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胡耀邦：领导干部要亲下基层

胡耀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自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曾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晋察冀军区四纵队、三纵队政委，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学主席

胡耀邦从小聪明过人，喜沉静，善思索，好读书，一直保持优秀成绩。尽管家境贫寒，初中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但酷爱读书的他，在马背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手不释卷。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胡耀邦常要强记、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中外古今名著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1937年9月，毛泽东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

胡耀邦是善于向书本学习的模范。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仍然潜心读书。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1976年7月唐山地震几天后，（我）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看这本书？”他解释说，这是要查核马克思著作中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无更精准的论述。此后，他又找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进一步研究。“胡耀邦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对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变得非常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胡耀邦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注重向实践学习是胡耀邦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是他学习的一面镜子。1988年12月，在湖南回忆起毛泽东时，胡耀邦恳切地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吗？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我当 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胡耀邦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身上，学到很多智慧。他说：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我们学主席。工作精神，我们学总理。研究大问题，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小平。

刻苦学习使胡耀邦快速成长起来。20岁就出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组织部长，24岁就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37岁就成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对共青团工作提出“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的指导思想和“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开辟了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他逝世后，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在此期间，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要敢讲真话、伸张正义

胡耀邦是一个胸怀坦荡、坚持真理、按党的原则办事，敢于讲真话、讲实话的领导人。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胡耀邦走马上任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面对“积案如山，步履维艰”的难题，他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表明以“会当凌绝顶”的决心展开工作。他要求大家恢复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胡耀邦提出：“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着‘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自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他采取的一个大动作是：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让他们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在一次会上发言中再次显出他的果敢。他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在那个时候，触动如此敏感的话题，足见胡耀邦的政治勇气。

80年代初，在中央纪委贯彻《准则》的座谈会上，胡耀邦严肃指出，纪律检查工作不要把成绩估计得过高。拿人民群众的话来讲，还有点勇气不足，劲头不足。他要求纪律检查委员会:“要面对严酷的事实，要得罪人，要敢于伸张正义。”他曾对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10亿人”。“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

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上，胡耀邦更加表现出坚持真理的勇气。1977年2月，“两个凡是”提出后，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予以转载。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

5月18日上午，党中央一名副主席召见中宣部、《红旗》杂志负责人开会，批评《人民日报》在理论宣传上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还说，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6月15日，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这一系列批评，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胡耀邦顶住压力。在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对胡耀邦给以有力支持。

7月21日，邓小平找时任中宣部负责人谈话，要求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文章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重要贡献。

想走遍全国所有县

“以民为天”是胡耀邦独特的人格操守和道德准则。综观他的一生，他的全部思想和实践，他终生的追求和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和激荡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民至高无上的道德精神。他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果断平反冤假错案，诚恳吁请小平出山，奋力推进战略大转移，披肝沥胆推动全面改革开放等，都是根据人民的呼唤，顺应党心民心之举。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把准服务人民的脉搏，他经常深入基层，广交朋友，加强同人民群众包括知识界和党外朋友的直接联系和坦诚交流，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亲自处理大量群众来信，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说过：“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都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

在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他曾对中央党校一位同志说：我做过军队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现在想专心研究一点经济问题，从县一级研究起。中国幅员辽阔，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用解剖一个麻雀，树立一个典型，像大庆、大寨，全国都来照搬的那个办法搞现代化建设，看来不行。我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进行比较研究。当时全国有2500个县，走遍全国所有的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胡耀邦看来，“到下面去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第三步要研究群众的经验，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胡耀邦调查研究的第一类地区是首都北京。1980年2月，胡耀邦就任党中央总书记。4月，他就集中若干天时间考察了北京，包括地铁建设、平谷的许家务村、密云水库、昌平、延庆和官厅水库。一路上，与北京市、县同志边看边议，交换意见。这次调研对胡耀邦启发很大。他认为，首都只有一个。因此要有一个同其他省市差别很大的首都建设方针。应该把首都建设成为：1.全国、全世界社会治安最好，社会风气（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2.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城市，全世界上等的城市。对全世界具有吸引力。3.全国文化、科学、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全世界有数的城市之一。4.经济繁荣，生活方便和安定。经济建设要服从前面三条。

胡耀邦关注的第二类地区是西藏。1980年5月，他来到拉萨考察。胡耀邦告诉西藏的同志，请你们搞个“西藏10年规划的初步设想”，全国各省都等中央规划不行。我们要抓一个首都，抓一个西藏，内地省份抓一个省就可以了。

胡耀邦关注的第三类地区是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1986年初，他利用春节前半个月时间，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考察访问组，到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2月4日上午，胡耀邦一行乘机到达贵阳，下午就换乘面包车奔波4小时到达安顺。当晚，召集会议，把考察访问组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贵州毕节地区。第二天清晨，胡耀邦一行就乘车出发，沿着曲折的山路在滇、黔、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尽管他已年过七旬，但每天仍争分夺秒地工作。

几天中，他先后听取了8个县的工作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此后，赶到黔桂交界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慰问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由于旅途劳累，胡耀邦当晚开始发烧，体温达到39℃。2月10日上午，胡耀邦身体刚刚恢复就不顾大家劝阻，坚持继续调研。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当晚到达广西百色后，随即与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胡启立以《人生、人格、人心》为题撰文称赞：“耀邦一生襟怀宽广，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都是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他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他至真至纯，有时近乎天真的程度。他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点也不世故圆滑，他几乎不知阴谋、权术、机巧、算计、出卖、诬陷为何物，以致自己被伤害了，也不屑听取闲言碎语。他心里始终充满了阳光，这阳光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连反对他的人都承认，耀邦是个光明正大的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