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胡耀邦亲自撰写讲稿

胡耀邦的讲稿大多是自己亲自动手撰写的。因此，他讲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那种笑话。不仅如此，就是别人把他的讲话抄错了或者打印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因为他对自己写的稿子太熟悉了。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1960年5月4日，首都青年和各界人民5万多人在故宫太和殿的大院里隆重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爱国主义斗争，胡耀邦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六亿中国人民是土耳其人民斗争的强大后盾》的讲话。这次讲稿的写作很不顺利，会议也未能按计划的时间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

1960年4月28日，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反对曼德列斯卖国独裁统治的大示威。紧接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军事基地伊兹密尔，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运动。

这次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大示威并不是偶然的。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曼德列斯集团出卖民族利益，积极追随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中央条约组织”集团，把土耳其紧紧地绑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曼德列斯集团在这个只有2700万人口的国家里，竟维持着一支60万人的军队。每年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六十都用于军事开支。在不到8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美国建立了120个军事基地。全国外债高达11亿美元，人均负担41美元。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物价直线上升，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土耳其爱国示威大爆发后，中央决定于“五四”青年节召集一次大会，由胡耀邦发表讲话，支持土耳其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为此，中央发出文件并通知胡耀邦做准备。耀邦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起草讲话，同时，北京市为召开大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接到通知已是五月一日，时间相当紧迫。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击，打印出了讲话初稿。五月三日上午，耀邦带着秘书李彦去向当时分管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请示。刘澜涛看了讲稿，表示很不满意，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重新再写一稿。耀邦回来后立即动手改写，他写一段，我抄一段，打字员打一段，一直不停地写、抄、打字，谁也说不清写了几稿，从五月三日一直奋战到四日凌晨一点。因为四日上午九点开大会，这时我们劝耀邦先去睡觉，我们继续抄清打印，到四日凌晨四点讲稿打印完毕我们才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耀邦起床后，就在院子里大声喊我：“高秘书！高秘书！”我睡得正香，听到叫声连忙起来。耀邦问：“你睡了几个钟头了？”我一看表，将近八点，就说：“才睡了四个钟头。”耀邦说：“四个钟头还不够啊？青年人睡四个钟头行了，别睡了。”并问：“稿子准备好了没有？”我说：“都搞好了，您去吃点饭，咱们八点二十分出发。”

大会会场早已布置停当。北京市几万名青年打着红旗从四面八方早早就向那里汇集，中央有关领导和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也陆续到达。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们准备的讲稿出了问题。八点二十分，李彦、李汉平和我随耀邦一起出发去参加大会。在车上耀邦要看讲稿，我递上一份。他看着看着“嗯”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漏了一段嘛！”

我和李彦顿时紧张起来。李彦也赶快拿了一份看。李彦说：“没有错，没有漏。”

耀邦说：“明明漏了一段嘛，怎么说没有漏？”

李彦坚持说：“说没漏就是没漏，您爱信不信。”

我当时头昏昏沉沉的，也说不清漏是没漏，所以没吭声。

这时耀邦问我：“带底稿没有？”

“没有。”我说。我压根也没想到带底稿，因为几个人校对的，谁会想到出错呢！

汽车开得很快，这时已快到故宫了。我说：“先送你们去会场，我马上回去取底稿。”

待我回到家拿底稿一对照，果然是漏了一大段，这一大段约300字。

当我取了底稿回到会场时，已经到了预定开会时间九点钟，未等耀邦开口，我赶紧对他说：“是漏了一段。”当时彭真在旁，那天他是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参加大会的。耀邦十分着急地对彭真说：“你看嘛，他们把我的讲话稿子打印时打漏了一大段。”又面向我问：“怎么办呢？”我说：“把漏的这段我给您补抄到您这份讲稿上，但主席台上的稿子和给记者的稿子都来不及改了，只能告诉记者报道时以您的讲稿为准。”耀邦表示同意，也只能这样了。说：“那你赶快改吧。”彭真又说了一句：“不要着急，晚一点开会。”旁边还有一两位领导同志也随着说了一句：“别着急，推迟一点时间开会没关系。”这才使耀邦平静下来，同一些领导同志打招呼、交谈去了。我则躲到一旁去补抄那一段讲话。开始内心很紧张，生怕抄的过程再发生差错。听到彭真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话，我的心情也平静了，宁肯慢点也不能再出错，不但尽量抄写工整，而且抄完后又校对了一遍。

由于这个差错的发生，大会推迟了二十分钟。

发生差错当然不是好事，但这也证明自己动手的好处。由于讲稿是耀邦自己设计、自己写的，而且修改了多遍，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哪里出了错。若是那种自己不动手，只会照本宣科的官老爷，就是出错再多，他恐怕是也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