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庆：评《1965：耀邦早春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好书《1965：耀邦早春行》。样书在手，30万字，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印象是装帧大气、精致，内容真实、亲切、质朴、感人。作为一名读者，我这么评价这部书，因为是过来人，对作者笔下的故事，经历过，读罢心戚戚焉，赋小诗抒慨：“华夏脊骨是秦岭，登高望远才英雄。百年主政官无数，几多口碑传美名？江河翻滚随波去，砥柱屹立厦不倾。‘玻璃肚子金刚心’，此诗最合君魂灵！”
《1965：耀邦早春行》并非一部时空铺排、气象恢宏的人物传纪，而是截取了耀邦中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一时（1965年）、一地（安康）所凝结的片断影像。
胡耀邦“安康之行只有短短八天”。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八天”，简直可称为一瞥。但是一滴水可以映射太阳，一个细胞可以解析基因。与通行的传纪文学一半真实、一半谎言不同，《1965：耀邦早春行》的作者没有把传主捧上神坛、圣坛，也没有将之人为地划入第几代领袖，而是实录其在安康那个短暂时日里，融汇于老百姓之中的行状与声音笑貌。阅读这部书，实际上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放进了自我生活体验，形成再创作。我认为，这部书其最大成功在于作者作为记者，深通今日之新闻即明日之历史的奥妙，勇闯“禁区”，对民间口述故事逐个核查考证，去伪存真，用实录即直笔精神著作。实录是史圣、也是中国记者始祖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的话，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用实录著史撰文，就是用唯物史观审视、批判现实，也就是耀邦终生都在践历的说真话精神。章怀太子李贤注云：“凡史官之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武帝之身。”
用实录著史撰文，在历朝历代都要冒风险。文化大革命将文字狱演为极致，长篇小说《刘志丹》致西北地区数万人受到残酷迫害，至今仍令人骇然而叹。事物是相对比而存在的。《1965：耀邦早春行》能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印行，并在止园召开这么规格、规模的座谈会，本身就标志了中国在进步，时代在前进。
我 1964年本应大学毕业，但因要到陕南汉中的西乡县参加社会实践，当“四清”工作队队员推迟了。工作队开头执行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扎根串连，围攻“根子”，整基层干部很凶；搞什么“民主革命补课”，把大批富裕中农戴上“漏划地富”的帽子。“左”得出奇，党群关系紧张。记得胡耀邦那时继张德生之后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到汉中前一天，西乡县因“四清”已死了99个人，工作总团指示再也不能死人了。很遗憾，这个县热昏头的社教运动中死的人还是上了百（最终核查所谓“畏罪自杀”182人）。陕西省“四清”运动逮扑6400多人，拘留5000多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试点县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当时，社会动荡。耀邦来陕西，马不停蹄到基层调查研究，一路走村串户一路诠释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一路宣讲“23条”一路纠正“极左”潮流，提出“六个暂停”，强调经济建设，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要求把农村“赶场”组织起来，把集市贸易恢复起来。耀邦所到之处，鼓励向前看向前奔。他讲话声情并茂，在台上比划动作，入耳入脑，极具鼓动性。
我在《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报坛撷英里收了写于2005年8月8日写的一篇文章《难忘哟，哪一场“雄雌之风”》，里头就实录了“有两个特别重大的事件深深地烙在陕西从乡村到高级干部的脑海，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挥之不去。一个是户县农民杨伟名的历史悲剧……真理虽然可能掌握在‘卑贱者’手里，而坚持真理的‘卑贱者’的下场，往往分外残酷。另一个是胡耀邦主政陕‘改革’受阻遏。……胡耀邦讲话影响了听讲的几代人的思维方式，我也终生不忘。胡耀邦在陕西主政仅一年，但却是20世纪后半叶继彭德怀、习仲勋之后，影响陕西政治生态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改革失败，具有禁锢干部头脑、助长极左思潮的标竿性质。”
在同书第一卷《一个老红军的落叶归根》一文里，我记录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中全局在胸、高屋建翎和处理长篇小说《刘志丹》问题的唯物主义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中共中央经重审查1979年8月4日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为‘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叶剑英也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文革’初期，我在西安街头上瞧见的习仲勋被当成‘黑帮’游街示众的一幕，原来有着康生制造腥风血雨的政治背景。”
在《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二卷人世镜像的《萧克上将及其小说》一文里，我记录萧将军告诉我有关他与胡耀邦交往的轶事（见该书二卷第14页—第15页）：“……长篇历史小说《浴血罗霄》出版后，萧克将军赠给故交胡耀邦一部。萧克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时，胡耀邦先后任四纵政委和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胡耀邦任党中央总书记时，有人劝他：‘耀邦是你的老下级，应该去叙叙旧。’萧将军答道：‘不去，不去，没什么事，找他干啥？’其时，他与耀邦虽然常在开会时碰面，但却从未单独访谈。胡耀邦看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曾赋七绝一首赠萧克将军云：‘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萧克于1988年12月吟成《酬耀邦同志》回赠：‘花甲履新益自珍，清风两袖勖同仁。为求实事勤咨访，不惮求知书贴身。小著何堪登大雅，尊诗恳切励斯人。平生耿介言行一，坦荡胸怀老天真。’胡耀邦是在得到《浴血罗霄》的次年辞世的。萧克忆起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仍然充满怀念之情。老将军说到与胡耀邦互赠诗词一事时，起身到内屋拿出一本《萧克诗稿》题赠记者。这当然是份珍贵的礼物。”
胡耀邦是一位爱国爱民、心口如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爱民有真伪。潮汐有涨落。凡真爱民而敢弄潮头者，民便一代又一代传着、记着，何况胡耀邦又如吾乡辛亥英雄曹印侯一样生了“玻璃肚子金刚心”！
附
《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第一卷《难忘哟，哪一场“雄雌之风”》第110页—112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8月版；陕西省版权局陕作登字2014—A—00000004号）
“……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就发生过一场批判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运动，‘陕西资本主义严重’的大帽子一直压在陕西干部群众的头上。
有两个特别重大的事件深深地烙在陕西从乡村到高级干部的脑海，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挥之不去。
一个是户县农民杨伟名的历史悲剧。
