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是老垦荒队员倪新华，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艰苦创业与光荣自豪同在》。

如何界定发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垦荒运动？也就是说，上海青年为什么到江西垦荒？

研究学者们认为，这是由一批有着为国分忧情怀的热血青年发起的爱国运动，既是一部人民群众向贫困宣战的艰苦创业史，也是一部人民群众创造奇迹的垦荒创业史，共青就是这部垦荒创业史中最精彩篇章之一。

为什么说当年的垦荒运动是一场青年爱国运动呢？因为当年积极参与垦荒的城市青年，是抱着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国家粮食供应困难、为国分忧的想法发起垦荒运动的，并有着极其严峻复杂的历史背景。先说当时的国内形势：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和大办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方针。但是，1953年和1954年两年粮食减产，记得1954年大水比1998年还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经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同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已经被就业和粮食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上海更是面临重重困难：国民党当局飞机的轰炸，不法奸商、敌人特务的破坏，特别是由于原料短缺而导致的工厂开工不足，造成了大批人无法就业，1954年上海无法就业的青年已经达到了60多万人。为此，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在文化广场的万人大会作报告时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大困难，上海是国家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个包袱，我陈毅一个人背不起，希望广大党员、人民帮我背，特别是希望青年人帮我背。”当然，这只是当时新中国内忧外困的一个缩影。

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是：作为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受到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包围，还有经济封锁，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谓百废待兴、举步维艰。

大约在1954年下半年，我国政府派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到前苏联参加一个大会，当时苏联由赫鲁晓夫执政，他对周总理说让中国派一万青年到西伯利亚开荒，当时总理没有表态，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事情，毛主席听了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国家也有许多荒地，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开荒？于是找了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理解主席的意图，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上作报告中提到垦荒这一事情，到祖国边陲拓荒种地多打粮食。会后，北京青年积极响应，以杨华为代表的北京青年开赴黑龙江萝北县北大荒开荒。这消息传到上海后，1955年5月中旬，上海市召开第一届上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李琦涛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北京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去北大荒。我们要向北京青年学习，会议期间以陈家楼为代表（吴爱珍、石成林、吕锡令、韩巧云）5人提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垦荒的倡议书，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这一消息。倡议书一提出就得到上海广大青年热烈响应，青年们纷纷到居委会、区政府报名，这件事轰动了上海滩。事前，政府领导他们估计，上海青年去农村垦荒简直不可思议，上海青年娇气，吃不了这种苦，可是有一万多人报名，还是预想不到的。然后通过严格政审，体检，最后确定了1000多人通知到华东团校培训学习。内容是为什么到江西垦荒，体验江西生活，吃辣椒，南瓜汤等。

1955年9月下旬，陈毅市长到北京开会，将上海青年踊跃报名垦荒的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高兴，在与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商量此事时，考虑到上海青年都是南方人，如果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去垦荒会水土不服，便建议让上海青年到安徽去垦荒。周总理提出江西是革命老区，当年为革命战争大批青壮年参军牺牲了，人口稀少，荒山荒地多，而且自然气候与上海也较接近，认为上海青年到江西垦荒更合适，毛主席非常赞同，于是就决定了上海青年到江西垦荒。

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上海青年到江西垦荒的决策后，在江西垦荒的选址工作也随之展开。上海市政府领导、副市长宋日昌带队，到江西与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同志商量，邵省长的意见是去井冈山，那里田多人少，战争年代牺牲了不少老百姓，田地全荒芜了。上海市便派考察组前往井冈山进行考察，发现井冈山不通公路，都是羊肠小道，交通很不方便。考察组回到南昌后，向邵省长汇报了考察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邵省长思索良久说，那就到九江德安县吧，那里通火车，又靠九江，通长江水路，交通要方便一些，这样最后确定垦荒地点就放在了德安县。

