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间，位于河南省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购进一批北京鸭，交由“团报”连饲养管理，我便有幸当了回儿“鸭司令”。还有一位小青年杨长顺。

7月中旬，当地发大水， 1400多只小鸭被困在鸭房里，一天一夜未得食。不知是饿的还是着了凉的缘故，此后它们得了一种怪病：光长脑袋，不长身子，全都变成 “一头沉”。因此，跑起路来栽跟头，扎进水下上不来。“鸭师傅”胡士海对我们说：“这群鸭子，只有喂‘虫’儿，才能得救。不过这种活儿你们干不了。” 我一听，急了，连忙说：“我是农民出身，又当过兵，还有什么样的活儿干不了？快说！”胡师傅没有正面回答，却当着我们的面儿作了一次“示范”表演，以测试我们有没有干这种活的勇气。原来他说的“虫儿”，就是厕所里面的蛆。这蛆，光能捞来不成，随后还要经过多道烦人的工序。首先是，光着脚丫子把腿伸进装蛆的木桶里，咣唧咣唧地踩，踩一阵，将蛆捞到另一只木桶里，倒进清水，再踩，大约踩五六遍，直到将蛆肚子里的粪水全吐出来为止。我们看到，胡师傅在他踩的过程中，蛆顺着他的腿呼呼悠悠往上爬，不得不停地用手往下扒拉，这叫“淘蛆”。接着，是“扬蛆”。就是将淘过的蛆，用手抓着，像撒稻籽一样,将蛆扬到水面上，再赶鸭子下水吃活食儿。看胡师傅捞、踩、扬蛆，我们不禁目瞪口呆。但是，“五七”战士不能说熊话，为这群北京鸭的“命运”着想，我还是拍着胸脯，把这一套活儿揽过来。

从此，我每天担着一对木桶，早出晚归，走乡串屯五六十里，到老乡厕所里捞蛆。因为蛆这东西惹人膈应，有的群众见我进村来，就赶紧用草木灰或土，将厕所里的蛆盖上。尤其是赶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就更令人厌恶，便放出狗来追咬。狗仗人势。时间长了，村里的狗不用主人指挥，一见我便成群狂吠着向我扑来，光是捞蛆用的竹勺子就不知被狗撕碎了多少把。还有，由于我每天捞蛆、淘蛆、扬蛆，时间长了，身上总有一股子令人恶心的气味，有时，人们见了我都捏着鼻子通过，或者老远就躲开了。当然也不都如此。有一次捞蛆捞到一所学校，不少师生前来看热闹，其中有位老师以为我是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便问我：“干这种活儿，一天给记多少分儿？”当他们得知我不是生产队的社员，而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时，立时引发了小小的“轰动”，从此，校里规定，为了给我创造条件，不再往厕所里撒石灰灭蛆了。

有一天下乡捞蛆，在返回的途中遇到瓢泼大雨。这时团中央干活的同志跑到一个地方避雨去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动弹，但见他蹲在田埂子上，头上顶着块塑料布，任由大雨浇泼。雨一过，他撩开塑料布继续插起秧来。定睛一看，原来这人是胡耀邦同志。我见跟前没有别人，便对他说：“耀邦同志，请保重身体！”那时他还未“解放”，听了“同志”二字，先是一愣，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我：“你是哪一个？”我说：“我叫方培恩，是团报记者，你忘了，前几天咱们还见过面，讨论过问题呢。”他用指头点点脑袋：“噢，想起来了，你的话最多。我来问你，担着木桶干啥子？”我说：“要知道我在干啥，请过来亲自作调查。”于是他甩掉手中的一把稻秧，歪歪斜斜地走过来，搬着木桶一看，不禁惊叫起来：“蛆！要它干么？我敢说，这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我说“不对吧，不是说，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吗？”耀邦同志会意地笑了。我告诉他：这些东西看起来恶心人，但是淘干净了，鸭子吃了可以得救的。他听了我说的鸭子怎样得了种“怪病”和捞蛆、淘蛆、扬蛆的全过程，特别是被狗追咬的一些情况之后，又点头，又感叹，表示同情。

