地区同志座谈。1984年元旦，抱病乘车从毕节到贵阳。路过大方县老鹰岩地段，路面封冻，老百姓形容那路“凌得像玻板亮晶晶。”最滑地段要靠铺碎石，车子才艰难地开过去。耀邦同志在面包车内，朝车窗外，向铺石子工人拱手作揖致谢。到贵阳后，于元月4、5两日，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贵州负责同志座谈，参加者还有四川、云南、重庆三省市主要负责同志及昆明军区司令员等。1月7日下午，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话，省市领导干部五百三十人参加。8日离贵阳，坐火车专列，经铜仁地区的玉屏县略事停留，与当地干部座谈；下午4时到达湖南黔阳地区的麻阳县，与湖南当地地县委领导座谈后，结束此次贵州之行，从叙浦乘专机回京。这次视察贵州，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等同志全程陪同，没有作公开报道。

这次，耀邦同志是在党的十二大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工作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一年多之后，正当全党展开整党的重要时刻视察贵州的。在花溪与云贵川三省负责同志谈话中，耀邦同志首先讲整党问题，着重讲统一思想，指出这是整党的第一个任务。他说，前几天，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知，中央机关整党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端正不端正问题，各地也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每个党员不可忘，即四化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翻两番。一个共产党员，时刻不能忘记这一条，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知道党的总方针总路线，什么都搞不好。业务部门也要考虑你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是相适应还是相对立。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一定要弄清楚，不然如何和中央保持一致？要记住总任务，不要光记住某天某天胡耀邦讲了什么，某领导人讲了什么。把统一思想这一条抓住。如果没抓住这要点，什么也搞不好。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讲过这问题。

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耀邦同志提出：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总目标，十二大规定了，不能离开，不能违反。离开，出毛病；对立，是错误的。不要扯小皮，要扯大皮，扯大方向，大目标。不能都去扯你的权大一点，我的权小一点。现在有个严重情况，业务部门学习很少联系到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什么叫同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一致是现在的思想一致，重点不是过去。我耽心有的同志出偏差，老去纠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点不是扯过去，是抓住现在，必须明确，否则新局面不能开创。

经济建设，是耀邦谈话的中心内容。他提出：云、贵、川三省要统一考虑。统一想想几个大问题，几个能带动全局的大问题。三省面积占全国九分之一，人口一亿六千二，占全国六分之一。而产值只占十分之一，仅相当于江苏省一个省的产值。西南的问题，中央要考虑，三个省自己也要考虑，该做什么事，要解决哪几个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什么问题，三省想想，抓几个能带动全局的问题。

当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三省如何开发，总题目已提出来了，并汇报了贵州省几个基本数字和情况时，耀邦同志十分仔细听，不断插话、询问，逐一了解贵州及西南三省电、煤、乌江开发、天生桥、铝、铁、磷、锰等资源和开发问题，刨根问底，并联系整个大局，比较分析，以极大热情和大家钻研探讨。他说，要有一个概念：云、贵、川是能源基地，又是重工业基地。像你们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有些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是第一。云、贵、川要把战略眼光放在这上面。你们还有大三线一千亿固定资产的大部分，有水电，有煤，有黑色有色，要提请中央注意。而且农业条件比西北好。困难呢，是交通运输，要抓交通建设。