为了进一步了解江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也为了防止上海青年到了江西垦荒后，因生活不习惯而做逃兵，上海市民政局、团市委、劳动局联合派人，由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徐心葆带队，带着我和沈仁昌、陆士达等5个人，先来江西体验生活、考察垦荒点。我们分别到了德安县的城郊八里乡、河东乡、宝塔乡、聂桥乡等地，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晚上睡在当地老表家，夜里能听到老虎叫、野狼嚎，早上起来还有野鸡叫；老表们主食是红薯煮稀饭，难得吃一次干饭，也是糙米煮的，下饭菜是辣椒、腌盐菜、霉豆腐等。气候虽然和上海相差不大，但早晚温度较低。大概过了个把星期，我们回到上海，向正在华东团校培训学习的青年人汇报了考察情况。我当时年纪还小，领导就以我为例问大家，人家倪新华这么小年纪都能适应，你们年纪比他大的还适应不了吗？汇报结束后，主持人潘学锦当场宣布：“你们听了情况介绍后还怕不怕？如果怕，生活上吃不惯辣椒的可以不去，但是，一旦决定去了，就要一榔头打到底，不能做逃兵，要为上海青年增光，不能给上海青年丢脸……”

所以说我们来江西垦荒，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强制性，而且安置工作做的很周到。如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8元，做的工分自己得，医疗全报销，三年回上海一次报销路费，为了在江西成家立业，男女人数各一半。政府向我们交代得这么清楚，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决心用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改变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为了便于当地政府安排，共分三批下来，1955年10月15日，第一批打头阵的98名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从上海出发，来到了德安县八里乡的拖沟岭垦荒。从1955年10月至1956年元月29日，在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团市委的组织下，共计1013名上海青年，先后分三批来到江西德安垦荒（当时共青属德安管辖）。

对于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扎根红土地、艰苦创业的事迹，研究学者认为：这是一部热血青年坚守信念、矢志不移、追求理想的坎坷历程。在垦荒最初的日子里，没有房子住，我们自己上山砍树、割茅草、搭茅棚；粮食不够吃，我们挖荒山、开湖田，将上海团市委赠送给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 的红旗，插向一座座荒山、一片片湖滩；没有菜吃，我们一天三顿辣椒炒萝卜干、萝卜干炒辣椒……在垦荒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得到了意志的磨练和精神鼓励。

     1955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让老垦荒队员终生难忘记的日子。也就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八里乡垦荒的第44天，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专程到九仙岭下的拖沟岭，看望我们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和大家进行座谈，问大家农村生活习惯吗？茅棚住得惯吗？有的同志站起来说：我们住得惯。还说，茅棚万岁！耀邦同志笑着说：“茅棚只能住一阵子，今后农村要建设楼房，安装电灯、电话，实现农村机械化。”中午，耀邦同志和我们一起吃稀饭、盐炒豆、萝卜干，还应垦荒队员的请求，用破成两半的小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为即将成立的合作社命名并题字“共青社”。为了鼓励我们战胜困难、垦荒创业，耀邦同志还应邀，分别给垦荒队员们在小日记本上题字留念，我记得有些题字是这样的：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

   “做祖国的好儿女”

   “战胜困难、多想办法，把共青社办好”

    ……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后，还用他自己的稿费，给我们买了书、乐器和闹钟，与这些东西一同寄来的，还有耀邦同志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你们有的同志可能喜欢文艺，有的同志想爸爸妈妈了，可能还躲在被子里头流眼泪吧。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们，只能用这点微薄的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当时，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困难只能吓坏胆小鬼，不能向困难低头，而要向困难进军。

自从耀邦同志题写下“共青社”的那一天起，耀邦同志的关怀与鼓励，就一直伴随着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成长，也指引着意志坚定的垦荒队员，在最困难时能坚守自己当初的誓言，扎根垦荒、艰苦创业，他三次为共青题名（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两次踏上这片垦荒创业的热土，直至他的英魂长眠于共青城的青山绿水之中，永远深情地呵护着这方水土和人民。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尽管在华东团校学习时，我们都经常吃辣椒、萝卜干，以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也都了解当地山上经常有虎豹豺狼出没，江西老表中很多人长瘌痢头，沿湖地区的老百姓因血吸虫传染得大肚子病等等。但之后所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等难题，还是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其中有两件使我们难忘的事，是我亲身碰到的。大多数人初到农村，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农具，女同志怕牛。耕田时，老表一个人扶犁，我们三个人牵牛，老表就手把手教我们。1956年夏天抽二季晚稻，八月初碰到豹子咬鸡。

