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77年胡耀邦同志的一席谈
2006年, 我到美国旧金山硅谷女儿家探亲, 这是我一生最清闲的几个月。在圣荷塞市一个社区图书馆看了不少史料, 回忆了自己70年人生道路, 也想了不少问题。
大概由于出生革命家庭, 父亲、兄长先后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新四军, 所以我受到党团组织信任, 1950年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4年就参加了共产党, 是芜湖市青年学生中的首批党员。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影响, 慢慢把自己培育成了党的驯服工具, 每次运动中都在积极分子行列, 参加过内部肃反、反右派、反右倾、整党、整 “三类社”、 “四清”运动等等。反思自己, 基本上是幼稚的 “左派”, 还以为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父亲是北京政法学院工作组长, 由于 “清水捉鳖”不力, 受到批评, 并被处分。我哥哥在金华 “支左”,也犯了 “支保”的 “路线错误”, 又因 “态度不好”被点名批判,调到北京 “学习”。姨父在安徽被点名为 “黑手”, 更是被军管数年。三舅舅在铜陵被开除党籍。我受到批判, 是 “修正主义苗子”, 爱人也受到批判。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 “文革”运动冲击得支离破碎, 一度有家不能归, 全家团不了圆。因此脑海里存在着不少疑虑: 真有这么多走资派? 阶级斗争要搞到哪一天?
1977年有幸在中央党校胡耀邦家 ( 时任常务副校长) , 调查安徽一位女同志1974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情况, 胡耀邦的一席话, 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 使我从 “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懂得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命根子, 坚持实事求是是全党的事, 每个党员都有责任。
万里同志来安徽主持工作以后, 省委组织部成立了清查办公室, 我在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分工我和胡冰同志到北京调查曾任安徽省革委会常委的王有香的问题。我们在北京住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天, 我和胡冰同志前往中央党校, 经门岗传达询问, 征得胡耀邦同意, 我们来到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家。一进客厅, 给我一个永远难忘的印象, 他的客厅四周的书桌、办公桌上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我到过一些高级干部和名人大家的家中, 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书房和同时翻看这么多的书。我好奇地慢慢走进去, 察看是些什么书, 书都翻开着, 有的用卡片夹着, 有的用纸条插在中间, 基本上是马克思等经典名著和一些理论书籍, 还有毛泽东选集和一些单行本。后来我才知道, 他当时用中央党校的 《理论动态》为武器, 正在指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动态》先后发表了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等许多篇重要文章, 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开启了禁锢的思想, 冲破了 “凡是”的谬论, 引来了改革的阳光。
我们在胡耀邦同志的对面落座后,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们调查谁, 我说是调查王有香。他问王有香有什么问题, 我说她在蚌埠铁路分局领导 “批邓”有扩大化的问题。他说什么叫扩大化, 我举了简单的例证。然后他问: 你批邓了吗? 我说批邓了。他问胡冰同志, 胡冰同志也点点头。接着他说: “是呀, 你批了, 他也批了, 我也批了。我们大家都批了, 为什么我们批了没有事, 王批了就要查她呢? 批邓是中央决定的嘛, 党员批邓是执行中央的决定, 这没有什么错, 责任在中央嘛! 下级服从上级, 党员服从组织, 这是原则嘛。你们说是不是? 下面的同志哪知道还有一个‘四人帮’呢。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 王有香同志很尊重我们老同志, 我们在一个组学习, 她表现很好。所以学习结业时, 我还请她到我家吃饭。你们带个信给省委, 对王有香同志不要去追究了。”他又关心地问了曾在利辛县任职的孙邦昌。我简单介绍后, 他说, 孙邦昌不可能和 “四人帮”在政治组织上有联系, 他是农民意识, 一人当道, 鸡犬升天, 主要是教育教育。今天我们回忆这段话, 年青的同志也许觉得很平淡, 可是30年前,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 说这些话是很有风险的, 不是硬骨头, 是不敢说的。
我从中央党校在回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路上, 心情久久激荡。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家的无私无畏、心地宽广、实事求是、敢说敢当的政治品格。胡耀邦同志不时地抽抽烟, 不时地望望我们, 他那平等、谦和的谈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使我终身得益, 懂得了什么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在社会生活中、党的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懂得了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 要立党为公,要敢讲真话。
不久, 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干部, 尤其是老同志, 用隆隆的鞭炮声欢迎他。他为平反冤假错案日夜操劳, 抓政策落实, 抓重大案件。他不是只发指示, 更不讲空话、套话, 而是从实处抓, 一块块、一批批、一件件去疏理。他在亲自抓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案 ( “文革”期间, 涉及薄一波等61位老干部的重大冤案。1978年12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 彻底平反) 的过程中, 提醒党内同志不要总爱跑热门, 而要跑冷门, 要做 “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 “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他听说各省都有一批疑难案件迟迟难结, 就决定召开疑难案件座谈会, 以促进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速度。我随省委组织部一位部长两次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在百废待兴、万事待理的日子里, 胡耀邦同志经常亲自参加座谈会, 在一个个案件的疏理、讨论中, 他平等地听取同志的发言, 也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即使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语言偏激, 他听后也开导再三,而不是以势压人、以权为大。他先后召开了七八次这样的会议。
就是在胡耀邦同志决心大、措施力、方法当的坚强领导下, 使得解放后形成和积压的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得以很快平反。
一天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上午座谈会结束, 他在过道里看到我, 望望我后说, 你这个同志我们在哪里见过面。我说是的, 我到你家调查过王有香。他说对, 你是安徽的同志。你是来参加座谈会的? 我说是。他问你们的思想可通了, 我笑笑说通了。他说那你带个信给省委, 你们安徽有个老同志叫钟伟。我说我知道。他说, 他打仗有功, 就是生活作风有点毛病, 不必处理了, 中央马上要调他到北京任职。我们从北京回来不久, 钟伟同志就调到北京了。胡耀邦同志对历史的尊重, 对人事的辩证态度和负责精神, 永远记在我心中; 他的言行也教育着我要正确对待历史, 正确对待同志, 正确对待历史案件。
中央组织部为促进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加强了宣教干部局。我省中学教师吴柏樵因 “文革”受冤, 到九华山要出家为僧, 佛教协会不敢收留, 他就自己剃发为僧。九华山佛教协会专门为他的事写信到中央, 胡耀邦同志批示中组部宣教干部局来安徽查实。宣教局派了王子冀、胡建华同志来皖, 我陪他们上山调查, 并到贵池殷家汇找相关单位了解情况, 又直接和
在胡耀邦同志的有力推动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了 “老九”, 个个脸上充满阳光。我们对知识分子也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安徽财贸学院 ( 蚌埠) 调研时, 一些专家、教授对我说: 你们不知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们到统战部如同回到了家, 可以说说笑笑, 无拘无束; 我们走到组织部门口时, 往往会轻手轻脚, 很快就走过去, 怕说我们偷听什么秘密。听到这些话, 我和同事们很伤感。当时我已到省委组织部三处工作, 三处主要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 在胡耀邦同志的教育和感召下, 我们写了一篇 《组织部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家》的评论性文章, 受到了中组部的首肯。
我写这段回忆时, 本不想写一些同志的名字, 编者打电话给我, 说最好用真名。我给王有香同志打电话, 说了这篇回忆文章的大意, 请她同意。她说: “我一直想写回忆胡耀邦的文章, 可是我是学工的, 写不好, 您写出来, 我十分高兴。”她说孙邦昌已经离开人世了。
(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文联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