这时雨又开始下了。在过一道田埂子的时候，我不慎滑倒了，两桶蛆一桶倒在水田里，蛆遇水，迅速扩散，已无法收回。另一桶倒在田埂子上，蛆和着泥水顺着埂坡往下淌。这时我不顾一切地用双手往木桶里收。结果，胳膊、腿上甚至身上都爬上了蛆。团中央同志闻讯前来看热闹，他们吆三喝四，看上去比我还着急，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下手帮忙。收完蛆，有一位同志问我“蛆爬到身上怕不怕？”我说：“开始也怕，特别是淘蛆，脚丫子一伸到蛆桶里，顿觉全身麻酥酥的。现在不怕了，心想反正它钻不进肉皮里，一扒拉就掉了，也就不怕了”。

大概这位同志是想听我说几句“闪光”的话，可听我这么一说，便失望地摇了摇头，潜意似乎是“事迹生动，觉悟不高”。但耀邦同志却是另一种评论：“这是个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

这年初秋，干校里有一种传说：共青团“九大”要筹备召开。还说，党中央有人提议，让胡耀邦牵头，起草一部新团章。 对于这一传闻，我们这些团报记者特别关心，因为如果传闻属实，一方面说明，耀邦同志的“问题”已作为内部矛盾处理。接下来可以解放一大批共青团干部，另一方面，《中国青年报》将随之复刊，我们这些尚还年轻的记者可以重操旧业了。

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人结伙去校部逛商店，路上遇见胡耀邦同志，便围住了他，急不可耐地问他那传闻是真是假？

耀邦同志点点头说“是真的”但又说：“叫我40天写部团章，我完不成。”

“40天还写不出个团章？”我们这些善于写东西的人，显然不理解。

耀邦同志笑着说：“若就那么写一下，四个小时都用不了，但要理解它，40天不行，4个月也不行。‘八大’团章至今已有10年你们谁理解了它？”

这时有位同志半开玩笑地说：原来你还未跳出那旧团章的圈子，还舍不得丢弃它，砸烂它！”

“为什么要丢弃它，砸烂它？”胡耀邦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本团的“八大”通过的红皮团章：“现在我来考考你们，团章总纲第一条是什么？团员义务第一条又是什么？”

我们几个人被问住了，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

胡耀邦同志说：“看来你们都得打屁股了。天天搞大批判，竟然不知这两个‘第一条’。” 接着他翻开团章头一页，“现在我念给你们听一听：总纲第一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团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团员义务第一条，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请问，就是在党章中，有这样明确的表述吗？有了这两个‘第一条’，就不该丢弃它，砸烂它。”又说：“当然啦，理解了它，不一定都实行了。在这方面我是有错误的。我曾经对你们说过，当记者要做老实人，要实事求是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对客观矛盾不分析、不研究，就要动手解决它，这不是老实态度。”

干这个活儿，为了得到人们的支持，我给自己规定了两条：一是在人们用餐吃饭时间，不进村、不入户，避免让人恶心；二是随身带上铁锹、扫帚，捞完蛆，将厕所四周收拾干净，就是无蛆可捞时，也该垫的垫，该扫的扫。这样虽然增加了一定的劳动强度，但因此走近了农民，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还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果不其然，正像“鸭师傅”说的那样，这群鸭子吃到“高营养”的“虫”儿以后，“一头沉”的问题解决了，再经一段时间复壮性的饲养管理，全长成3斤以上的大鸭子。其中700多只母鸭每天产蛋100多斤。

1986年7月15日，我随黑龙江省长侯捷同志到牡丹江采访，侯省长告诉我：这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出国访问的归途中，要在牡丹江停留一个时辰，他得前往拜会。我请示省长：“我也去，可不可以？”侯省长说：“那有什么不可以。你们不还是老相识吗！”这时刘秘书多了句话：“你还不如跟他约定个时间，争取多唠一会儿。”我听了刘秘书的话，请省长带去一个“纸条”，大意是：“尊敬的耀邦同志，我叫方培恩，就是当年在黄湖‘五七’干校捞蛆喂鸭子的那个人，现在是黑龙江日报记者。今听说你来到我们家乡，可能的话，我想见见您。”听省长秘书说，耀邦同志看了纸条以后，马上记起我这个“捞蛆的人”，连忙说：“人在哪里？快来！”可惜那时也没有手机，等到刘秘书找电话通知我，我再找车赶到北山宾馆时，人家一行人已经登上开往北京的专列了。（方培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