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迈南：忆胡耀邦同志二三事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四人帮”正在全国猖獗一时时，我和胡耀邦有过几次接触。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正直的为人，不向“四人帮”妥协的气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新华社作报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四人帮’”正在全国猖獗一时时，胡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他在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时间不长，我作为采访这个部门的记者，有幸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那种正直的为人，绝不向“四人帮”妥协的气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上任不久，便着手主持“汇报提纲”的撰写工作。当时，正是“四人帮”垮台的前夕，他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是非常重视宣传报道工作。有一次，他约见了我。他说，他读了我写的有关数学家陈景润的大量内参报道，言谈话语中，他对这些内参稿件表示了赞许。并表示，希望我能与他合作，做好有关中国科学院的宣传报道工作。

就这样我与胡耀邦同志相识以后，他对我表示了信任，并不时地把他正在主持草拟的“汇报提纲”送给我一份，我及时传送给了新华社的领导同志。

当时，朱穆之和穆青等同志看过后，认为很好，他们希望我能邀请胡耀邦同志到新华社来作报告，请他进一步阐述“汇报提纲”中的观点。

过后，我向胡耀邦同志转达厂新华社领导同志的盛情，他欣然接受，随即亲自来新华社，给编辑记者们作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报告。与会的编辑记者们对胡耀邦同志旗帜鲜明地与“四人帮”抗争的凛然正气，以及渴望尽快恢复科学研究正常秩序的心情都印象颇深。会后，也有人贴大字报说，我这样做，是把“黑线”引进了新华社，我未予理睬。

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胡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同志对我说，他们要离开科学院了。梁金泉说，胡耀邦同志在已经知道自己受到上面批评，即将卸任时，仍念念不忘和“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代理人柳中扬、乔林等人作斗争。为此，他特别约见了被造反派“结合”到革委会里的老干部王光伟。他叮嘱王光伟说：“你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我们走后，希望你能坚持真理。对乔林（科学院造反派头头）他们的倒行逆施，要寸步不让！”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事后，梁金泉同志着急地说。

“那我不管，反正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胡耀邦说。

关心《华罗庚传》的写作

时光匆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胡耀邦同志走马上任党中央领导岗位后，我因写作《华罗庚传》，又和胡耀邦同志有过几次接触。

在这期间，记得有一天，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遇见了他。当时，他一扫“四人帮”当道时的郁闷情绪，精神显得格外振奋。大会开幕前，在休息室里，他找到了我，给我看了他的讲话稿，他笑着对我说，希望我能编发新闻予以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演说中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两句话：“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

过后，我在新闻中摘编了他的讲话，请他过目修改后，交给编辑部对国内外播发了。

1981 年春天，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胡耀邦在讲话中，对科学家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因故未能参加那次座谈会，会后，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胡耀邦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随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举手赞同您的讲话，早在 1972 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不但不容易，而且有风险；在业务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而且即使一篇不写也混得过去。在实际中解决得了问题与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何去何从？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何况还有人品头论足呢！”

华罗庚在信中说，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往他搞一个理论分支，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已经 20 年了，才略窥门径。十年浩劫期间，尝到些甘苦，虽受迫害而心肌梗塞过，但谤兴毁至浑不怕，能为人民甘之如怡。

华罗庚还说，法国在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除评价他的纯理论工作外，认为他在应用方面有极端的创造性；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应用数学专家宝莱克博士建议出版他的应用数学专著……

他在信的最后说：“有生之年屈指可数，愿集中力量做三件事：（ 1 ）为国民经济的数学应用；（ 2 ）理论研究（这也是达到应用的基础）；（ 3 ）把十年浩劫期间被偷、抄、散失的手稿回忆出一些写一些。年复－年，更时不我待矣！”

几天以后，华罗庚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胡耀邦在信中说：至于你谈到你今后工作的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

胡耀邦在信中还说：

“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它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孔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认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读了胡耀邦的来信，华罗庚很是兴奋，他因此提前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国内。

回国以后，华罗庚找到我说：“胡耀邦间志要我写出自己的经历，我写作有困难，你帮助我写吧！”

读完，他把胡耀邦写给他的信拿来给我看。

在这以后的 18 个月中，我除了上班完成报道任务外，业余时间便采访华罗庚和他周围的人们。一天，华罗庚把他的几代得意门生王元、陆启铿、陈德泉、计雷等召集到一起，邀我去新侨饭店吃了一顿饭。席间，华罗庚对大家说，胡耀邦同志让他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写出来，留给年轻人，他自己写起来有困难，请我帮助他写，他希望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大家能多向我提供素材等。

吃罢饭，我心想：这样一来就是说板上钉钉了，赶着鸭子上架了。在这之前，我只是写过新闻、通讯、特写一类的文章，对于写作数十万字的科学家传记，还从未尝试过。不过，好在华罗庚自己就是一位大写家，他聪明过人，不仅自学数学自成一家，闻名国内外，而且诗词文章都造诣颇深，我在采写他的经历的过程中，深深休会到胡耀邦同志建议的可贵：“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

一天，我问华罗庚为什么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美国讲学，还没有到期就提前回来了？他说：“噢，是这样，我从美国报纸上看到国内公布了胡耀邦同志给我的信。我心想：信都公布了，而收信人还在国外，这怎么行呢？因此，虽然美国的朋友们一再挽留，我还是坚决地提前回来了。”他眯缝着眼睛笑着说。

《华罗庚传》一书，在胡耀邦同志的热心提议和华罗庚教授的大力帮助下，我撰写完成了。出版之前，胡耀邦同志热情地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华罗庚传》，并以胡耀邦同志给华罗庚的信作为书的序言。

十分遗憾的是， 1985 年 6 月 12 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因心脏病发作，猝死在讲台上，他生前未能见到已出版的这本书。

《华罗庚传》出版后，我带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专程到华罗庚的家中进行了祭奠。进门后，见他的长子华俊东、儿媳柯小英等正坐在沙发上垂泪。他们呜咽着向我诉说了他们的父亲在日本逝世的经过。俊东哽咽着对我说：“爸爸生前常说，宁肯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愿死在病床上，想不到真的……”

华罗庚的老姐姐华莲青也颤巍巍地走来了。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每次见你来，他都很高兴，现在……”

“安息吧，华老！”我对着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恭恭敬敬地把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书名的《华罗庚传》捧到了他的遗像前，然后，怀着无限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华家。

回忆与胡耀邦同志和华罗庚教授的交往，深感天不假年的遗憾；同时，也使我从和他们的交往中悟出了些人生的真谛，那就是要抓紧有生之年的有限时间，多做些对后来者有益的事清。如今，华罗庚教授和胡耀邦同志都已驾鹤西去，但是，他们留给世人的可贵精神却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