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新：胡耀邦与大西南的开发建设

胡耀邦（ 1915-1989 ），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9 年，他随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进军西南，解放西南，开始了与大西南的深深情缘。此后至 1952 年秋，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川北建设呕心沥血。

1980 年 2 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

深入调查研究 弄清西南实情

1983 年 12 月 26 日 至 27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胡启立、倪志福、杨德中等的陪同下，深入四川、贵州视察工作。其间，云、贵、川三个省的省委和重庆市委的负责同志都作了工作汇报，胡耀邦在听取汇报时作了重要讲话，还在贵州单独作了报告。 1986 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 27 个部委 34 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 17 天的调查研究，并与三省区领导干部进行座谈，进一步了解了西南区情。他认为，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就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其实，在 1984 年 1 月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就已经提出了大西南的开发设想。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总面积 11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 1/9 ，如果加上西藏的 120 万平方公里，那就是 23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 1/4 。云、贵、川三省人口有 1.62 亿，占全国 1/6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防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 85% 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 600 多亿吨，一年开 2 亿吨，可以开 300 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 1000 多亿元，西南占了 1/3 ，使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说，中央对整个西南是非常关心的，中央领导核心对整个大西南是放在心上的。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原因，整个西南的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是比较低的，同许多省来比差距还相当大。 1983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 9135 亿元，全国 10 亿人口，人均 910 元。贵州是 380 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全国倒数第一。西藏人口少，人均也有 400 元。云南是 475 元。四川在西南是最好的，可人口多，人均 580 元，在全国是中等偏下水平。云、贵、川三省人口 1.62 亿， 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是 850 亿元。江苏省人口不到 0.6 亿， 1982 年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就有 800 亿元，差不多等于整个西南。山东省 1982 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 600 亿元，但人口只有 0.72 亿，比云贵川少一半多。这么一比，一个从人均总产值比，一个是挑两个省来比，差距就大了。所谓不利条件，胡耀邦认为，无非三条：第一条，交通暂时困难，贵州修了不少铁路，运量不大，四川也修了不少铁路，云南的铁路少一点，西藏还没有；第二条，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第三条，人民的家底还比较单薄，投资、集资有困难。人民富裕，家底越大，就越容易富。这三条困难，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困难。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 15 到 20 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正确理论分析 提出建设方针

在胡耀邦看来，看清楚整个西南对祖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西南的有利条件和暂时困难，正确的方针也就出来了。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方针呢？大致可以这样表述：从现在起，用 15 到 20 年的时间，把整个西南三省（云、贵、川），建设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存在，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独立存在，就是即使与外面的联系断了，这三个省也可以独立转动，同时又能支援全国。用 15 年就是到 20 世纪末、 20 年就是到 21 世纪初，办成这件事。

那么，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基地呢？主要有这样四个内容：

一是能源基地。首先是水电、火电。当时四川的水电、火电量是 410 万千瓦，贵州 200 多万千瓦，云南 150 多万千瓦，三省一共 760 多万千瓦。 20 年后翻两番，那就是近 3000 万千瓦。西南要争取成为全国建设最快、投资最少，而且污染较轻、规模最大的能源基地。

二是强大的重工业基地，即建成品种齐全、质量较高、能够独立作战的重工业基地。

三是能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需要、有西南地区特色的轻工业基地。一二十年内，西南轻工业产品要想从各方面同沿海竞争，并打入国际市场，恐怕比较困难，主要是要供应当时本地区近 2 亿人民生活的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些人民的生活需求，且又有自己的特色，国际市场、沿海市场才可能打得进去！

四是在粮食充分自给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林业牧业基地。

依靠两种力量 制定政策措施

提出建设方针后，胡耀邦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推动落实：促成三省四方的经济协调，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发大西南。为了尽快开发西南，胡耀邦认为，一方面当然要靠中央的决策和支持，另一方面要靠自己努力，要靠西南的同志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努力。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这个很难定，应该说是谁也离不开谁。要使中央的决策、支援同西南同志们的努力密切结合，不要扯皮，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重要。就是带着这个看法，胡耀邦在贵州找了云、贵、川三省的同志来座谈，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即云贵川三省加重庆市）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三省四方，一家出三人，轮流坐庄，互通信息，利益均沾，自愿互利，互相商量，三省四方通过就干，大家都有否决权。一年换一个地方开会，头年在贵阳，第二年在重庆，第三年在昆明，第四年在成都。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参加进来，三省四方变成了四省五方。