话题转到湘黔、黔桂铁路改造问题，耀邦同志说，我在毕节谈一个思想，我们一谈交通就想修铁路，吵五年修不成，三年后再吵。铁路当然要修，但我们长期忽视公路，而且忽视宽公路。前年我到广东、湖南，从衡阳到韶关，铁路电气化要投资十四亿，工期要十年。我说从赣南、湘南到广东，修十条大公路，三百公里长，要多少钱？去春批准三条，可运七八百万吨，投资二亿多。宽公路一搞，带动汽车工业。搞铁路，是一家富，铁路局一家；修公路，四排车，大小车都可上，农民富了。你们想，为什么华东地区愿修水路，南运河、北运河，农民增加收入，地势也好。西南地区要想办法修公路，农民冬天没事干，有收入，公路一修，大小车都上了，带动地区富了。五吨载重小车子，一天通过五百辆，就是二千五百吨，一年以三百天算，七十五万吨。公路再宽一倍，走十五吨载重汽车，就等于你一条铁路。修公路是使农民富的重要措施。路一修，办旅馆的，经商的多起来，促进农村分工。你搞铁路，促进不了农民分工。我们过去是搞国防公路，开坦克，谈不上经济路，至少不是现代化经济路，是老爷下乡路，北京吉普下乡路，运兵路，不是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路。贵州平均十吨一辆，五百辆一天，两排车走，来去一百五十万吨，就三百万吨了，相当于一条黔桂铁路。铁路是要的，但不可到了迷信的程度，而且你迷信还不一定迷信得到。现在美国拆铁路修公路。公路不必换车转运，可直达。我观点是修大公路，农民富得快，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思想。他激情地说：要公路恋，不要光是铁路恋！在座谈中，耀邦同志还与贵州同志具体探讨了从安顺修大公路通广西百色，从大方县通泸州等问题。

这次贵州之行，耀邦同志把不发达地区问题提出与西南三省同志讨论。他说中国为什么不发达，是因为一半地区不发达。世界各国都把不发达提到议事日程，美国对西部开发，日本对北海道，苏联对西伯利亚。它对全国制约很大。云贵川地理区位很重要，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开发云贵高原问题。沿海经济发达，但资源不行。资源能源优势还在西南。座谈中，围绕西南开发问题，耀邦同志与三省同志交谈切磋，大家无拘无束，生动活泼，这可说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次前瞻性的西南开发战略研讨会。

  经过两天的座谈，耀邦同志准备了一天半，7日下午他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贵州省情作了很好的概括与深入分析。他说，这些年贵州和整个西南工作多数做得好，都有较大进展，但由于历史上许多原因，贵州和整个西南，目前发展水平还是全国比较低的。贵州省人均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可是，虽穷，但前途远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人只到独山，你们十次世界大战都来不了，是大后方。特别重要的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而且有些地方开发造价特别低。不仅可以建重工业基地，还可支援华东、华南。黑色有色金属，在全国讲也是藏量丰富的。能源、矿产结合一起的地区，好开发。为什么东北好，就因为结合在一起。贵州是待开发的重工业基地。三线投资一千亿，西南占三分之一，科技人员多，最好的机床几十万台在四川、贵州。农业条件也好，气候好，搞饭吃容易解决。搞粮食至少比西北来得快。林牧业前途更好。贵州十七万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一千五百计，就是二亿六千万亩，一亿亩变成森林，即六点八万平方公里的绿色海洋。从这些条件看，确实西南和贵州应当成为四化的基地，应当有这么一个战略眼光。当然也有不利条件，主要三条：一是交通条件暂时不行。二千多年前，秦始皇凭啥进四川？修几百公里栈道，打木桩，本世纪把它破坏了。二千多年前可以修路，现在为什么会没办法。所以交通困难是暂时的。二是人民文化水平技术水平低。三是人民家底单薄。三条困难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可以逐渐克服的困难。二十一世纪肯定要把贵州、西南建设成为国家四化的战略基地。那么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呢？我想了两个晚上，可以这样表述：要用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把贵州和西南三省建设成为全国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所谓独立生存，即是外面断了，可独立转运，又能支援全国。建设什么基地，我可能没想清楚，没想仔细，可以深入研究，主要四个内容：一、能源基地，首先水电火电，十五年二十年可以搞多少；二、强大的重工业基地，品种齐全，质量较高，能独立作战；三、有自己的特色的轻工业基地，主要是供本地区两亿人民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四、在粮食充分自给的基础上，建设成强大的林业牧业发达的基地。

