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珊：胡耀邦同志为我平冤案

一
1978年9月，我在原禹县顺店公社西袁庄驻队，组织农业学大寨运动。这里是县卫生局的农村卫生工作重点，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大办沼气工作，也都是省、地、县的先进单位。
一天下午，县防疫站潘国政站长坐着卫生局的吉普车，风风火火来到村里。下车伊始，他就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老杨，北京来电话通知你去北京，你的罪熬到头了。”他在大队医疗室坐了一会儿，就让我坐车回县城。
北京的电话是县委宣传部传过来的，通知我去中央宣传部，复查我的“右派问题”。打电话的是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吴京，她告诉我中宣部现在的办公地址在钓鱼台15号楼。20年风雨过后，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二
到北京后，我借住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草草吃了早点，我就乘公交车向西郊钓鱼台国宾馆进发。
“钓鱼台”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它是“大跃进”期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1958年，中直机关组织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挖掘、疏浚位于阜成门外的玉渊潭。后在玉渊潭东岸建成了钓鱼台国宾馆。我也曾在这里挥洒过汗水。
钓鱼台国宾馆是接待外宾的地方。可是建成后不久，由于它风景优美，气候清新，居住舒适，饮食高档，引起一些国内政要的青睐。文革开始后，很少有外宾来住，这个地方被江青等人看中，“中央文革”小组全员进驻。这里成了“四人帮”策划篡党夺权阴谋的大本营。至于内部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机会目睹过。
车到甘家口站，我下了车。向南望去，钓鱼台国宾馆就在眼前。这时，我却忐忑不安起来。1973年去中宣部上访的情景，又在脑中闪现：那时的中宣部还在沙滩红楼。进大门后，看到的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中央机关，而是军民杂处的大杂院。经人引导我找到了中宣部留守处，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接见了我。当我向他递交申诉材料时，他却拒不接收。我说明来意后，他不耐烦地说：“阎王殿（指中宣部）的人，都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我们留守处军管组只负责留京的老弱病残人员的生活管理。你等他们回来了再来上访。”说完，他就拂袖而去。今天，我又来中宣部上访，等待我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
走进钓鱼台东门，迎面是一座建在水里的假山，院内路旁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花果，一幢幢红色小楼在树丛中忽隐忽现，显得幽静神秘。在门卫引导下，我在院东北隅找到了15号楼。楼门前站着一位青年女干部，她是接到门卫电话后下楼迎接我的。
在她引导下，我步入颇觉神秘的15号别墅小楼。楼只有两层，内部是纯木结构，木墙、木地板、木楼梯，全是棕红色。楼门对着是一个大厅，可能是会议室或会客的地方，门都关着，让人不见庐山真面目。我们上到二楼，被引进一间办公室。让座后，她倒上一杯茶就出去了。很快进来一位中年女同志，经介绍，她就是干部处处长吴京。吴京先礼貌地问了我的工作、家庭、生活等情况，然后就转入正题。“这次让你来京，是部里要复查你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她说，“这是胡耀邦同志，也就是胡部长决定的。胡耀邦同志上月来中宣部任职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干部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中宣部系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特别是‘文革’中，把中宣部称作阎王殿，成百上千的同志受到迫害、打击，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现在，部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由我牵头，主抓这项工作。”
“今年春节后，就收到你写给张平化部长的申诉信。当时中宣部刚恢复，千头万绪，没及时办理你的申诉。”吴京对我说。胡耀邦同志到中宣部后就郑重表示，要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处理的问题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给作出新的结论。可是在从军管组、专案组接收的档案中，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材料，也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寄来了申诉。她说：“你的申诉，胡耀邦同志看了两遍，认为很有代表性。中央很快就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我们中宣部不能在落实干部政策上当后进。”
最后，她让我回招待所准备一下，把我在《俄文友好报》反右运动中的详细情况，向中宣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汇报。
三
三天后，我如约来到中宣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这次接待我的是三个人，除了吴京和那位接待过我的女同志外，还有一位男同志。吴京同志介绍说，他叫李敦白，是从新华社抽调来的，也是我的专案负责人。
落座后，我们的谈话就转入正题。我首先介绍了《俄文友好报》整风领导小组强加给我的五条“罪状”，它是按照中央划右派“六项标准”精心炮制出来的。然后，我把“五条”的炮制过程及事实情况逐条作了介绍。
第一条：“反对统购统销，否定统购统销成绩，诬蔑统购统销搞糟了。”这是五条的核心，上纲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很大的煽动性。因为统购统销是城里人的保命政策。没有统购统销，城里人早就饿肚子了，也不会吃饱肚子来整搞统购统销工作的人。
