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揭”康生问题

1977年3月，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党校是“文革”的重灾区，而这又与一个人直接相关。这个人就是康生。在“文革”前，中央党校就由康生分管，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直接在中央党校执行康生旨意，是中央党校乃至后来的中央五七干校的实际领导人。康生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个人好恶，随意给中央党校的同志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帽子，唆使群众肆意批斗，或投入监狱，或遣送农村。被他诬陷、迫害的干部很多，有些竟被迫害致病、致死。杨献珍、王从吾、林枫等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都被康生整得下场悲惨，党校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也被康生整得够呛，甚至党校一般教员也未能幸免。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马上就听到康生迫害干部的反映。这是重大而棘手问题。因为当时康生的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他虽然已死，但中央还认定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在中央党校执行康生旨意的曹秩欧在党的十一大上还被选为中央委员。胡耀邦要平反党校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必然遇到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加上党校中“四人帮”的力量和影响，解决起来真是难上加难。但是，胡耀邦却敢于迎难而上，下决心非解决这个问题不可。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采取了很策略的办法。当时，全党全国正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胡耀邦搞揭批查的方式是开中央党校全校整风会议。考虑到康生、曹轶欧重用的人在中央党校还占据相当多的领导岗位，受“四人帮”影响思想极左的人也有很多人担任部门领导职务，胡耀邦做出一个特殊规定：参加整风会议者，不是按照级别确定，而是由各单位举派。这个办法，能使一些长期受到迫害的人也能够成为代表参加会议，既保证了会议的民主，又能够广泛听到各方面意见。代表视会议情况还可增加。一开始，会议代表仅70多人，后来会议代表达到180多人。胡耀邦还决定，整风会议分成若干小组，小组的正副组长也不是按职务产生，而是经选举产生。胡耀邦为整风会议定的基本方针是：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党员进行教育，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整风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发表讲话。虽然当时他已经掌握了康生、曹轶欧在中央党校的严重问题，但由于康生的问题还没有全面揭露出来，中央更未定性，因此，胡耀邦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康生，只部署党校内部整风，强调要分清是非，对错误和问题，不论是谁犯的，都要认真揭发和批判，不讲情面。胡耀邦为了使会议既达到目的，又能够按照正确方针进行，在会上讲了一段既有深刻道理又有很高政策水平的话：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切应以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应以某个人的意见，以小道消息，以个人得失为标准。凡是坚持原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勇于揭发、敢于批判的革命行动，都积极支持。但是，对问题不要随便下断语，任意上纲上线。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讲错了可以改。登上《简报》的个人发言，原原本本地反映本人意见，讲过的话也可以收回或修改。重要事情，都交给大家议论。

康生的问题在会议一开始就成为阻挡会议真正揭摆问题的障碍。有的同志刚刚讲一些康生领导下中央党校的问题，造反派出身的领导立即说，这是康老指示的。他们也检讨，但一切都推到康生那里，说：我们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工作中有失误。参加整风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识到，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的问题根本揭露不出来，更谈不上平反冤假错案了。

最早在会上揭露康生的，是会议代表、中央党校的行政干部王富长，他对康、曹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1977年9月3日下午，王富长第一个站出来，以“揭露康曹在党校干的坏事”为题，从十个方面揭露了康生、曹轶欧在中央党校干的坏事。在会议上有人公开点名揭露当时还被中央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康生，立刻使会议气氛严肃起来，会场异常肃静，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会议主持者胡耀邦身上，看他如何表态。

胡耀邦沉静了一会儿，用平缓语调讲话。他首先肯定王富长同志揭发康生问题，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接着胡耀邦旗帜鲜明地表态：对康生的问题可以揭发。他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胡耀邦接着说：为什么说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事关重大呢？因为康生曾是我们党的副主席，现在去世了。曹轶欧又被选为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现在又离开了党校，因此我们提意见必须遵守下面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第三条，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要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他当场决定：刚才王富长同志讲的，会议简报组可以作为这一轮会议的第一个简报增刊，不下发，送华主席。简报发出前可以由发言同志再三审查。我们对会议负责，对同志们的发言负责。胡耀邦鼓励大家说：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也可以提，可以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

由于胡耀邦在整风会上公开表态支持揭露康生的问题，康、曹二人以及“四人帮”在中央党校犯下的罪行被一件件揭发了出来，同时揭发了党校造反派头头们的问题。胡耀邦十分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要求秘书认真记录，分别加以整理，只讲揭发的事实，一概不要上纲上线，穿靴戴帽，只作必要的分类和顺序编排，并严格保密。秘书按照他的要求把材料整理出来，他认真看过之后，反复思索，最后决定向华国锋汇报。在华国锋坚决支持下，党校正式成立了党委会，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清查办公室，开始清查康、曹、“四人帮”，以及党校造反派头头的问题。

胡耀邦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他的人格魅力使整风会议效率极高。对于揭发出来的问题，边开会边清查边整理材料边研究处理办法。会议开了三个月，基本上查清了党校的问题，边查问题边做人事调整。胡耀邦对于“文革”中犯错误的人也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整风会议，康、曹、“四人帮”当权时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大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左起）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在一起。

要知道，中共中央是在1980年10月16日做出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的。而中央所以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支持揭露康、曹的问题有直接联系。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即把康生的问题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汇报，华、叶、邓都表示，要查清后解决。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胡耀邦把查清的康生问题整理好材料准备报给中央。可是按照邓小平会前的提议，在11月10日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没有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列为议事日程。自然，康生的问题也不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胡耀邦整理的材料在这次会议上派不上用场，但胡耀邦自有他的办法：他把康生点名诬陷干部的名册带到会上，放在他住房的办公桌上。胡耀邦平时要好的朋友多，会前和会议期间，很多人到他屋里串门，串门时就会发现他办公桌上的这份文件，翻开一看，才知道康生在背后阴谋打倒的人中有自己，“文革”中，很多人挨整挨斗，也是康生在背后搞的鬼，因此，在吃惊之余十分气愤。消息很快在与会者中传开，大家义愤填膺，要求公开揭发批判康生，为受害同志平反昭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同时直接点名要求中央查处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胡耀邦第一个响应陈云的发言，接着，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表态同意陈云的意见。在此情况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平反决定，并特别提到，康生、谢富治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审理。最后，经中央审查，才有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开除康生党籍等决定的结果。

在中央对康生问题做出结论的前三年，即1977年，在中央党校的胡耀邦，就通过召开整风会议方式，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进而平反康、曹制造的冤假错案，这表现出胡耀邦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极大政治勇气，也是他后来出任中组部长后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一场预演。（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