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5日，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忌辰，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家宝总理深情回忆1986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同志率考察访问组深入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夜访贫困群众的往事，细节描述真切感人，展现了耀邦同志求真务实、勤勉朴素的工作作风。读着读着，我忽然想起了1982年我曾经与胡耀邦同志还有过一段难忘之缘——他为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航船被拨乱反正，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行程。遵照省委马继孔书记的指示，我从省委宣传部调到省社联工作，负责《争鸣》杂志的筹建、编辑工作。那是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期，各种“左”的、右的观念相互撞击，斗争十分激烈。刚过而立之年的我，虽不谙世事，却一下子就“被”推上了思想理论战线的风口浪尖。

    大概在1982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被叫到一位省领导的办公室，他满脸庄重地向我传达了上级指示并交代任务：在《争鸣》杂志上“写篇重要文章”——号召江西干部要有更强一点的进取精神；同时再发表一篇关于九江平板玻璃厂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及耀邦同志的有关批示。领导告诉我，这都是贯彻胡耀邦总书记的最新指示精神，必须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认真完成好。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若没有正式下发文件，“一报两台”（党报、电台、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通常是不公开报道的。但耀邦同志的指示或讲话对江西工作显然很重要，特别是“开创新局面要有更强一点的进取精神”，对江西干部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于是，《争鸣》杂志就被选为半官方性质的媒体来“代劳”相关宣传工作。

    后来，从胡德平同志送给我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一书中查知：1982年10月下旬，胡耀邦同志到安徽视察工作；11月上旬他又去福建视察工作；接着他就回北京了。一直到年底，他都没有来过江西。但是，12月10号前后，他去看望过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一些地方去的老同志。可能就在那次会见谈话中，他说：江西是个好地方，老革命根据地，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同时，耀邦同志也对江西的干部工作提出了“开创新局面要有更强一点的进取精神”的要求。

     我虔诚地聆听领导指示后，心中既激动又感到有点犯难。当时《争鸣》杂志的定位是学术理论刊物，奉命而作时评政论，不能不带有“指导性意见”的浓重味道。但是，我对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竭尽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非常敬佩，所以在写“开创新局面要有更强一点的进取精神”那篇急就章时，内心深处是充满景仰之情的。但是，在《争鸣》杂志上再登载一篇关于九江平板玻璃厂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文章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既发表上级领导对工作要求的文章，又放上去一篇单位的总结材料，那不把《争鸣》的学术理论刊物性质给改变了吗？而且，我仔细琢磨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他只是有个程序性的意见，并没有明确肯定那份总结的经验。在向当时省社联两位专职领导同志汇报我的想法后，他们也觉得不大合适，商量了老半天，领导决定以我个人名义直接给耀邦同志写一封信，请示有关文章和他的批示“准备近期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是否可行？”

    挂号信是通过中央办公厅转呈的，大家也只当作走个程序，所有文章编辑、排印工作仍按领导交代的意图照常进行着。可就在那封信发出约一周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一位值班同志直接打来的电话，他按照中办电话记录转告我，郑克强同志给耀邦同志的信已收到，耀邦同志对《争鸣》杂志准备登载九江平板玻璃厂经验一事明确指示：文章和批示都不要刊登，那样做不好。我懵然放下电话，真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上级领导直接交办的事情总书记不同意了呢？

    九江平板玻璃厂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文章最终没有在《争鸣》杂志上登出，但我的心里一直存有不解的疑惑。大概过了20多年，我才从许多渐次发生的事情中琢磨出那里面藏着的内情。当时，推出那篇经验总结的目的，是为推介九江平板玻璃厂某位负责人（县处级）进入上面领导班子造舆论。那位负责人后来一直做到了副省级、正省级干部；再后来，那位正省级干部又因腐败问题在江西以外的地方落马下狱。我搞不清楚自己当时是造孽还是积德，糊里糊涂干了一件不想干也没干成的傻事。

    耀邦同志是人不是神。我想，他当时对那位负责人也未必很了解，但肯定知道《争鸣》杂志请求发文章、批示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对一个学术理论刊物“不务正业”的、莫名其妙的宣传方式甚为不满。事情过去近30年了，尽管耀邦同志对“我”的请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我却从中真切感受到了他的组织原则、凛然正气与崇高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