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 放30年——怀念胡耀邦同志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为我国改革开放宏图大业立下丰功伟绩的胡耀邦同志。最近，我读了满妹所著《思 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这是一本充满亲情的好书。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胡耀邦的所有党务工作、国事活动，都是围绕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进行的，他说， 这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

整顿科学院“百日维新”

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又相继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命 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经过叶剑英的推荐，邓小平决定派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同“四人帮”的斗争 中艰苦地开始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 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上不去，四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很久以来他就关注着集中国科学技术精英之大成的中国科学院，谋划着通过大力的整顿，恢复和健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当时已经是百孔千疮。原有的106个研究所只剩了40多个，北京地区170多位著名科学家，有130多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或者横遭种种迫害；有几十名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甚 至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人去解决这些纷乱如麻的问题，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7月18日，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局工作，王光伟、刘华清负责业务工作，胡克实、王屏负责政治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院汇报。 

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胡耀邦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说过去科学院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提出要“三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中小学。胡耀邦斩钉截铁地说：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生产中去？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胡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 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二 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十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正像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借题发挥说的：“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胡耀邦很快得到科技人员的信任。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 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 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太尖锐了，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 胡耀邦语含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月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 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 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8月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必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 己说话。

9月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 为《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 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 9月2 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胡耀邦首先按《提纲》 分几个部分简要汇报。李昌和王光伟也相继作了汇报。会上气氛很热烈，大家不断地插话，提出问题，共同讨论，邓小平兴致勃勃，在汇 报过程中也插了许多话。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 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是前功尽弃。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 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 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 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在“四人帮”挑动下，社会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开展 了对邓小平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由于《汇报提纲》的第五稿里有大量毛泽东语录，难以下手，“四人帮”竟将最早的第一稿拿出来作为靶子。他们动用了一切宣传机器，使用了一切吓人字眼，企图全面推翻已见成效的整顿工作。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这次科学院整顿失败，日 后被称为“百日维新”。

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

1979年元月，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那时，深圳、珠海还是房屋破旧的小渔村，胡耀邦意外地发现许多渔民家里竟有黑白电视机，当时电视机在全国都是稀罕物，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里才拥有。胡耀邦好奇 地问渔民说：“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贵不贵？”

渔民们如实告诉他：“村里常有人去香港卖菜，那里黑白电视机很便宜。只要挑几担新鲜的青菜过去，就能换回一台电视。”

还有胡耀邦又发现当时在内地人十分珍惜的塑料布，竟被香港人当垃圾扔掉，随着海浪飘到岸边来。

这两件事对胡耀邦产生了启发，他同广东领导同志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 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

胡耀邦的意见同广东各级领导一拍即合，他们在胡耀邦离开广东后即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可是，谁料到传到中央的消息竟是沿海在 搞资本主义。胡耀邦不信邪，他决定再次去当地看一看，并同当事人聊一聊。胡耀邦在广东亲眼目睹了那里所发生的大变化，习仲勋告诉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如果广东有自主政策，可能几年就能搞上去，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行，希望中央给广东一些经济自主权。那次长谈后，胡耀邦就拉习仲勋一起去北京找邓小平当面汇报。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支持广东省委领导提出在深圳等地办特区的建议。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划出部分 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从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1980年初，胡耀邦又来到深圳、珠海。短短几天实地走访，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 就搞特区。”此言一出，如掀巨浪。 在那个尘封多时 、刚刚探讨“开放”的年代，“特区说”成为保守派们的众矢之的，一度有人力陈不可，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责：“你搞的‘特区’就是‘租界’。”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当时的场景，至今都在叹服其冲天的勇气：“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援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援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 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任仲夷 当年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屡未获准。“耀邦同志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 到任广东三年后，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来到深圳特区。此时，有关特区的质疑声音不断，有人说：“深圳只剩下国旗是红色的。”面对创办初期特区遭遇的种种困惑，胡耀邦在这次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并即席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提广东的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任仲夷生前多次强调，“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人民永远怀念他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头一章就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她1989年在南宁与父亲告别时，突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她写道：“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 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的流出。”“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 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满妹不久就到美国西雅图进修。“那 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她爱人打来越洋电话告诉她父亲病重住院……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后，满妹和她的大哥胡德平在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一行人的陪同下去江西共青城为她父亲选择墓址。他们一行人往鄱阳湖边寻觅，那天细雨绵绵，他们越往湖边走，雨下得越大，当他们来到湖边一个小山包，突然天空放晴，陪同的共 青人说，这地方是整个共青城的制高点，建议在此安葬胡耀邦。可是，这红土小山包光秃秃的，只有山顶长着一棵矮小的马尾松。满妹他们不太满意这地方，要求继续转转。谁知他们一离开这山包，瓢泼大雨竟追着他们下，他们只好折回。没料到他们一回到这山包，那大雨竟 戛然而止，令在场的人都惊诧不已。胡德平对满妹说：“妹妹，看来爸爸是愿意住在这儿了。”满妹也表示同感，在场的人也都同意定在这里。在选址两年后，满妹再次来到富华山为父亲扫墓，她惊喜地发现这里已被多情的共青人建设成满眼葱郁的壮丽园林，以前他们三 次在这里种树，树全都死了，只剩下山包的那棵小松树。可自从胡耀邦来了之后，还是那土、那树苗，却种一棵活一棵，这里已经成为 一片绿色的海洋。

看来，天地还是有情的，胡耀邦安葬于一个原本不毛之地的小山包，才几年的时间这里就成了一个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有诗云： “松山翠耸立丰碑，石像塑雕显神威。面向鄱阳通江海，背靠青山照国辉。危难之时负重任，经历坎坷含怨归。虽逝十年英名在，事实总会正是非。”