胡耀邦同志说，今年元旦社论《勇于开创新局面》，希望同志们看到贵州远景，从现在起下决心开创新局面。时间不饶人，今天元月7号，1984年又过了六十分之一，一年五十几个礼拜，时间一下子又混过去了。围绕开创新局面，他提出几点基本要求：第一、一切经过长期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这指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第二、一切从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出发，不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坏，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相适应的好办法、好经验都要敢于探索和采纳推广；第三、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第四，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要积极推广；第五，一切违反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必须坚决抵制以至斗争；第六，一切已经处理过的历史问题，应该按小平同志提出的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再翻腾，宜粗不宜细，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对上述六条，耀邦同志联系历史经验，联系当时党内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作了深刻而充分的阐述。这次耀邦视察贵州按他交代不作新闻报道。许多重要思想内容，通过1984年1月9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对当年工作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的一版通版新闻，作为贵州省委意见，在全省加以传播、贯彻。

二

1986年2月4日，耀邦同志率领中央机关春节考察访问组从北京首程到达安顺。考察组是在耀邦同志提议下组成的。到达安顺后，分派两个小组赴云南、广西考察，留一个小组到毕节地区的织金、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六县考察。耀邦同志则在省委书记胡锦涛等陪同下，乘坐旅行车迎着濛濛雨雾，翻山越岭，经镇宁、关岭、晴隆、普安，抵盘县，6月6日入滇东北，7日折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市，和各族干部群众欢度农历除夕。接着又到安龙，进广西隆林，看望天生桥水电建设工程的水电九局和水电武警部队一总队的职工和指战员。

在连续六天的长途跋涉中，耀邦同志每到一处，风尘未洗，便与当地干部座谈，走访村寨、工地、学校。农历除夕，在兴义县马岭镇乌拉布依族村，耀邦同志访问了两户贫困户，细细察看了他们的被盖，柜里的藏粮，灶房挂的过年肉，问寒问暖。晚上在一家布依族农家和乡亲们一道吃年饭，打糍巴，吃长寿面。其间有个小小插曲：白天在村头寨口和一些布依族老农、妇女、青年广泛接触时，耀邦同志忽问一位农妇：你们今天为什么穿着这么漂亮，都在这儿？那位农妇爽快地答道：昨天乡里通知我们来，说是要拍电视、照相的呀！耀邦同志听了不禁笑了起来，他点头说：她是说了真话。在旁当地干部听了也会心地笑了，连忙向群众介绍：总书记来向大家拜年了。周围男女老幼随即围拢过来，耀邦同志便让工作人员把带来的小文具等小礼物分送给在场的老乡，高兴地说：是呀，乡里通知你们来照相，我们就照个相吧！顿时，记者摄影机的快门响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一片欢腾。

这次耀邦同志视察贵州，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贵州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上。他对于贵州省委提出的要把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作为贵州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表示赞许，他指出这两年贵州经济发展加快了，工作是做得好的。由于经济发展加快些，上下信心在继续增强。信心增强是件大事，不是小事，这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干部信心增强了，一部分山区群众信心也加强了，这很不简单。因为老百姓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过去祖祖辈辈都没有看到这种希望。但是，就发展水平看，贵州在全国各省市区中还是靠后的，这是事实。几年内要改变这种靠后的序列，不容易，因为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基础不同，地理条件不同。所以，急躁情绪不可有，翻番的信心不可无。这一点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耀邦同志一路上反复强调，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贵州要继续研究自己的优势，做好因地制宜这篇大文章。

如何尽快解决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问题，是这次耀邦同志率考察组到贵州、云南、广西进行访问的中心主题。他在贵州各地，充分肯定我省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几年来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提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引导大家正确认识贫困地区问题，明确治穷致富的指导思想。