事实是：我在1953年10月从禹县顺店区委调许昌地委后，参加了统购统销工作。我先是给地委书记纪登奎当联络员，跑省委、地委的统购工作试点，又跟地委书记去搞试点。后来，我又领地委一个工作组到黄泛区从事统购工作。我从未怀疑过统购统销工作的正确性、必要性和伟大的历史作用。说我“反对”“诬蔑”的根本动机是什么？根据是什么？我怎么说搞糟了，糟在什么地方？没有谁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说明和反问弄得整风小组成员下不了台。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说：“你在一次学习会上的发言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统购统销搞糟了。”记得那次学习会是我刚到北京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学习会，学习党的“八大”文件，在讨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时，就统购统销工作的总结评价，我作了发言，试图阐明总理报告的正确性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精神。我的发言在充分肯定工作成绩之外，也谈到工作的艰苦性和改造小农经济的艰巨性，也提到个别富裕农民严重的惜售思想。这在农村工作中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却成了我说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证据。
听了我对第一条“罪状”的申述，吴京、李敦白都笑了。那位做记录的年轻女同志却一脸茫然。
第二条：“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诬蔑机关支部的选举不民主。”
事实是：１９５７年年初，《俄文友好报》党支部委员会改选，支委会由五人增加为七人。头天向党小组发了一张候选人名单，共七个候选人，第二天（周六晚上，党的活动例会）就开会选举，并说明从七个人中选七名支部委员（即等额选举）。当时，我认为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出了“差额选举”问题，并强调党的选举要充分体现党员的意志，候选人要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后，再进行选举。而这次选举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我在党员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却遭到攻击。一位候选人说我不懂党规，还说我是教条主义。这就是我“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缘由。大家知道，我们通常说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那次选举既无“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反诬我反对民主集中制，我一直想不通。难道共产党员维护党章，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就是反党吗？
第三条：“攻击党的工资政策。说北京工资高，河南工资低；《俄文友好报》工资高，《河南日报》工资低。”
第四条：“诬蔑《俄文友好报》有的女同志打扮得像贵族小姐，孩子像贵族子女。”
这两条都是和我一同调到《俄文友好报》的一位河南老乡“揭发”的。
第五条：“同情‘右派’言论，与社会上右派相呼应。”
我在大鸣大放中的发言记录，找不出一句“右派言论”。我也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我作为报社的政治编辑，不但要采访运动进展情况，还要掌握一些动态性的东西。我曾到团中央、北京市委、人民大学、全国文联了解过运动情况，还听过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同志的介绍，也看过一些单位的大字报。回来后，作为工作汇报，向所在部副主任谈过情况，他是从记者部派来的。记者部主任是整风办主任。整风初期，记者都外出采访。反右开始，记者部全员回来参加整风办，整风办被称为“打人部”。我所在部的副主任指定人将我汇报内容整成材料送到记者部，写成一张大字报，题名是《共产党员杨恒珊与右派分子相呼应》。我说：“别人的言论我一汇报，就成同情。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那么多‘右派’发言，都是同情吗？”记者部主任答复说：“人家是受权发表，你是主动转述。性质不一样。”这就是第五条的炮制经过。
我的汇报和说明持续了一个上午。就要结束时，胡耀邦同志从外边开会回来，特意绕过来看看我们。吴京同志向他介绍了我，胡耀邦同志主动伸出手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受委屈了！党会还你一个公道！”又说，“你们《俄文友好报》的情况我过去知道的很少。好像办了不长时间就停刊了。”我说：“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０年，大约有五年吧！”他关注地说：“你有时间也向我们介绍一下。”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就告别了。
四
过了两天，部里又电话通知我去钓鱼台。这次是让我看落实政策办公室写给中宣部党组关于我的复查报告（草稿），要我对事实部分进行核查，对复查结论是否有意见，看后在上面签字备案。我记得报告中有一句话是：“所谓五条结论，全是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杨恒珊同志对强加给他的所谓结论，一直不服，拒绝签字，在下放期间一直坚持上诉。”我看完后，郑重签上过去只在“检讨”“检查”中签的“杨恒珊”三个字。签字不久，中宣部的改正决定就颁发了。决定是吴京同志给我的，决定除推翻原《俄文友好报》编委（并报经原中宣部党委批准）的错误处分决定外，明确要求恢复党籍及原工资级别。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是党内正义的伸张。我流泪了，不是感激，是看到中国共产党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的一种欣慰。
离京前我去钓鱼台向吴京等同志告别。并请转达我对胡耀邦部长的真挚谢意。吴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开了，胡耀邦同志在忙会务，很少到部里来。你的改正决定是胡耀邦同志亲自签发的……”吴京要我将《俄文友好报》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处理的人员名单提供给她，我照办了。我向她提出工作安排问题，她说：“一般是回原工作单位安排。你们报社撤销了，人员也分流到各地，还有不少同志下落不明。你的工作过一段再说吧！”我只好告辞回到河南，被安排到地方工作。
时间过去３０年了，胡耀邦同志逝世也快２０年了。在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年的时候，当我们欢呼祖国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会永远怀念敬爱的胡耀邦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