户县农民杨伟名1962年5月写成《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万言书，认为‘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建议‘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阐述了‘社会主义初期’的基本社会矛盾和党在农村工作中应施行的基本政策。中共陕西省委、中共西北局、中宣部的内部通讯都登了，最初反应较为正面。同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怀感》说：‘这篇文章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由此之后，中共陕西省委上报的文件将《当前形势怀感》定性为‘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杨伟名在政治压力下，写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后来，他以高度的政治理论敏感继续解析社会现实，批评“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因而受到‘造反派’拳打脚踢的迫害。1968年5月的一天晚上，杨伟名与妻子同时服毒身亡。先知先觉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含冤而死，还被戴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罪名。杨伟名的悲剧故事，在陕西党内外和农村广为流传。
真理虽然可能掌握在‘卑贱者’手里，而坚持真理的‘卑贱者’的下场，往往分外残酷。
另一个是胡耀邦主政陕西‘改革’受阻遏。
我在上大学时，也曾亲历过多位家在农村的同学因反映真实情况，质疑‘剝夺农民’，怀疑吃大锅饭的‘食堂化’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优越性而遭受严厉批判与惩处的事。1964年，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参加省委、西北局在陕南西乡县的四清试点。那次‘四清试点’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土改’十多年后又进行什么‘民主革命补课’，即重新将一批富裕农民补划为地主、富农成份。全县批斗万余人、‘畏罪自杀’182人（见《西乡县志》），人人自危。胡耀邦出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到了西乡，在讲话中解释，什么是走资派？就是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官僚特权腐败分子）。但是，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说，有些地方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工人、农民卖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从现在起，宣布暂停‘（干部）洗手洗澡’，暂停捕人，暂停开除党籍（注：后来将双开暂停、抓人暂停、夺权暂停，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称为‘六个暂停’）。他还说，关于‘民主补课’，补定成份，要讲策略。可戴（地富帽子）可不戴的，可以不戴；可划可不划的，可以不划；更不能采取升级（原为富农的升为地主，原为中农的升为富农）的办法。你们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要有胆有识，明辨是非，对的就干，错的就顶。不要自卑，不要认为自己是个‘芝麻官’不敢顶。胡耀邦讲话后，西乡‘四清’的极左倾向刹了车。这个讲话影响了听讲的几代人的思维方式，我也终生不忘。1964年12月，胡耀邦返回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向中共西北局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呈报了《走马到职报陕情》。他会后返陕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要把农村‘赶场’组织起来，把集市贸易恢复起来，并且搞活。不要把投机倒把和农民的互通有无混同起来，真正的投机倒把要打击，集市贸易要保护。短途运输是一项辛苦的体力劳动，这是靠人和牲畜的劳动力赚钱，而牲畜又是由驾驭者喂养，谁剥削谁呢？小城镇要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地方工业。商品的本性就是自由，就要不断流动，所以经济工作要搞活，不能卡死。卡得太死，一来增加困难，二来不能互通有无，三来不能刺激生产，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总之，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可见，胡耀邦“文化大革命”前在陕西主政的本质，在于大声疾呼思想解放，呼唤体制改革。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个人崇拜盛行的时代，阻力重重。他在安康亲笔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传达至各地（市）、县（区）委。其所规定的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惹了祸：‘（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止和撤消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西北局第一书记对这位中共陕西省代理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电话通讯》的批评意见，直报中共中央，指斥胡耀邦《电话通讯》中’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连续六次劈头盖脑、‘上纲上线’的围攻批判中，胡耀邦过不了关，省委还将他的检讨书批发给各市（地）、县委，在全省公开化。在应对批斗中，他的大脑神经因过度紧张、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出现肺部气肿。专家医生们会诊为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1965年中共陕西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在饭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叶剑英关切地问道：‘我听贺老总（贺龙）说，这个地方整人哪！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叙述经过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省委几个干部到机场送行，叶帅剑英临上飞机说：‘耀邦走喽，这个地方搞不成喽。’”
胡耀邦主政陕西总共两百多天，其中工作一百多天，挨批一百多天。直到‘文化大革命’省委工作会上，还批胡耀邦的问题是‘两条道路问题’，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是‘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曾经起草了一个《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说，胡耀邦‘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习仲勋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从此赵守一、李启明被关押起来，陈元方等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都遭受了长期的囚禁和批斗。
胡耀邦在陕西主政仅一年，但却是20世纪后半叶继彭德怀、习仲勋之后，影响陕西政治生态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改革失败，具有禁锢干部头脑、助长极左思潮的标竿性质。
文革前发生在陕西的上述两个事件，关乎中国向何处去的改革。
应该说，在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着一种‘陕西资本主义严重’的倾向性‘认知’。这种‘认知’，似乎如小学一年级算术书‘1＋1=2’那么简单，那么习以为常。假如谁在如此‘明白无误’的问题上‘思索’，则可能被认为是‘脑子有病’。在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下，观察‘文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临潼县的‘穷过渡’风，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