在垦荒创业初期，垦荒队员历经不少困难，却始终坚守为国分忧、艰苦创业的信念，积极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经过1956年一年的奋斗，垦荒队开垦荒地1700亩，“共青社”取得了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产品的双丰收，迎来了到江西垦荒的第一个丰收年。但是，第一个秋收的喜悦，仍无法抵挡恶劣自然条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艰苦的垦荒生活，还有内心日积月累的苦闷，加上水土不服等主客观因素，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一些跟随着垦荒队来的上海失业人员，开始闹回城潮，并影响到了部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为此，德安县委及时制定三条安置措施：一是将留下的垦荒队员集中到金湖乡，筹办金湖农场；二是组织部分垦荒队员，到德安县公路局的养路队去养路；三是安排部分垦荒队员，到德安县付山煤矿做矿工。

1957年11月份左右，德安县委将“共青社”迁到德安县与星子县交界的金湖乡，与第二、第三批垦荒队员组成的“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八一社”等合并，共计48名当年的垦荒队员，转战金湖乡筹办金湖农场，单独搞试验，吃食堂、集体劳动，展开了新一轮的垦荒创业。当年12月，成立了九江德星第一农场，到第二年的1958年4月，九江德星第一农场改名为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共青人从“共青社”从此迈进了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的发展阶段。

在随后的垦荒创业岁月里，共青人在历经种种困难与挫折、天灾和人祸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

1958年5月中旬，连绵大雨使得鄱阳湖湖水倒灌，加之博阳河上游来势汹涌的山洪夹击，将位于博阳河下游进入鄱阳湖河口的金湖乡，淹成了一片泽国，新开垦的900多亩农田，全部淹进几米深的水底，致使早稻颗粒无收。有大涝必有大旱，从当年的6月下旬起，鄱阳湖湖区100多天大旱，没下一滴雨，致使新开垦的500多亩山地农作物颗粒无收，本想自给自足的共青人，连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有了。当年冬天，勒紧裤带的共青人开始大规模灭螺开荒，又开垦荒滩2000多亩。1959年夏天，共青人终于盼来了一个大丰收年，全场早稻上交国家余粮41.7万公斤，位居全县第一，被德安县政府授予“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红旗。

然而到了1962年6月29日，这是所有老垦荒队员都谈之色变的日子：这一天的傍晚，连日的大暴雨致使山洪暴发，致使垦殖场5座联围相继决堤，淹没耕地良田8975亩，冲垮房屋34栋，受灾人口达到451人，德安县政府先后两次下拨救济粮和5000元救济款，才让共青人度过饥荒，有了生产自救的种子。1963年刚吃了一年饱饭的共青人，又被洪水盯上了。1964年6月25日晚，三合围在博阳河水的冲击下，再次决堤，堤内4163多亩丰收在望的早稻，全部淹没在水底，冲毁房屋87间，共青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家底，又一次归零……之后的1968年、1969年更是连续两年都遭到洪灾袭击，农业几乎绝收，刚刚由养鸭起步的板鸭加工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因连年亏损，总是向上伸手要救济粮，国营德安共青综合垦殖场被称为“恳吃场”，1970年4月被上级取消国营性质，随后又宣布解散，职工和家属可以投亲靠友，或迁往他乡谋生；留下来也可以，但只能自生自灭。共青是生存还是灭亡？是沉没还是崛起？成为每一个坚强留守的共青人，都必顺思考的问题。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共青人最终选择的是：垦殖场的国营帽子可以不要，但垦荒创业的步伐不能停，上级不让办垦殖场了，共青人自己办……于是，当年经历了场、社分家的共青人，将垦殖场从金湖乡迁到下属的南湖分场，在一片汪洋的洪水中，将场部设在木排上搭盖的临时棚子里，水中的电线杆上高高挂起了垦殖场的牌子，共青人再次白手起家，挺胸迈入了垦殖场自主创业的南湖时代……其实，这样的洪水天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更是给共青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翻开共青人早期的垦荒创业史，共青人与洪水这头自然灾害的猛兽，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搏斗和抗争；几乎每隔一年半载，二者之间就要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1973年下半年，德安县委组织全县劳动力2000多人将圩提加高加宽，把原来河道拉直，疏通河道，以抵挡洪水的侵蚀，确保粮食安全。