继续把经济建设推向前进，保持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好势头。关于经济发展，胡耀邦认为，我们的一条经验是，重点建设起了带头作用，农业起了推动作用，就像一列火车爬秦岭那样，重点建设在前面拉，拉着一列国民经济的车厢，后面有农业推，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得生机勃勃。重点建设带动了整个工业，而农业把轻工业和消费市场也带动起来了。西南应该充分发挥军工的作用，这样不需要多少投资，如果搞其他的就要拿钱，而国家又拿不出多少钱。可以采取重庆军民结合试制出重型汽车的经验，采取联合协作而不是新建工厂的办法，集中资金把能源、交通建设搞上去。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胡耀邦认为，要注意粮食问题，提高单产，但计划要符合实际，有利于农民的富裕。四川 1 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 8700 万，固定在土地上是富不起来的，需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从种植业中解放出来，第一搞养殖业，第二搞开发业，第三搞林牧业，第四搞加工业，第五搞服务行业，不然农民就富不起来。这就叫政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农业责任制向前发展，必然要有新的政策。用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止境的。电影《四渡赤水》中有首歌曲唱道：人是这样的人，枪是这样的枪，为什么能打胜仗？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为什么光打败仗？胡耀邦结合现实情况，把这歌词改为：“人是这样的人，地是这样的地，为什么现在能增产，过去为什么不争气？”他认为是指导方针的问题。

大力发展专业户，建设小城镇。发展专业户、小城镇是个大政策，比农业责任制更重要。发展专业户，就要给营业证，公安、粮食部门就不要把户口卡得那么紧。随着时代的改变，有部分农民逐步转到集镇去，其意义不亚于责任制。这个前途是无量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促进农民富裕的一大政策。胡耀邦认为，发展专业户、发展小城镇是继农业责任制之后的第二大政策，是促进农业分工、促进多种经营的第二大政策，是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就是要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从总体上说，最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是专业户，他们是农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果全国 8 亿农民永远捆绑在 20 亿亩土地上，是永远富不起来的，所以应该大力发展专业户。

抓好交通运输，打通长江，开发水运。胡耀邦认为，四川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但出口物资少，东西运不出去。长航 1 年进出口物资才几百万吨，比铁路还落后，没有认真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交通问题上，多少年来有个毛病，就是一心只想铁路——有个电影叫《庐山恋》，我们是“铁路恋”！结果投资大、工期长，而广大地区的农民利用不上各种运输工具，富不起来。要建设更多的铁路是对的，但不要只想铁路，还要多想一想水路、公路。西南有一条长江，没有很好开发利用。

长江从重庆往下，充分利用起来，等于多少铁路？古人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西南地区是“问君能有几多愁，两眼看着滔滔江水枉自向东流”。

1982 年 6 月，胡耀邦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一天看不到几条船。他认为，第一，利用长江水道可以直达青岛、天津、大连，甚至香港、日本；第二，可以搞集体的船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都可以搞船队开出去。买船，光靠国家预算没有办法。四川沿江两岸船工多的是，他们水性好，有技术。除了水运，公路也是一大出路。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进四川，修了几百公里的栈道，后来被破坏了，这对我们启示很大，要多想办法，找更多的出路。可以修建那种宽十几米、能走大吨位载重汽车又可走农民的各种马车、推车、自行车的公路。一条这样的大公路，一年运两三百万吨，投资比铁路省、见效快，既富了国家，又富了农民。贵州如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同广西、四川合作，往北往南各修三条这样的公路， 1 条三四百公里，每年两三百万吨， 6 条就是 1000 多万吨，搞得好甚至可以达到 2000 万吨，经济局面就会大不相同。赤水河附近也可以搞一条大公路，把泸州、赤水等县连接起来。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加强技术引进。胡耀邦认为，云南还有个缅甸问题，中缅关系搞好了，云南、贵州、广西也就好了。云南就有很多东西从仰光出口，四川也有不少东西可以出去。经济建设要搞，对外开放政策要坚持，我们过去几千年“夜郎自大”，夜郎就出在贵州这个地方。我们的技术不行，还需要引进国外的技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要知道世界最新技术，要经常跟踪世界先进技术。我们的技术落后，对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不知道。现在国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的叫“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写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我们要年年跟踪，最好是天天跟踪。我们各级搞经济工作的领导班子要有 1/3 的人懂外文，能看外国杂志。

普及教育，抓紧智力开发。胡耀邦认为，普及教育，要先搞师资。 1983 年，贵州搞小学教师考试，事先通知要考语文和数学，结果数学合格的才 7% ，语文合格的才 15% 。对于这个问题，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要调整研究。要了解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不能光喊口号。

保持清醒头脑 防止两种偏向

胡耀邦认为，在建设方针和目标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是不对的；另一种则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这方面我们有历史教训，时间短了不行。明年大上不行，三年改变面貌也不行。

那么，慢慢腾腾地拖下去，到 90 年代再上也是不行的。应该力争“七五”计划就开始，或者“七五”中期上。这就是说，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在时间上，西南应当比西北略为提早一点开发。所以，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西南云、贵、川三省，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 5 年怎么走、 10 年怎么走、 15 年怎么走、 20 年怎么走。先把情况弄清楚。要看到西南的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七八年间，不辞辛劳到西部各地考察，深入基层，具体指导，率先提出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构想，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寄予着他对大西南建设的殷殷期盼。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