耀邦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的情景。他多次谈到，贵州三个时期他都来过。三十年代来过，五十年代来过，八十年代来了三次。由于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比较，他对贵州贫困地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感到特别欣慰。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党中央是十分关怀贫困地区人民的。全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后还有不平衡。分析贫困地区问题，要同历史联系起来，要看到它的发展变化，要增强干部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信心。要看到，这些地区祖祖辈辈都穷，留下许多精神上的消极因素，这是他们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的这种思想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逐渐消除这种包袱，比如依赖思想、迷信观念等。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变革他们的精神状态。这要依靠榜样的力量，善于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耀邦同志视察贵州期间，正逢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报名到基层去，到贫困县的区乡去工作。原定抽调三千干部，结果超额三百多人。听到这个消息，耀邦同志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纵论了领导干部转变作风以及知识分子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问题。他回顾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说，要引导知识分子不要脱离政治，不要脱离群众。青年干部到基层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不单单是从工作出发，是要从他们的成长出发的。不解决好这个大问题，我们的第三梯队就选不出来。

三

1986年2月17至19日，耀邦同志在广西自治区南宁召开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省（区）委书记、省长（区主席）会议，中央机关春节考察访问组三个组同志参加。会议结束前，19日下午耀邦同志作了长篇讲话，讲了四个问题：一、从这次考察访问谈起；二、我们国家的农业形势和我们的前途究竟怎么样；三、对云、贵、桂经济发展的某些看法；四、关于贫困地区的问题。

耀邦同志思想开阔，讲话内容涉及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而中心是围绕认识和解决贫困地区问题展开论述的。重温他的讲话，笔者感到他不仅及时地提出了中国贫困地区的问题，而且从历史上加以考察，提高到理论高度，指出贫困地区问题的实质，可能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领导人比较早研究中国贫困地区问题的重要讲话之一。

在分析中国农业形势七年好转快的基础上，耀邦同志提出：那么，我们搞了七年多，还有少部分地方没有摆脱贫困，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如何解释？许多同志比较接近的看法是，这些地方都有历史遗留下的原因，这要承认，地区不平衡。主观上原因，领导上原因，有没有？有。主要又是什么问题？归谁负责？我看主要不能由当地同志负责。如果讲责任，讲教训，我觉得在政策上我们有失误。决策是中央定的，不是地方定的。不能由地区历届领导人负责，他负不起嘛。我们平常有个“老少边穷”的说法，这是从现象上看；从实质上看，老少边穷也好，边山穷也好，比较困难的，一个是深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高寒区，北方荒原区，几十年没有翻过来。为什么？我看是决策上失误，过去光强调要粮食，全中国都以粮为纲，那不是强人所难，是强人之所不可能。强人所难，已经相当主观主义了，强人之所不能，更不行。深山区森林区高寒区，他们祖祖辈辈干什么的？历来不是靠种粮食为生的，不是靠种粮解决温饱问题的。去年我考察川西北，回去召开小型会，请同志们考虑，有些森林区、荒山区，他们的劳动对象是什么，你要强迫他种粮食，你不仅剥夺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而且剥夺他的劳动对象。你把他劳动对象剥夺了，这是违反经济学起码常识的。我们林区工作同志是好同志，但我们林业工作经验是从苏联搬来的。苏联森林同我们有基本区别，一从伊尔库茨克起飞，森林无边无际，也无人，所以他说这是国家资源。革命成功后，派人去，说这是国营林场。中国森林面积很少，却还从外面调人进去组织国营林场，把本地林农的劳动对象剥夺了。因为中国穷，所以看到这么多森林，就收归国有，没想到这是剥夺了当地人民的劳动对象。要讲透这个道理，从认识论上、经济学常识上讲透，不是追究谁的责任。森林所有权是国家的，土地也是国家的，草原也是国家的，要让群众开发经营嘛。为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分开，为什么要给人民以经营矿山、森林的权利，这要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才能讲清楚，讲到点子上，不然讲几年还讲不清楚。当然，经营开发具体做法，问题还很多，不要着急。

（来源：《文史天地》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