三次垦荒、两次搬迁、三住茅棚，尽管当年的垦荒队员中，大部分人因工作调动、上学，或迁回上海等原因而离开，但坚持留下的垦荒队员们，与德安县下放干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地农业社社员，以及1970年共青垦殖场成立后先后吸收的来自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省一批又一批青年一起，风雨兼程、历经坎坷、百折不饶、开拓奋进，不仅将垦殖场发展成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型农垦企业，成为全国农垦系统的一面旗帜；而且共青人从板鸭加工起家，到兴办羽绒厂发家，打造了“中国的鸭鸭，世界的朋友”等驰名海内外的羽绒制品名牌。

1978年9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京听取了垦殖场情况汇报，并题写“共青垦殖场”场名。198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省长赵曾益等陪同下，第二次踏上共青垦殖场这片垦荒创业热土，接见了全场干部和部分老垦荒队员，听取了建场以来的情况汇报，还参观了羽绒制品大楼和产品陈列室，欣然题写了“共青城”，赞扬了垦荒队员当年要在荒滩芜洲建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城市梦想，最终变成美丽的现实。

从此，共青城一步步发展壮大——1991年共青羽绒厂生产的“鸭鸭”牌羽绒服，在第二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获轻工产品金奖；“鸭鸭”牌羽绒服曾作为国礼，由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坤赠送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赖莎。199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同意成立共青开放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赋予管委会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资直接投资项目审批权；同年省委同意共青垦殖场由正县级升为副地级，共青羽绒厂被国务院发展中心等单位，列为1992年全国500家最大企业行列；共青女子龙舟队参加国内外的龙舟赛事，打遍天下无敌手……与此同时，共青垦殖场的地盘也越扩越大——1992年4月，德安县米粮铺乡划归共青城管辖；1993年6月，永修县江益镇划归共青城管辖；1993年10月，德安县金湖乡划归共青城管辖；2009年7月，永修县燕坊镇燕坊村、坪塘村划归共青城管辖。至此，当年的共青垦殖场完成了第五次版图的扩张。

今天的共青城，来之不易，通过几代创业者的努力，已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国家自然候鸟保护区、中国绿色名区、全国青年创业基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先导区。不仅如此，作为政治名城、生态美城的共青城，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第一批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第二批红色经典旅游景区”等，先后共接待过9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500余人次的省部级领导，以及近千万人次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青少年。

值得一提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代共青人历经艰难坎坷的垦荒创业征程，却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见证了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一代代共青人不仅铸就了“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精神，而且还使共青城成为江西发展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青年人的一面旗帜，成为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共青城已成为中国青年人创新创业的一个平台。一代代共青人敢为人先、敢于开拓、自立自强、攻坚克难、乐于奉献的精神品质，谱写出了一部催人奋进的创业史、奋斗史；一代代共青人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使得共青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总结共青的发展，我认为是，共青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困难中崛起，在崛起中发展。

现在我70岁了，已退休，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当逃兵！还有不少当年的垦荒队员，都没有做逃兵！就像是大浪淘沙，久经考验，虽然历经无数坎坷与曲折、艰难与险阻，但是我们兑现了当年扎根垦荒、一榔头打到底，开花结果的承诺。不仅如此，当年的垦荒队员中不少人，不仅自己扎根于共青城了，而且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也都放弃了回上海和进大城市的机会，留在了共青城这片热土之上，继承了老一辈共青人身上的共青精神，继续无怨无悔地贡献着青春与智慧。

尤其值得怀念的是，当年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中，已经有好几位都因垦荒时感染了血吸虫而被病魔夺去生命，如原党委书记于维忠就是其中一位，还有位战友叫陈裕恒，山东大汉，人高马大。1958年因粮食紧张，吃了过多白果而丧命。他们都已长眠在了共青城的青山绿水中，但他们始终都坚守了当年许下的决心——就是一榔头打到底，建设好共青城，为建设好先导区率先奔小康而奋斗！

最后，让我用这首诗结束我的汇报：

巴茅丛生数尺高

狼嚎虎啸胆惊魂

钉螺遍地鬼唱歌

“五八”拓荒屯粮仓

养鸭起家创大业

多种经营齐发展

三中全会暖心窝

改革开放添活力

科学发展奔小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